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

内容提要：

　　谭献《复堂日记》在流传过程中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经谭献亲手编定刊行的八卷刻本，一种则是被刻本长期遮蔽的原始稿本，二者在性质上分别归属于子部和史部。在实现由史部到子部的跨越过程中，谭献对原始稿本做了一系列的文本重塑工作，如原始材料的剪裁、现实语境的消除、条目内容的重组等，以达到文本内容的客观性、序列化效果。与此同时，谭献还对所选条目做了大量事后的润饰，小到个别词句的替换，大到整段内容的删削。稿本日记中对于先贤、时人的尖刻批评，在刻本日记中完全被抹除，某些激烈轻率的语句一变而为中立、平和。《复堂日记》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著述”，谭献多褒少贬的温厚学者形象也由此得以树立。

关键词：

　　《复堂日记》 编选 删改 文本重塑

　　在《清史稿·艺文志》子部杂家杂考类，著录有谭献《复堂日记》(八卷)一种，其书与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及陈澧《东塾读书记》等札记体书籍并列。刘锦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丁氏《八千卷楼书目》亦将此书归于子部杂家，只是一在杂纂类，一属杂说类。其友马赓良在为是书作序时亦云：“仁和谭仲修先生撰《复堂类集》如干种，一种六卷曰《日记》，则札记之书也。”[1]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的认知里，《复堂日记》并不是一部“排日记事”的个人私史，而是一种“成一家之言”的著述。但是，徐彦宽所刊《复堂日记补录》《续录》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种一致性，二《录》中时间信息的重现，还原了《复堂日记》原初的形态。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一种困境，即现今合并整理的通行本《谭献日记》，在传统目录学中已难以单纯地归属于史部或子部。[2]当然，分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重点在于，八卷本是如何完成这种由史部到子部的跨越的。稿本《复堂日记》的存在，正可以引领我们进入到著者的秘密工作室中，观察一个文本由发生到成熟的丰富过程，探究文本背后所隐藏的隐微心曲[3]。

一、《复堂日记》的版本系统

　　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署秀水教谕，历任歙县、全椒、怀宁、合肥、宿松等地知县。曾为浙江书局总校、诂经精舍监院、经心书院讲席。一生博极群书，尤致力于常州庄氏、会稽章氏之学。《清史稿·文苑三》有其传，评曰：“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平生以诗、古文辞著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4]，尤工于词，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推尊之为“托塔天王晁盖”[5]。其著述之已刊者有《化书堂初集》三卷附《蘼芜词》一卷，《复堂类集》文四卷、诗十一卷及词三卷，《箧中词》六卷、续四卷，以及《清史稿》所谓“凡所论著，櫽括于所为日记”[6]的《复堂日记》。

　　《复堂日记》现存版本可分属刻本与稿本两大系统，其中刻本有六卷本、八卷本、《念劬庐丛刻初编》本之分，稿本亦有誊清稿本、原稿本之别。单就刻本而言，六卷本始编于光绪五年(1879)七月初五日，是日日记云：“选录日记始事。”[7]至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基本录毕。所录起于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日，止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以年份为先后，共选录条目813则。各年份间多寡不一，多者99则，少者才11条。条与条之间不相连属，也没有标明具体的月日信息。内容基本为“循诵载籍，谭艺之言”(《谭献日记》卷一，第5页)。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始付刊行。同年八月十九日，罗榘以冷摊所得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至同治二年三月日记手稿一册交还，于是又有续录之举。续录刊载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同治二年四月、光绪十二年九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日记中所选条目258则，分为两卷，光绪十八年(1892)刊刻时与前六卷合并，收入所刊《半厂丛书初编》中，是为八卷本。此八卷为谭献亲自选录、编定。谭献去世后，日记原稿为徐彦宽所得，徐氏又从中汰芜存英，辑刻《复堂日记补录》二卷、《续录》一卷。《补录》起自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七日，止于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续录》起自光绪十八年正月十四日，迄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七日[8]，是为《念劬庐丛刻初编》本。2000年，范旭仑、牟晓朋合八卷本、《续录》及《补录》为一编，标点整理，列入《近世学人日记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又修订更名为《谭献日记》，收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是为今天最为通行的版本，也是学界所认为的“全本”。

