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施康强：我们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施康强

　　施康强译著

一

　　施康强匆匆辞世已有多月，眼前不时浮现和他交往的一些情景，最忘不了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的文字：十几年前，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文章传到巴黎，令我忆起上世纪60年代和他同乘火车回上海的一些对话。那时，出版界气氛比较祥和，推出了不少外国名著，刚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傅雷的译作也受大学生喜爱。施康强和我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法语系学生，他比我高三级，是有名的才子，因为都来自上海，暑假回家有幸同坐一班火车，路上听他大摆龙门阵，我是低班的，自然只有听他说的份儿。记得他对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界颇多评论，说有的老先生在译作中大段大段漏译，有的老先生看见风景描写就跳过去，等等。他批评的老先生也有北大的老教授，也一律不吝。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傅雷的推崇。他说，文学翻译中的精品就是傅雷的译作，我们恐怕一辈子都赶不上。

　　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50岁到70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不仅提倡，也确实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话比起他四五十年前在火车上随意的评论要深刻、完备多了。

　　在中国众多文学翻译家中，施康强从大学时代开始，直到他从事翻译几十年，都在推崇傅雷，他甚至认为，“在傅雷之后，或许有几部译著堪与傅译比肩或抗衡，但是像傅雷那样倾毕生全部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事业，其译文在母语中成为典范的大师，怕是很难产生了。”他不无嘲讽地指出，傅雷之后的文学翻译迎来了空前繁荣、高手如林的盛况，也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尴尬，许多译本成文草率，乃至错误百出。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出版社的原因，也有译者本人的素养问题。出版社为抢占市场，往往限定译者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万字。而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除了熟练把握外语和驾驭母语，还需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储备。当代翻译家中不乏外语专家，但是少见通才。

　　施康强一辈子都在做翻译工作，更多的是在外文出版局与中央编译局从事中译法的工作。学习外语的人都知道，翻译中最为困难的便是中译外，尤其像施康强这样的人，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在国外生活，对所译语言缺乏直接的体验。难怪他在晚年曾经谈到他和青年译者的一些差别时，很为痛惜自己年青时没有机会到法国深造，到五六十岁时偶尔到巴黎也很难弥补语言上的亏缺。尽管如此，1992年我在巴黎和施康强相见时还是以朱生豪为例，着实夸奖了他一番，把他比作当代的朱生豪，虽然没有在法国的生活经验，依然译出最有品味的法国文学瑰宝。如同上世纪40年代的朱生豪，从未踏出国门，只是躲在书斋里，硬是拿出十多集的莎士比亚诗剧译作，成为享誉数十载的名篇。

二

　　我们今天谈论施康强的翻译，更多的是侧重他的法译中的部分，这是中国读者会面对的。改革开放几十年，外国文学翻译界新人辈出，像施康强这样教育背景的译者渐渐淡出。但是，施康强的译笔毕竟占领中国文学界半个世纪，仍将影响几十年。粗略计来，施康强出版的译著有：(清)黎庶昌《西洋杂志》(中译法)、《萨特文论选》、巴尔扎克《都兰趣话》、阿兰《幸福散论》、雨果《巴黎圣母院》(合译)、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合译)、让-雅克·白罗松《法郎士私记》等。

　　施康强曾经表示，没有一个民族像现代中国人那样，给了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那么高的荣誉，我们给名作家出文集、全集，也给名翻译家以他们的名字出译文集：《傅雷译文集》《杨绛译文集》等。还有一套中国名翻译家自选集。这些译家让读者一看就放心、就喜欢。施康强接着反问，社会如此厚爱，译者们又是如何回报呢?一个译者出大名，需要才情、学问、勤奋、机遇，更需要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

　　做翻译绝对需要才情、学问、勤奋和机遇，中国近百年学习外语的何止百万千万，真正能够成为翻译家的又有几何?能够像傅雷、钱锺书的又有几个?一个成名的翻译家翻烂字典的例子实在太多，施康强的学长兼挚友罗新璋每天4点起床，苦译3个小时才去上班的情景多次被施康强提及。

　　施康强从开始翻译工作，便遵循傅雷的主张，以严谨的精神对待每一部作品，他从大学时代便以读书面广、知识精深著称。但是，他善于利用工具书，查询各种不同的字典、尤其是外文原文词典，多方比较，求得最准确的中文翻译。我记得自己在当年翻译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索莱尔的小说《挑战》时，常常因为把捏不住求教于他，都能得到很好的回答。

　　施康强一辈子都在勤恳笔耕，以自己的译作实践了他主张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在他的一些散文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一些规则。

　　比如，他在《等待林琴南》一文中认为，一部中国翻译史，是必须从林琴南写起的。人所周知，这位畏庐先生，冷红生，不懂任何一种外文，全靠他人口述，他用古文笔录，润色成书。他的文章确实漂亮，投合当时读者的口味，所以林译小说不胫而走。严复精通英文，也用古文、更古的古文译外文，提出并奉行“信、达、雅”的三重翻译标准。不过，他译的都是社科名著，不能算是文学翻译家。施康强接着说，五四后，白话文一统天下，文学翻译有直译、意译两派之争，官司一直打到现在还打不清。最新的说法，译家分“等值”和“再创造”两派，视译者的审美趣味而异，读者也因其趣味不同而有所倾向。两派都是严肃的译家，风格有差异，谈不上孰优孰劣。不过，“等值”代表翻译的最高境界，恐怕谁也达不到。所谓等值派的译家，实际上指的是他们比较贴近原文的形式和字面上的意义。其实，在施康强看来，不论是等值的还是再创造的翻译，都是严肃的翻译。只要严肃翻译，风格可以多样，不必求得一样。他最痛恨的便是翻译界中常见的“抄译”，将现有的译作改写一遍，这是万万不可倡导的。

三

　　施康强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不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都是高手。可是，他为人谦和，有的翻译内容，他不敢涉及。这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成名作《繁花》。虽然他对《繁花》很为喜爱，评价甚高，却跟我说，他没有能力将《繁花》译成法文，我当时颇为愕然，心想，你驰骋译界几十年，从小生活在上海，后来到北京读大学，便一直定居京城，应该对吴语京腔颇为熟悉，又精通法语几十年，怎么就译不了《繁花》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因为金宇澄的作品中，有许多用词没有办法在法语中找到对应。如果找不到相对应的法语，便会失去《繁花》的韵味。他说，翻译的一个最重要要素，便是尽最大可能保留原著的韵味。

　　施康强一辈子以翻译为职业，但是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散文家，而不是翻译家，这当然和他的兴趣有关。他对于自己几十年翻译官方文字的作为感到无奈，更愿意自由挥洒，随意为文。

　　施康强很注意不同领域的翻译，并作出简洁点评。例如，他颇为赞赏电影界的翻译，因为电影具有更大的市场效应，电影的名称要抓住观众的心理。以前好莱坞的片子在上海公演，有关公司便会招待一些文人先期观看，在宴席之后沐浴休息，再邀请他们分别说出片名，再张榜公布，赢得观众。施康强认为，诸如《魂断蓝桥》《孤星血泪》《三个火枪手》的译名，电影翻译家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文学翻译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