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边疆驻村，我在读汪曾祺
作者：毕亮（80后作家，《伊犁河》杂志副主编）
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刚推出时，我被派往汉宾乡英买里村驻村。在此之前，我刚收到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的同学给我寄赠的一套全集，“都是汪迷，何必客气……”
于是，这套书和汪先生的《文与画》等几本选集，就随着被褥等行李一起来到了村里。
村子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汪曾祺曾来过这里，时间在1982年夏秋之际。当时，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三位老友在《北京文学》编辑李志的陪同下有了一趟行程近两个月的西北新疆之行。一路上，他们走得比较辛苦，也不算顺利。汪曾祺在1982年9月22日起写的新疆行散文《天山行色》中几乎没有涉及。倒是多年后，同行的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提到此行，并细述了过程，才让我们有所了解。
《天山行色》可以说是汪曾祺游记散文中的名篇，其中大部分笔墨留给了我正生活的伊犁。他们在伊犁访问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尼勒克县等地的农村和牧区，还在伊宁市召开了读者见面座谈会。汪曾祺等人在座谈会上都有演讲，经记录整理刊发在当年的《伊犁河》杂志上，汪曾祺的文章题为“道是无情却有情”。距离初读汪曾祺的几年后，我到了《伊犁河》杂志供职，专门找出当期杂志看这篇短文。杂志上刊发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被汪先生收入《晚翠文谈》时做了细微改动。新版《汪曾祺全集》中，此文被放在了第九册“谈艺卷”中，并注释：“本篇原载《伊犁河》1982年第4期，据作者在伊犁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与会者还有邓友梅、林斤澜等；初收《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汪曾祺一行到伊犁，给当时的伊犁文学界留下了诸多佳话，尤其他们三人在伊犁的文学讲座，当年听过讲座的人多年后提起来还津津乐道。边疆的人文风情，也给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晚年多次在文章中都有提及。也是在《文与画》中，我还看到汪曾祺的两幅与伊犁有关的画，尤其后一幅，画于去世前一年，从题画文字来看，汪曾祺对当年的伊犁之行，念念不忘。多年来，我不断把他的《天山行色》等文章和画找来看，每一次都能感觉和我爱读的作家之间，距离是如此之近。
初到村里，各种不适应、不习惯接踵而至，有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也有阅读写作上的。几人一间的宿舍里，一张桌子，人来人往。因为吃住在村委会，只待夜深人静后，我从住的三楼回到白天上班的二楼办公室，摊书细读，静静品味。
有次调休，从家中回村里时，我从书架上抽出他的《草花集》放到了随行的包里。这书薄薄的，很适合随身带着看，随时抽出来都能读几页。在村里，我也常如汪先生一样，“辛苦了一天，找个阴凉的地方，端一个马扎或是折脚的藤椅，沏一壶茶，坐一坐，看看这些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工作之余，如此生活，倒也自在。
在村里，我的状态和汪曾祺的“随遇而安”比起来，境界到底差了许多。此时重读他的《随遇而安》，又是另一番感受，心态很快就调整了过来。以前没怎么觉得，十年来持续读汪曾祺，他的文章和生活态度，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这在驻村时体现得更明显。
有时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或者住户家的炕上，就着台灯翻几页《汪曾祺小说选》。多年前，汪曾祺也是这般躺在沽源的炕上看《容斋随笔》的吧。有一天晚上，我住在村民家，下着雨。听雨打铁皮声，无端想起汪曾祺的《星期天》，“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雨夜忆起的往事，易生感触，继而形成文字。
也是在《随遇而安》中，汪曾祺说，四处走走，你会热爱这个世界。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学着慢慢观察生活。
有一次入户路上经过一条僻静的巷子，路边长着一丛嫩蝎子草，我择下嫩头，学着汪曾祺拌菠菜那样拌了一盘蝎子草，大快朵颐。“生活，是很好玩的”，一旦放平了心态，发现了生活，真是好玩的，在村中尤其如此。
村里许多人家都种喇叭花，或门前，或院中，就是汪曾祺写到的晚饭花。而巷子也很像汪先生笔下的李家巷，巷子两边开着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我在入户走访时看到它们，觉得亲切。巷子里嬉闹的孩童，在花丛边跑来跑去。走在巷子里，会想到，迎面碰到的少男少女里，是不是有汪先生笔下的李小龙、王玉英？
在村里的四季，总会遇到许多老人蹲坐在门口，冬春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就静坐着，他们都如《闹市闲民》里的“活庄子”。我也试着学习汪曾祺的笔触，来了解、记录下这些闹市中的“活庄子”。
我读汪曾祺，常被他细微之处的人间情怀打动、感动。十多年间，我一次又一次地翻他的作品，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写作，说到底还是要讲情怀的……你看，汪曾祺的影响就是这么无处不在。在村里，在生活中，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3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