　　事实上，在刻本之外，《复堂日记》还存有多种稿钞本，其一即南京图书馆等地所藏原稿本。其中南图藏本五十七册，为徐彦宽旧藏，各册均钤有“徐彦宽章”“薇生所好长物”二印。每册几乎均有定名，如《独漉小记》《金门日录》《天都宦记》《云鹤纪游》等，偶有简短题识或小引说明得名由来，如《迎阳二记》卷首云：“前记题以《迎阳》，以始于发春也。出门三阅月，萧斋息影，书牖南向，浪霖得晴，节物又端阳矣。乃仍之曰《迎阳二记》。”[9]类此者尚有《南园日记》《三上记》《冬巢日记》等。日记用纸大都形制不一，行草书书写，且多有污损涂抹之处。日记始于同治元年闰八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九日，除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二十八日至除日、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光绪六年(1880)八月二十五日、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朔至十二月十日、光绪十二年七月朔至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朔至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三十日、光绪十九年九月朔至除日、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一日至除日、光绪二十二年元月至十月三十日等数段日记缺失外[10]，四十年间，几乎未有间断。而南图所缺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光绪六年八月三十日日记可据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补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九日至十月三十日日记则存于浙江图书馆。至此，《复堂日记》原稿可知者已有六十册[11]，基本可称为全璧。

　　除此原稿本外，南图还藏有《复堂日记》的誊清稿本一种。此本两册，为钱基博旧藏。扉页有其题识云：“此系刻入《半厂丛书》中之《复堂日记》一之五(六之十)五卷稿本，起同治癸亥(迄光绪乙酉)，乃摘录日记中之涉于读书者。”[12]与刻本相比勘，除了在分卷上有所不同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较多钩乙涂抹的痕迹。凡钩乙涂抹处，在刻本日记中均予以删削。如光绪十年(1884)“行县道中，阅桐城戴名世田有《南山集》写本八卷，少时知邵位西丈有此集，不暇过读。今年桐城人以此求售，始展卷，波澜意度，亦云雅健。叙事繁简有矩度，不必在方侍郎下。检点不敢放言，似狷者也，而以狂获罪。往在闽，见《李寒支集》，矫健奇恣胜戴氏，而不免伪体，世亦止写本流传”[13]一条，刻本无。类此者凡二十四处。这一系列版本的存在，为考察日记由稿本到刻本的文本演变提供了坚实的版本基础。

二、《复堂日记》的编选与文本重塑

　　八卷本《复堂日记》是经过谭献删节而成的另一部书，有日记之名而无日记之实，这一点在日记的一开始就有明确说明，同时也在后世的书籍著录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事实上，对于《复堂日记》的体式，谭献在日记的早期记录过程中似乎就有了鲜明的自觉，其同治七年(1868)九月二日日记云：“前日借施均父《居易录》来，舟中阅竟。名言文句、国故朝章，随手编录，要自有义法。予欲仿此体为日记。”[14]可见，谭献最初选定的典范是王士祯的《居易录》。《居易录》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其书以论诗、读书之语为主，又杂记时事，兼及差遣迁除[15]。这与今天所见通行本《复堂日记》颇为相似。也就是说，八卷本完全是谭献有意识编定的一部“著述”[16]。关于这一“著述”的成书过程及删削策略，从稿本隐退、刻本生成的那一刻开始，似乎成了永恒的秘密。而稿本的重新发现，给解码这一文本提供了充足的文献依据。

　　在由稿本到刻本、从史部到子部的衍变过程中，所牵涉到的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取材。就容量而言，稿本有六十册(大约一百二十万字)之多，而八卷刻本充其量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面对内容如此丰富且多样化的文本，不同的编选策略，形成的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书。当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对于著者已选的具体条目，应当尽量避免用恰当与否去衡量，因为稿本中确实还存有大量现在看来更具价值的史料，但八卷本毕竟出于作者本人之手，他拥有对内容去取的相对权力。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稿本与刻本的充分比对，勾勒出他对已经选定的文本做了哪些改动，从而探究《复堂日记》为何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样貌。

　　日记最鲜明的特点即所谓的“排日记事”，其最原始的功能亦在于备忘，要实现这两点，都不能缺乏叙事所必需的三个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旦消失，所记内容自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参照，日常所见、所闻、所感的历时性记录，也由此转换成共时性的陈述，语境与情感由此被抹除。谭献在重塑日记文本的过程中，就有意删除了所记事实的时、地、人等信息，从而达成内容的条目化、客观化效果。如同治六年十一月六日所记“读韦庐诗，如嚼冰雪，临江乡人之匹矣”(《谭献日记》卷二，第36页)一条，在稿本日记中为：

　　市上冷摊买得《韦庐诗》三册，秀州三日留，所得止此。晚饭后望月，作《忆女》诗：“生汝过三岁，从无百里分。月如娇女面，人看秀洲云。索果耶频唤，敲门笑已闻。今宵依母膝，不见母欢欣。”读《韦庐诗》，真如嚼冰雪也。(《复堂日记·冬心游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7册)

　　可知《韦庐诗》乃谭献同治六年十一月游嘉兴时于冷摊所得。诗集为李秉礼所著，分内集四卷、外集四卷。李氏诗宗法韦应物，多以幽静凄美之景寄托孤苦、空寂之情，风格清迥。谭献此时正宦游嘉兴，与家人异地，夜凉望月、思念女儿之余，展阅此卷，故有“如嚼冰雪”之感。如果没有稿本日记的映照，很难想象它后面的具体情境。除此之外，不难发现，稿本日记中并无“临江乡人之匹矣”一句，临江乡人即仁和吴颖芳，其诗以自然清丽著称，与李诗存在风格上的类似，故谭献以为二人可相匹敌。问题是，这一总结评述性的话语是事后所添，还是另有缘由?

