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看广东】徐义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做出版行业里的守望者

　    虽隔行如隔山，却难得喜欢，2006年徐义雄从教师转型做出版人，屏气履薄冰，转企改制涤荡沉疴旧律；积年之功变，只为出版行业守住一份组织信任、群众期待。

　　徐义雄，暨南大学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荣获“南粤优秀出版人物”、入选广东省“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被评为“广东省优秀企业家”。

　　筚路蓝缕，破解困局

　　“2006年我正式进入图书出版行业，当时暨南大学出版社正面临发展困境，现金流仅为38.2万元。”徐义雄回忆担任暨南大学出版社负责人时介绍，“到了2019年建社30周年座谈会上，各个部门整理了十几年来的重要数据，看着屏幕显示的百余个项目、获奖，过亿的净资产和8000万元的现金流，百感交集之时也深感功成不必在我，勿辜负所望就够了”。

　　回望来路，深深感慨：立社维艰、发展不易。上任之初，暨南大学出版社内外交困，就连现代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同工同酬”，都难以全面施行。为带领出版社走出低谷、步入正轨，他艰难“破冰”，以战略规划为先、以制度建设为纲、以质量建设为本、以队伍建设为要，研判市场变化、洞察发展趋势，培育本社特色和优势，制定十年发展规划等；坚定推行制度管理创新，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较早实现“同工同酬”，岗位与薪酬制度完全与学校脱钩；全面梳理流程、建设信息化系统，形成了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控制成本的内部运行机制；实施“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倡导“价值出版”理念，培养专业品牌编辑团队，打造特色出版精品，探索出版与新兴科技融合发展之路……

　　回忆那段日子，“一次次的会议讨论，一轮轮的谈话工作，多少个难眠之夜”“细抠每一个环节才发现图书出版业的复杂与艰难”，事业要用心经营，实绩是靠双手做出来的。

　　坚守价值，特色立社

　　徐义雄认为，在出版行业，尤其是大学出版社，图书产品的特性和大学出版社的特殊使命，让社会效益天然成为衡量发展的首要标准。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小规模大学出版社即将面临的行业洗牌，果断确立特色立社的发展思路。立足侨校，打造“侨”字特色；立足广东，深挖岭南特色。他坚信，出版社不仅仅是一个经营主体，更是一个负有政治、文化、经济使命的社会组织。“十多年来，我们坚决杜绝买卖书号，倡导出版物精品化、系列化。”“大学出版社要坚持学术立社、特色立社。”

　　2007年即开始规划大型丛书《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至今五批全部获国家出版基金立项，华侨华人研究选题屡次入选国家主题出版项目；深耕岭南地域文化，从《岭南文化书系》到《潮汕文库》，已涵盖十余个子系列数百种图书；坚守语言文化阵地，“中国印象”书系、“语言服务书系”“华文教育系列”精品迭出……一个个“拳头产品”无一不凝结了徐义雄和专业编辑团队的心血。

　　2018年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系目前行业最为明晰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体系。“暨大出版社每年的考核都在90分以上，达到优秀，这得益于多年来的业务布局、结构优化、资源积累和严格内控。”在徐义雄看来，这是属于出版人的一份名为“坚守”的喜悦。

　　守好本业，天道酬勤

　　图书是知识传播、文化传承的载体。对出版社来说，编辑队伍的培养尤为重要，编辑的综合能力水平体现了一家出版社的综合竞争力。

　　从业十四年，徐义雄反复向编辑灌输价值理念、精品理念、专业化理念。“专业化既包括出版技能、服务的专业化，也包括学科知识的专业化。做图书编辑要‘专’，要能够钻研一到两个专业领域，同时苦练笔头功夫。胜任文稿工作后，再汲取更广博的知识，如新业态、新技术、新应用，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无论是‘杂’还是‘专’，编辑终究要守好本业，练就扎实的出版功底、积累深厚的专业知识。”

　　谈及对年轻编辑的培养，他更显语重心长：“一个新人进入出版行业，往往要经过三年甚至更久的培养，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编辑。只要能沉下心来，钻研技艺、深入学科、了解行业，就能迎来收获的一天。”

　　他说：“出精品图书，顺便带来利润。”言语通俗，却道破了图书出版的立身之本：具有社会效益的图书定会带来经济效益，实现双效才是文化企业长足发展的基石。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出版人的天职；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家的责任。截至2020年，暨大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省部级精品出版项目等方面，数量、质量都位居大学出版社前列；连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入选首批“广东省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第一批广东省“5G+智慧视听”网络视听产业试点机构。（刘欣宇、吴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