钱锺书的学术联想力
钱锺书博闻强识，同时有瞬间将相同或相异事物建立关系的能力，无论制度、器物、观念、心理现象或艺术规律等等，钱锺书均有将同异事物汇聚一处进行观察的兴趣，这种学术联想力是理解钱锺书的关键，不然我们阅读他晚年庞大的读书笔记，就以为只是抄书而已。钱锺书不是抄书，他是归类，他是同中发现异，异中发现同。
学术联想力是学者最宝贵的能力，这种能力瞬间产生，无规则可寻，产生即完成，以后只是再加减的过程。学术联想力的基础自然是博闻强识，但关键是联想力，机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替代单纯的记忆，但联想力唯人独有，尤其是在那些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而实际是同异现象或同异器物的东西面前。今天人们对钱锺书的赞誉，不单是赞赏的记忆超群，更是钦佩他超强的学术联想力。
钱锺书从青年时代起，对一切由西方初来中国的事物都产生兴趣，他努力要寻找到某一事物最早是何时来中国的，中国何种文献最早记录了它们。钱锺书关心过梅毒、鸦片何时传到中国，也特别留意中国旧诗里何时出现了英文词汇;钱锺书专门写长文考证过美国郎费罗《人生颂》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他对照相机、留声机、眼镜等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器物何时传到中国都特别留意。李克夫妇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说，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中，钱锺书不开会，不参加学习，而是整天在图书馆看书，那时他最快乐的是找到了蕃薯在中国的最早记载(参阅《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在别人可能是学术追求，在钱锺书更多是一种智力活动，这是他博览群书的主要动力。超强的联想力构成钱锺书学术活动的基本特色，他思维活动的趋向不仅仅是比较，更是努力追寻人类活动中表现出的完全相同或相异的思想能力。
《容安馆札记》第51则里，钱锺书注意到早期照相机和留声机在中国传播造成的一个相同现象，即中国画师及和尚对这两种西方器物的恐慌，画师怕照相术让自己失业，而和尚担心留声机让念经没有意义。钱锺书喜读汪康年《庄谐选录》，关于留声机名称最早即在此书中出现。原文是：
留声机器
留声机器初至沪上或置诸市，赁人观听。一僧随众听之，其声了了，与人声无异，僧以为大戚。归寺，聚其徒谓曰：吾佛子自今当断种矣。咸骇问故，僧遂述所见，且曰：既有是器，则诸檀越欲唪经者，但需请高僧诵一遍，著此器中，即数十百年用此不尽，若人人如此，则吾属皆将饥饿以死，而佛教将从此绝迹，是灭佛教之起点也，将何策救之。于是徒众咸愤激，或献一策曰：宜普告诸寺，凡僧人不得对此器诵经，则凡欲唪经者，仍需延我辈，无伤也，咸抚掌称善，后不知行否?余谓此虽过虑，然余辛卯寓鄂时，见有娶妇者，不设音乐，而置八音匣于堂中以娱宾客，然则此僧亦岂过虑耶。(汪康年《庄谐选录》第14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
《容安馆札记》未引全文，钱锺书只是比较照相机传入中国后引发的一些现象，感叹“可与画师之叹摄影参观”。对新器物传入最敏感的总是与此器物本质功能具同一原理的群体。
《庄谐选录》直接用了“留声机器”名称，而更早些时候，张荫桓在《三洲日记》里也记载了一种特殊器物，不过他没给这个器物命名。钱锺书非常熟悉《三洲日记》(著作中经常引用此书)，但关于这种特殊器物的记载，似没有引起他特别注意。
《三洲日记》在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寅(1886年6月23日)有这样一条记载：
鸟约富人阿边好博，其子好冶游，另赁华庑以居，忽一夕，阿边与阿洛对局而胜，得采二十万元，阿洛无现资，书券限三日交银。翌日阿边寻其子新居，阿洛尾之，阿边父子诟詈甚激，其子贸贸焉迳附火车赴费城去。阿洛突入，索阿边还其债券，阿边愤甚，诋之不虞，阿洛手刃相从也。阿边被刺，阿洛即从阿边夹衣内检债券裂之，自掩房门而去。房主人妇闻诟詈，知其父子不能相能，晡时无动静，乃推门入，见阿边被刺于榻，仓卒报官。差拘其子，人证凿凿，其子遂抵罪。
这个案子本已了结，但忽然节外生枝。它的被推翻则是因为一种特殊器物的出现，张荫桓在日记中接着记述道：
忽有人名多士，手携一机器至公堂，一触而动，当日阿边父子相詈之声、其子出门步行之声、阿洛开门与阿边诋讪之声、阿边被刺呼痛之声，阿洛将刀拔出用纸抹刀之声，一一传出，于是问官，乃知杀人者阿洛也，乃宥其子，别执阿洛。此种冤狱，赖此机器平反，异矣。盖多士本与阿边之子隔壁住，是日正将传话机器试用，适阿边来寻其子，喧嚷不堪，多士虽遂扃钥房门，信步他往，欲俟声息稍静乃返，忘却窒止机轮，乃回房而机动如故，所传悉阿边父子相詈、阿洛行凶之声情，及闻阿边之子定狱，因携此机器至公堂为之昭雪。(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3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张荫桓日记中记载的“传话机器”，应该就是“留声机器”即后来的录音机。
钱锺书晚年的学术笔记，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读书摘录，而是包含了他全部学术联想力的一部集大成巨著，他以丰富的学术联想力，提供了大量原创的学术线索，有他这样智者的引领，中国学术的宝库一定会越来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