　　事实上，谭献在去除语境的同时，还有将不同日期所记整合为一条的倾向。“临江乡人之匹矣”一句，乃初七日读《韦庐诗》时所记，原文为：“辰起诵《韦庐诗》，天宝以后诗，读之辄厌其多，读《韦庐诗》，惟惜其少，足敌临江乡人矣。”[17]谭献仅取最后一句加以改换，并与前一天所记合并，最终完成了此一条目的重塑。将多日所记合并为一个完整的条目，是《复堂日记》最为常见的重塑方式之一。如：

　　自杭州借高白叔藏《历代诗馀》来，排日阅之，将以补《词综》所未备。如袁去华、韩淲，竹垞所未见者具在。予欲订《箧中词》全本，今年当首定之。选言尤雅，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谭献日记》卷六，第115页)

　　此条因关系到谭献两部重要词选的成书历程及选词宗旨，重要性当不言而喻。徐珂辑录《复堂词话》时已将其纳入，俨然已成定本。但是，如果细绎文本，不难发现，语义间存在明显的断裂。末句所谓“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其”字的指称对象为何人何书?是朱彝尊《词综》吗?答案显然有违谭献的选词宗旨。是《箧中词》吗?然《箧中词》今集部分此时已有定本，且《箧中词》所选仅局限于有清一代，与《历代诗馀》《词综》等选本选域不合[18]。其实，出现此种情况的缘由，在于谭献在合并文本的过程中没有做到“严丝弥缝”。据稿本日记，此条至少可分为三截：

　　雨孙、鄂士、荔塘杭函至，借得高白叔《历代诗馀》一部。(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八日)(《复堂日记·天都宦记》附，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37册)

　　阅《诗馀》百卷一过。固多可补《词综》，而《词综》所录未入选者亦不少。……将以五月写《箧中词》始事，或仍曰《复堂词录》。(光绪八年[1882]四月二十六日)(《复堂日记·知非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3册)

　　检周止庵《宋四家词选》。皆取之竹垞《词综》，出其外仅二三篇。仆所由欲删定《箧中词》，广朱氏所未备。选言尤雅，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厥门庭。(光绪八年四月十七日)(《复堂日记·知非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3册)

　　两相对照，删节整合的痕迹也就暴露无遗，而“其”字所指代的对象为《复堂词录》，而非《箧中词》，也因此涣然冰释。值得注意的是，整合有时还伴随有增添、删节、调换等系列行为。此条涵括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几近半年，通过删节整合之后却产生了同时发生的错觉。时间的消失，给内容的条理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给后来的年谱编定者以极大的障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

　　写定《复堂词录》。以唐五代为前集一卷，宋集七卷、金元一卷、明一卷为后集。从《历代诗馀》甄采补朱、王二家《词综》所无，盖十之二。又从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中抄得明季钱忠介、张忠烈二词，如获珠船。予选词之志亦二十馀年，始有定本。去取之旨，有叙入集。(《谭献日记》卷六，第116页)

　　此条亦移并不同时日所记而成，首句及末句乃总括事实之语，非一时实录。此条所涉内容，在稿本日记中基本散落在不同日期之下：

　　录词，卷一始毕，盖唐五代十国词为前集也。词人次第字句异同，大抵从《历代诗馀》本。(光绪八年五月十四日)(《复堂日记·知非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3册)

　　审定《词录》，宋词目排定，可缮写，出《词综》外者可十之二。(六月二十八日)(《复堂日记·知非日记二》，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4册)

　　从丁氏《词话》中录得明末钱忠介、张忠烈二词，补明人词后，喜如获珠船也。(九月二十二日)(《复堂日记·知非日记二》，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4册)

　　于此可见，刻本所述如果还原到稿本中，在时间的绵延上亦几乎跨越了小半年。据稿本日记，《复堂词录》的编选始于光绪八年五月七日，此后的数月中，“独坐钞词”“钞词遣日”“力疾钞词”的语句频见于记载，故至七月十四日，已钞完第六卷，八月十二日钞至第八卷，九月十八日，第十卷毕，十月十二日基本完成全书的钞纂。至于撰叙的时间，则是在九月二十三日，当天日记云：“检束群书，无可观览，乃复续写《词录》目录，忽有所触，叙篇亦成。人或曰老生常谈，岂知予固称心而言邪?”[19]如果单纯依据刻本，对于《复堂词录》的编选过程及其成书时间，所能确定的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年代断限。而稿本日记的存在，却能带领后世读者重回谭氏选词的现场，还原《复堂词录》由一枝一叶到开花结果的完整过程。其他如卷五“阅《易堂九子文》”一条(《谭献日记》卷五，第111—112页)，卷六“方大镇鲁岳”一条(《谭献日记》卷六，第133—134页)，均是缀合长时段阅读记录的结果。

