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报告文学作家应争当时代歌者
报告文学“真实而又文学”的写作特质，最适合追寻“初心”，记录“初心”，这是新时代赋予报告文学作家光荣而神圣的使命。面对新的命题，应该融入时代洪流，争当时代歌者。
《中国海军》，黄传会、舟欲行著，中译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第一版，128.00元
作家访谈
采访约在海军大院的办公室。深秋的树木在风中起舞，操场上不断传来战士训练的口令和脚步声，为略显萧瑟冷清的秋日带来振奋和激情。
黄传会在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工作了四十年，他依然习惯在位于走廊尽头的那间办公室写作，窗外不断传来的战士们的操练声似乎能给他的写作带来某种灵感，能为他的语言注入明亮、简洁、钢性的特质。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兵，黄传会关注伴随着新中国一起发展壮大的人民海军，也关注底层百姓、国计民生。因为报告文学，他抵达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抵达不到的万里海疆、万水千山，也阅尽了原本无缘得见的人间百态。
有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那种关注历史进程、关注民众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忧患国家与民族前程的作家，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
黄传会认同这一观点，他也一直努力这样去做。他说，一个民族需要品格，更需要精神。
中华读书报：您从福建到北京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时是什么情况？
黄传会：当时海军创作室实力雄厚，王恺、高原、叶楠都在，名家云集。高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灯塔风雨》，非常有影响。他告诉我，为了写这篇散文，他把东海的灯塔站都访遍了。这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从旅顺口跑起，用了三年的时间，基本上跑遍了有海军驻守的岛屿。我去过河北兴城外面的小海山岛，那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靶场，上面只有一名守岛战士名叫蔡德咏，他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坚守了十年。后来我写了短篇小说《设有靶标的小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拍成电影《天涯并不遥远》。
中华读书报：那个时期的创作是什么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报告文学？
黄传会：发表了很多作品，也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但是那时候主观意识不强烈，什么都在摸索。80年代末我们家乡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农民盖在海堤上的房子被县里拆掉，他把县府告上法庭，引起全国轰动。我回到老家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挑战者号”——首例民告官案》，发表在《当代》。在家乡期间，我同时感受到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紧接着又写了《中国一个县》。这两本书写完，我发现自己的气质更适合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深入生活，紧跟时代。
中华读书报：您关注教育的几部报告文学引起了广泛关注。
黄传会：1990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实施希望工程，秘书长徐永光希望我写写希望工程，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呼吁呼吁。我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从大西南到大西北，跑了7个省（区）的二十多个贫困县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这部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冰心老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请大家都来读黄传会的希望工程》。书中写到广西一个小山村五位女童渴望上学的故事，后来这个小山村收到了26万元爱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希望小学，修起了一段公路，架起了几公里的输电线，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老百姓说希望工程让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黄传会：感触有很多。一是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让人担忧；二是我们的作家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对山村教师的处境关注太少，采访的同时我接触了很多山村教师，他们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待遇很低。如果我们用蜡烛形容老师，山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点燃的蜡烛。越深入底层我越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尽管作家没有权和钱，但我们可以用手中的笔为他们呼吁。
中华读书报：当面对新的命题，您怎么把握？
黄传会：每个时代都存在让人们最感焦虑和痛苦的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事件，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甚至历史前行的方向。如果作家由于恐惧或傲慢错过是一种失职。当然，报告文学姓“报告”名“文学”，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文学性。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黄传会：“文学性”主要指结构、语言、细节等，徐迟、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在这些方面堪称典范。如何提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思考的问题。
什么是纪实，什么是非虚构，各种关于文体形式的讨论很多，我们需要对文体进行思考，更需要对文本进行思考。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忘记历史又最需要历史的时代，人的身体行走太快灵魂跟不上的时代。文学恰恰具备了寻找灵魂的功能。而报告文学“真实而又文学”的写作特质，又最适合追寻“初心”，记录“初心”。这是新时代赋予报告文学作家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中华读书报：今年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也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有着45年军龄的“老海军”，您创作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作品。能具体谈谈吗？