　　拆分，是谭献重组日记文本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拆分是指将同一天的阅读记录细分为多个条目。因一天所历不止一事，所阅之书不止一种，或不同属一类，若统归一条，很可能造成前后主题不一，而拆分不仅可以达到增添条目的目的，还有利于加强文本的层次性。如同治三年(1864)所录三条：

　　人言李攀龙诗气断续而神脉离。断续不尽然，脉离之失似皆不免。元美博览群书，而驱遣未必尽当，所谓英雄欺人。七古数卷气盛材雄，诚大手笔。憾其树义多浮，无当诗教。五七言绝句意在尽古人之才，每于妙境辄一回旋，虽不能至，能自得师。

　　徐芝泉丈京邸来书。羁孤可念。又为予谋一官，不就。予十年蹭蹬，献赋入赀，两无成就。委心大化，得失小于鸡虫。王弇州《杂咏》云：“寂寞何人问，韶颜镜里红。亦知年未老，无意向东风。”回环诵之，殆有李峤真才子之叹。

　　阅《聚红榭雅集诗词》。聚红榭者，闽中社集合刻所作，长乐谢枚如持赠。凡四种，曰《雅集词》五卷、《过存诗略》二卷、《游石鼓诗录》一卷、《黄刘合刻词》二卷。枚如社中巨手，词入能品。徐云汀、李星汀亦高出辈流。(《谭献日记》卷一，第13页)

　　三条各言一事，眉目清晰，似乎不相连属。但事实确是互有穿插，且除了第一条的前半段外(第一条又为整合前数天阅读记录而成)，其余所记均发生于同一天。除去前后有关天气的记载，此数条在稿本日记中的原始状态为：

　　得芝泉丈十一月廿一、廿二日书。谂其近状，羁孤可念。又为予谋一官，不就。予十年蹭蹬，献赋入赀，两无成事，委心大化，此得失真小于鸡虫也。剪烛读弇州诗，《杂咏》绝句云：“寂寞何人问，韶颜镜里红。亦知年未老，无意向东风。”予回环诵之，殆如元宗之闻《水调》有“李峤真才子”之叹。阅弇州五七言绝句殆遍，意在尽古人之长，每于妙境，辄一回旋，虽不能至，能自得师。又阅《聚红榭雅集词》。聚红榭者，闽中社集合刻其所作也。初二日长乐谢章铤枚如持赠。凡四种，曰《雅集词》五卷、《过存诗略》二卷、《游石鼓诗录》一卷、《黄刘合刻词》二卷。枚如固社中巨手，填词入能品。社中诗以徐云汀、李星村、谢枚如高出辈流，词则大都伯仲也。(同治三年正月五日)(《复堂日记·甲子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2册)

　　从稿本到刻本的过程中，语义及内容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表达的形式与策略却有本质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说，稿本是时间脉络上线性的记载，呈现的是著者一天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感。而到了刻本，时间线却被人为地打破，叙述已由时间的绵延转变为空间的序列。各条目间已丧失了内在的逻辑，它们就像是装在一个大型容器中的“模块”，可以任由著者抽取、调动。通过文本的重新组合，日记原有的语境和情感已得到基本消除，札记体所需的序列化、客观性效果也因此呈现。

三、被粉饰的文本：《复堂日记》的删改

　　日记通常被认为是最具私密性、也最忠实于原生事实的文本，但当日记变成一种著述方式，内容由隐秘而变成公开的时候，其真实性必将大打折扣。《复堂日记》起初也是遵循排日记事的日记体，其所呈现的是谭献生平的方方面面，大到吏治民情、时代因革，小到衣食住行、晴雨寒温，无所不包。但经过谭献的删取、拆分、整合等一系列的重组之后，刊本《复堂日记》的性质已完全由私人化的记录转变为公共性的知识。在文本重塑的过程中，除了对所选日记内容进行序列化的整合外，还对各条目的内容做了大量事后的润饰。小到个别词句的替换，大到整段内容的删削。相比于条目的编选与重组，删改往往来得更加隐蔽，更加不着痕迹。如果没有原始文本的对勘，几乎难以发觉。而稿本《复堂日记》的发现，正可以提供一个绝好的参照。

　　在晚清的四大日记中，王闿运、李慈铭均以好骂著称，于先贤、时人，多所诋诃，毫无避忌。通观八卷本《复堂日记》，谭献似乎未有此病，故钱锺书在给《复堂日记续录》作序时，径以李慈铭作为比较的对象，并得出“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谭书多褒少贬，微词申旨，未尝逸口”[20]的结论。但事实确实如此吗?今《谭献日记》卷二收录有同治十一年的札记一则，云：“阅钱楞仙司业《示朴斋骈文》。师法义山，纯用唐调;清典可味，固是雅才。”(《谭献日记》卷二，第49页)若仅凭通行刻本，这不过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读书评论。但在南图所藏清稿本《复堂日记》中，紧接其后，却另有一大段内容：

　　偶阅俞编修所刻书，说经纰缪，涉小学、校雠语，间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盗名，方当误后生，谬种流传矣。经生有俞樾，犹文士之有袁枚。至俞之诗文，则又袁枚之舆台。浙西水土浮脆，恒生此辈，直可谓之荑稗。如钱司业者，差不愧读书种子，即非师资，要是良友。[21]

　　此段牵涉到谭献对俞樾其人其书的评判，真可谓是矢口谩骂了。在徐彦宽所辑《补录》中，此条系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下，补足了有关俞樾的内容，但于“浙西水土”以下，又予以删除。由于八卷本日记中并无具体的月日信息，即便有《补录》可资比照，如果没有内容上的重复、接榫，很难将二者有效地合并、参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本的断裂与不完整。而原稿本的存在，正可以还原日记该有的面貌：

　　十四日，借观钱司业振伦《示朴斋骈文》六卷，师资义山，纯乎唐调，清典可味，固是雅才。偶阅俞编修樾所刻书，说经纰缪，偶及小学，间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盗名，缪种流传。经生有俞樾，犹文苑之有袁枚矣。若俞之诗文，又枚之舆台。吾浙土植浮脆，恒生此等稂莠。如钱司业者，已不可多得。(《复堂日记·壬申琐志》，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12册)

　　于此可见，“借观”与“偶阅”之事乃同属一天。俞樾与钱振伦同为浙人，谭献此条日记之用意，也在于通过两者的比较，来凸显钱氏、贬抑俞樾。这种肌理与层次感，只有在稿本日记中才能得到展现。另外，稿本与清稿本相比，虽大意无差，但在细节上却做了相当的修饰，特别是将“吾浙”改为“浙西”[22]。谭献虽出身浙西，但平生服膺以浙东史学相标榜的章学诚，而对于出身浙西的袁枚、俞樾、陆心源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贬斥。但经过从稿本、清稿本到刻本的不断删润，起初激烈、尖刻的语句已完全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是一片平和之音。

　　俞樾于谭献为同时，二人在日常生活中亦多有来往[23]。同治五年(1866)诂经精舍重建，马新贻更以谭献为监院，俞樾为山长，因此二人还有一段时间的共事经历。但由于学术的分途或某些现实的因素，俞樾在八卷本《复堂日记》中几乎成了一个缺席者。今八卷本中有涉于俞樾者，有且仅有“阅俞巾山《经义达诂》一卷。仅刻成《说周易》者，亦王伯申门庭中人”(《谭献日记》卷二，第22页)一则。此条在内容上基本属于客观陈述，语气上也毫无褒贬倾向。然而在稿本日记中，“亦王伯申门庭中人”一句本为“精卓处不减王伯申也”，完全是一副“青出于蓝”的赞叹口吻。也就是说，连这种臧否不出诸口的中立效果，也全然是事后修饰的结果。又如“读《荀子》，至《成相》篇。……‘孰公长公之难’当一句读，‘托于成相以喻意’上不必有脱句”(《谭献日记》卷二，第23页)一条，在稿本中，末尾另有“俞巾山说与予合”一句。学术上的不谋而合，本应当是值得庆幸的事，但谭献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刻本中有涉于俞樾而遭事后删削者，远不止此，又如：

　　校《管子·侈靡篇》，讹脱多不可读。子高《校正》中采诸家校语，往往臆决专辄，不敢从。俞樾之言尤武断，謏闻亦不足误后生。(光绪六年二月二日)

　　校《管子》二十四卷卒业。《管子》为道家初祖、《周礼》大宗，于九流为最尊。子高《校正》成编，戢孴为劳。然全收王氏《读书杂志》，无所纠正，出己意者又不确凿，用俞樾末议多曲说。(光绪六年二月十五日)(《复堂日记·山桑宦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下划线部分的内容在通行本中也早已不见踪影。子高，即戴望，同治初年与谭献最为交好，著有《管子正误》一书。此书成书之初，谭献还多有助益[24]，成书之后又得最先寓目。当时对于此书的评价颇高，对所引俞樾部分，亦是夸赞有加。如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云：“阅子高《管子正误》，其荦荦大者，厘然有当于予心也。”[25]又同治三年七月廿四日日记云：“阅《管子》。……子高校本详密，中采宋于庭、俞荫甫说多入微，可喜也。”[26]与光绪六年所记相比，已经是绝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只是这部分内容在通行本中多被抹除，以致后世无法看到谭献前后不同的两副面孔罢了。