黄传会：现在我们在进行“牢记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我觉得“不忘初心”，首先要了解“初心”。如果我们的年轻官兵不了解这支舰队从何起航，经历过的惊涛骇浪，又怎能理解我们的前辈创建人民海军的“初心”，更谈何忘不忘“初心”？令人堪忧的是，海军前辈在初创时期铸造的那段火与血的历史，渐行渐远，慢慢被淡漠，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
举个例子，“4·23”是海军诞生日。几乎所有的海军史都写到，接到组建海军的命令，张爱萍在白马庙召集了成立大会，并做了主旨发言。后来，我有机会采访了张爱萍当年的秘书，他说：“哪有这种事，‘4·23’那天，正是百万大军过大江，又赶上江阴国民党海军起义，张司令员带着十三人的先头部队，急匆匆赶往江阴，根本来不及开什么成立大会。站在八圩港码头上等待渡船，张司令员点了点人数，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我们先头部队人员全部到齐了，五名干部加八名战士，一共十三人——这可以称之为全世界最小的一支海军了！’”
这种亲历者的讲述，比起海军史想当然的记载要真实、生动得多。然而，关于海军诞生日的记载，以讹传讹，还将继续相传下去。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忘记历史又最需要历史的时代，人的身体行走太快灵魂跟不上的时代。文学恰恰具备了寻找灵魂的功能。而报告文学“真实而又文学”的写作特质，又最适合追寻“初心”，记录“初心”。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2019年推出的《中国海军》？
黄传会：这部作品作为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献礼，增加了三部分内容，辽宁舰、亚丁湾护航和南海大阅兵。70年前，中国人民海军在渡江战役的战火硝烟中诞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成为国家的海上钢铁长城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蓝水海军”。时至今日，人民海军有了环球航行，有了亚丁湾护航，有了航空母舰，有了南海大阅兵，大长了军威国威。
中华读书报：请给我们谈谈近年来海军的变化？
黄传会：随着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的贯彻，随着国力的增强，近年来海军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辽宁舰入列，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海军遂行的任务越来越多，官兵们的素质不断提高。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这支我原本非常熟悉的部队变得陌生了。我们过去常说军队题材创作是“农家军歌”，现在官兵的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生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还有不少硕士、博士舰长，他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视野也开阔了。问水兵们去过多少国家，有的说七八个，有的是十几个。一位士官长告诉我，他当兵二十年的航程，抵不过一次亚丁湾任务的航程。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走向深蓝”。
中华读书报：这种陌生感，是否对您来说有一种挑战？您在为中国海军立传的过程中，是怀着怎样的心态？
黄传会：面对新的使命，新的人物，采访量增多了。听他们讲故事，讲感受，讲经历，感受他们的情感世界。每次接受新的任务，我都很亢奋，同时又冷静。我像将军一样调集各路士兵，不断寻找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最典型的故事才能拔动读者的心弦。
中华读书报：作为海军作家，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您是否有一种使命感？
黄传会：195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海军曾选派257位官兵跟苏联海军学习潜艇，当时这些学员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连什么是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知道。苏联教官很无奈：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懂，怎么学潜艇。然而，就是这些官兵，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用了三年时间，组建了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我曾经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走访“老潜艇”，在海军档案馆沙里淘金，打捞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创作了《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一位“老潜艇”读完《潜航》感慨万分,在电话对我说：“你不写，这段历史就没了。”我听出了一种悲壮，同时也感到了一种使命。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一部接一部书写，就是因为有一种使命感。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创作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有怎样的独特性？
黄传会：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一生能写多少题材？我写了三十年，才不过写了十来个题材。要珍惜你觉得值得写的每一个题材，要千方百计将它打造成一件件精品力作。我的作品充满正能量，很阳光，能让读者心里一动。近几年，比较注意文学品味，每次为了找到最佳叙述方法反复琢磨，精心结构。翻过来、倒过去，怎么开头，怎么发展，怎么结尾，就像盖房子，先要把结构搭好，结构搭好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同时还要去寻找那些独特的“带文学意义的细节”，精心打磨语言。
中华读书报：关于采访，您所关注的内容，其实采访起来有很大难度，尤其是底层的百姓。您认为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具备哪些条件？
黄传会：报告文学采访，学问很深，是对写作者的一种综合考量。当年为了写希望工程，我跑了七个省（区）的二十几个贫困县。写《中国海军：1949—1955》，泡档案馆、资料室，光初创时期的电文就读了个把月。还得跑干休所，抢救性地采访那些年迈的亲历者。写《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我就住在舰上，和水兵生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来，您一直在探索如何抵达报告文学更高的境界，可否谈谈您的创作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黄传会：我的创作风格并没发生很多变化，我思考比原来更多。写得比原来更少。我想写得比原来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