　　抹除对前代学者，特别是同时之人的批评，从而营造一种“多褒少贬”或“不褒不贬”的温和形象，是谭献重塑《复堂日记》最为常见的手法。他所批评的对象除俞樾外，尚有韩愈、朱熹、全祖望、袁枚、方东树、吴敏树、陈康祺、陆心源等，甚至部分师友如邵懿辰、戴望、魏锡曾、陶方琦等，亦在所不免。如斥朱子《论语集注》为巨谬，“垂之国胄，贻患无穷”(第二册《甲子日记》);以方东树为无知妄人，以陈康祺为“辽东豕”(第四十五册《盛唐治记》)，以陆心源为“吾浙不幸”(第一册《□楼日记》)等等。除了文字内容的整体性删削外，对部分过度尖刻的语句进行修饰性的替换或改写，也是谭献在追求文本的平实化、客观化效果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较为突出的例子如：卷一“阅抱经堂本《颜氏家训》”一则中的“陈义浅薄”改为“陈义平远”[27];卷二“阅《骈体正宗》”条，“古义尽亡”替换为“古义稍失”[28]，又“阅定庵诗词新刻本”中，“终不成家”变为“终非当家”[29];卷六评论方浚颐《二知斋文集》一条，末句“条鬯而未芬芳者也”已改写为“立论亦可信者多”[30]。这类作局部修饰的例子，在从稿本到刻本的过程中，实在不胜枚举。

　　谭献对《复堂日记》的删改，除删削、替换外，更有条目内容的添补、前后次序的调换，甚至于整个条目的改写与重编等。以添补为例，关于《箧中词》的初选时间，同治五年日记云“选次《瑶华集》，为予《箧中词》始事”(《谭献日记》卷二，第34页)，至同治六年又云：“近拟撰《箧中词》。”(《谭献日记》卷二，第36页)而光绪二年(1876)五月又有“予欲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今始事”(《谭献日记》卷二，第65页)的记载，前后多有重复矛盾之处。而根据稿本日记，“选次《瑶华集》二卷”一事乃发生于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当天日记仅有此一句，“为予《箧中词》始事”一语乃谭献事后增补，并非实际情况的真实记录。至于同治六年一条，在稿本日记中亦仅有“读项廷纪莲生《忆云词》残本甲乙稿二卷。……何时重得全本，当上合饮水，下及水云，并二张、频伽、吴枚庵、周稚圭诸家，合选以告天下。此事自有正宗，无取刻画周(草窗)、吴(梦窗)，皮傅姜、张为也”[31]的言论，并无与“箧中词”相关的字眼。与刻本日记相比，统序人物也有明显变化。在刻本中，谭献增添了陈维崧、朱彝尊、厉鹗、项鸿祚等四人，即纳入了早期阳羡派及浙西词派中的代表性人物。这样一来，自清初以来的词学谱系才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严密。可见在同治年间，谭氏虽有意于选词，但并没有选次《箧中词》的成熟构想。其正式开始着手，当在十年后的光绪二年。当然，此类对于文本的事后删润，不排除有学术成熟后对以往认识的修正。但不可否认，这种大规模的删改，确实在客观效果上营造了他“多褒少贬”的学者形象，也造就了《复堂日记》作为一种著述形式的完整严密。

结 语

　　日记在晚清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展，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出现了一大批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篇幅大、内容丰富的日记，更在于他们对待日记这一文体类型的态度，即日记似乎已成为他们着意经营的对象，成为他们日常著述的一种方式。日记书写开始突破记录日常琐事的简单体式和用以备忘的单纯目的，读者也不再仅限于自己，而是成为一种公开展览的知识，甚至变为炫博的资本。日记俨然成为一部“百科全书”，著者或后人可以从中抽取出所需的不同门类，编排出文体各异的著作。如一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在后世流传中已析出《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说诗全编》《越缦堂菊话》《越缦堂金石题跋录》等主题各异的书藉种类。其他如曾国藩、吴汝纶、叶昌炽等人日记亦有不同程度的摘编本[32]。但无一例外，这项工作基本出自后人之手。而《复堂日记》初刻八卷，作为谭献亲手编选、删订、刊行的一部摘编日记，可以说是同类型中最具自觉意识的一种[33]。

　　《复堂日记》刊行之前，已有在友朋间传观的迹象，如同治元年日记稿本之上，已有周星诒的眉批[34]。刊成之后，谭献更在同人间广泛寄赠。据稿本日记，自光绪十三年起，收到谭献赠书的即有袁昶、周星譼、吴庆坻、沈清藻、边葆枢、吴受福、王尚辰、吴昌硕、许仁沐、叶瀚、汪康年、陶浚宣、缪荃孙等。同时还出现了袁昶[35]、周星譼两种批点本，周氏批本今亦藏于南京图书馆，眉批云：“此等铨次近于笔谈随录一种，却好是日记新派。……譼嗣后作日注，谨当仿写以为楷模。”[36]于此可见此书在当时的流传程度与谭献有意经营的用心。阿莱达·阿斯曼曾将历史与记忆定位为回忆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功能记忆，即那些有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的部分;另一种则是存储记忆，即所有记忆的记忆，是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联系的东西[37]。日记作为一种记忆的文本，本质上也是对过去的一种存储。《复堂日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两种形态，如果说稿本《复堂日记》是谭献平生记忆的总汇，也就是所谓的“存储记忆”的话，那么，由其亲手精心编定的八卷本无疑是从存储器中抽离出来，用以建构过去的“功能记忆”。谭献通过对稿本日记的摘选、重组、删润，《复堂日记》已然从私人性的话语变成公共性的知识，变成一部可资流传的“著述”。而在文本重塑与流传的过程中，谭献也得以重新定义自我、建构自我。

参考文献：

　　[1] 马赓良《序》，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

　　[2] 在今天的图书分类体系中，因题名为日记，且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自然归属于史部一类。但严格来说，其实只有《复堂日记补录》《续录》才具有日记形态，前八卷则有日记之名而无日记之实，统归于史部，有主从颠倒之嫌。

　　[3] [法]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云：“文学手稿的分析原则要求尽可能多地关注作家的写作、行为、情感及犹豫的举动，主张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草稿和编写工作来发现作品的文本。”([法]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著，汪秀华译《文本发生学·引言》，天津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3页)此说对本文的写作多有启发，在写作过程中对文本发生学理论亦多有借鉴。

　　[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册，第13441页，1977年版。

　　[5] 钱仲联《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7页。

　　[6]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第44册，第13441页。

　　[7] 谭献《复堂日记·山桑宦记上》，浙江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8] 中缺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至十二月、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七日至除日、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至十月日记。前两段日记原稿本亦无，疑是本人失记或悔弃;后一段日记中的六月九日至十月三十日日记名《蛇足记》，今藏浙江图书馆。其中《续录》中所录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记在时间信息上有数处错讹，如“十月初二日”当为“七月初二日”，“八月念日”当为“八月廿一日”，“十一月朔，章生枚叔来谈，迫暮去”一条，当属光绪二十二年(参见《谭献日记·续录》，第319、320、322页)。

　　[9] 谭献《复堂日记·迎阳二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33册。

　　[10] 据《浙江文献展览会专号》，光绪二十二年日记两册，为高时敷旧藏，一册起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元日至六月初八日，名《击壶记》;一册起六月九日讫十月卅日，名《蛇足记》(参见《文澜学报》1936年第2卷第34期，第42页)。《蛇足记》今藏浙江图书馆，《击壶记》尚存与否，则不得而知。

　　[11] 承蒙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查访，知浙江博物馆亦藏有谭献稿本日记一册，题名为“戴园小记”。

　　[12] 谭献《复堂日记》，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上册。

　　[13] 《复堂日记》，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下册。日记中有关戴名世的阅读记录多未选录，其中缘由或许是避忌，或许是隐藏某种事实，也或许是单纯的文学主张不同。

　　[14] 《复堂日记·戊辰秋冬小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8册。

　　[15]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中华书局2008年版，上册，第1056页。

　　[16] 谭献对于“著述”的渴求与成名的焦虑，在日记中多有体现。日记所见谭献有意撰著的书籍即有：《复堂绎闻录》《学论》《文选疏》《隋书经籍志子部考证》《读管子札记》《说文解字笺疏》《六书定论》《六书慎言》等。

　　[17] 《复堂日记·冬心游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7册。

　　[18] 朱德慈因未见稿本日记，不知《复堂词录》起初亦名《箧中词》，在《谭献词学活动征考》中即误将此条作为谭献“自我总结《箧中词》之拣选旨归”的证据(参见朱德慈《近代词人行年考》，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19] 《复堂日记·知非日记二》，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4册。

　　[20] 钱锺书《复堂日记续录序》，《谭献日记·续录》卷首，第296页。

　　[21] 在清稿本中，另有一条与俞樾相关而不见于刻本者：“阅俞巾山《群经平议》第十四卷，盖说《考工记》明堂重屋者，说经如此类，予皆目为无用之言。”(谭献《复堂日记》，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上册)

　　[22] 对于两浙学风，多以浙东、浙西分途，一般而言，浙东多史学专家，浙西多博雅文人，二派势同水火。谭献同治元年十月廿五日日记即云：“吾浙问学之事，浙东、西截分两途，东学朴质而近迂，西学隐秀而入琐。吾于浙东推黄氏昆季、西河先生，不甚服万氏，尤不喜全谢山。西学旧推冯山公、卢抱经。子高言湖州杨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读其遗书。秀水朱氏之考证、海宁查氏之诗，吾固可折箠使之。近日得严铁桥书，亦得失参半。若当湖陆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陆之学直与袁枚之文等。”(第一册《□楼日记》)

　　[23] 如同治六年四月十三日日记：“作与俞巾山先生书。”(第八册《稿簿》)同治七年五月三日日记：“过俞巾山太史谈。”(第七册《计谐行录》)九月二十九日日记：“饭后同诸子泛湖，至岳祠观道场，因诣俞荫甫太史樾于诂经精舍，略谈。”(第八册《戊辰秋冬小记》)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三日日记：“过诂经精舍，与兰艇谈，晤俞巾山编修谈。”(第九册《独漉小记》)光绪十八年三月二日日记：“俞曲园来谈。”(第五十七册《周甲记》)十一日日记：“同白叔筍舆至右台仙馆，答俞曲园叟，晤谈移晷。”(第十九册《周甲记》下)

　　[24] 同治二年五月十六日日记：“游书肆，竟觅得陈先生硕父校《管子》一种，盖就黄荛圃所藏宋本点勘。子高正治《管子》，以贻之。”(第二册《甲子日记》)稿本与刻本微有不同。

　　[25] 《复堂日记·甲子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2册。

　　[26] 《复堂日记·城东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2册。

　　[27] 《谭献日记》卷一，第9页;《复堂日记·□楼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1册。

　　[28] 《谭献日记》卷二，第38页;《复堂日记·戊辰秋冬小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8册。

　　[29] 《谭献日记》卷二，第42页;《复堂日记·稿簿》，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8册。

　　[30] 《谭献日记》卷六，第121页;《复堂日记·甲申日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48册。

　　[31] 《复堂日记·冬心游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第7册。此条在刻本中的文字内容为：“近拟撰《箧中词》。上自饮水，下至水云，中间陈、朱、厉、郭、皋文、翰风、枚庵、稚圭、莲生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词正变，无取刻画二窗、皮傅姜张也。”(《谭献日记》卷二，第36页)

　　[32] 今南京图书馆藏有宗源瀚(1834—1897)日记钞本数种，其中《颐情馆笔记》亦是所记《自有余斋日记》的摘录重编本，只是未经刊行。

　　[33] 事实上，刊本《复堂日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按主题编次的版本。如国家图书馆即藏有一种题名为《复堂日记类钞》的清钞本，大体根据八卷刻本所收条目的内容性质，分别归属于经、史、子、集各大类之下(参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册，第489—597页)。

　　[34] 谭献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阅惠氏、席氏《读说文记》。阅诸史志，渐有入处。人生三十年，甫能读志。古人云史才作志尤难，岂独作者难哉?”周星诒眉批云：“诒去岁始能读志，前三岁始知读志，尝自内惭，谓如仲修者，必早致力矣。今读是则，乃知亦未先我，窃以自喜，并以见仲修不欺之学也。”(第一册《□楼日记》)是为传观的显证。

　　[35] 叶景葵云：“故友蒋抑卮旧藏初印六卷本，桐庐袁忠节公评点。忠节与复堂深交，凡所揭橥者，撷其精要，无或遗漏;正其疵颣，不稍假借。洵不愧直谅多闻之选。……八卷本已有采用忠节评本改正处。”(叶景葵著，顾廷龙编《卷盦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又谭献光绪十四年(1788)三月三日日记云：“得爽秋京邸书，论予《日记》甚详。”(第五十一册《休景记》)可见袁昶于《复堂日记》多有论议。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叶景葵临袁昶评《复堂日记》一种，当即此。

　　[36] 谭献《复堂日记》，南京图书馆藏周星譼批稿本。此本亦为钱基博旧藏，扉页题“周涑人先生批本谭复堂日记手定本，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善本书室，钱基博谨赠”。卷首有钱氏题识云：“此《复堂日记》手写定本，即刊入《半厂丛书》者也。眉端有周涑人先生星譼批记，颇有然疑，不尽为标榜之语。涑人先生乃祥符五周之一，在同光间，兄弟竞爽，次文竟章，自为师友。而举进士者三，举孝廉者一，皆官监司、刺史至二千石。而涑人先生年辈视复堂为高，乃折节为兄弟交。甲戌六月读一过，挥汗记此。”

　　[37] 参见[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