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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文集》未收入的从维熙致康濯函

时间:2019-12-23 11:24:28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宫立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了14卷的《从维熙文集》,但收录的从维熙的书信不多,第14卷《文学织梦》有从维熙给贾大山、张贤亮、陈染的书信3通。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4月23至30日举办的“康濯、涂光群等名家旧藏书信文献专场”,有从维熙给康濯的书信1通,不见于《从维熙文集》,节录如下:

      康濯同志:

      您好!

     《芙蓉》丛刊来我家时,曾托他给您带去一封信。并带去孙犁同志给我短篇选集写的序,这些想您已经收到了。昨天,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开学(我被指定为辅导员)会上,“中青”出版社王维玲同志告诉我,我的中篇集决定五月发排,因此要我马上给您写信,把《序》写来。

      这个中篇集共收入四个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和《泥泞》。《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共收到八百多封读者来信,比较一致地赞扬了这篇东西。《中国文学》已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全文)发行欧洲。目前,南斯拉夫译者左拉娜同志,已译成塞尔维亚文,即将在南斯拉夫出版。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池上贞子女士,最近给我来信,正准备译成日文。这是《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的一个概况。供您写序时参考。

      《第十个弹孔》发表后,《河北日报》《沈阳日报》亦全文转载。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八一”可以与观众见面。

      《杜鹃声声》发表于《新苑》。第四个中篇《泥泞》即将在《花城》第五期(今年五月)刊发。我已经给《花城》去了信,要他们把校样给您寄去一份。如尚未等到,估计已经等不及了……《花城》来信,对小说拍手叫好,林墉同志停了个人画展,为我赶画了二十幅插图。这,大概就是这个中篇小说的全部内容了。约廿四、五万字的样子。“中青”是当今年重点出版物来抓的。康濯同志您见信后,望能在百忙之中,在月底前把序写来。我抄一份给《北京文艺》或《十月》先发一下。(书至少要到年底才能出)

      ……

      等着您的来信。

      您的序先在《北京文艺》发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望指示。

      问勉思同志好!祝您

      身体健康!

      维熙四月十四日上午匆匆

     《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收获》1979年第2期,《中国文学》(英、法文版)1980年第4期译载,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论二等奖。《第十个弹孔》,刊于《十月》1979年第1期,《河北日报》1979年12月17日至1980年1月20日转载。《杜鹃声声》,刊于《新苑》1979年第2期。《泥泞》,刊于《花城》1980年第5期。此外,从维熙与梁剑华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电影新作》1979年第6期。从维熙与艾水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第十个弹孔》,刊于《花城》1979年第3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故事片,获1980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了从维熙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内含《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4部中篇小说,书前有康濯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康濯在《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文末注明“一九八零四月三十日于长沙”,由此可知从维熙给康濯的信写于1980年4月14日上午。

      康濯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刊于《北京文艺》1980年第8期。在康濯看来,这四部中篇小说“尽管读者对这四部中篇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总的都是受到欢迎之作”,“从维熙现实主义的白玉兰和浪漫主义的红玉兰,是会开得更多、更美、更艳丽的”。康濯还就读者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例,有的读者以为作品结尾颇嫌仓促,这可能不无道理,但作为艺术偏爱,完全允许作者保持不变。有的读者以为作品中葛翎在那一景况下竟去摘取玉兰花,并终于献出生命,此种情节对于公安干部葛翎来说则显然不合理,而带有盲目冒险的性质这一看法尽管合乎推理,我却认为碍难同意。因为在葛翎当时的景况下,坚定不移和千方百计地要悼念周总理,就不能不带有冒险性质,但却同盲目毫不相干,反倒恰恰是高度自觉的表现。葛翎终于献身而去,他鲜红的热血染透了自自的玉兰花。……这一鲜明的、具体的而又赋有象征性的形象,是多么强烈、引人,使我们永记不忘!而正是在这里,不又透露了作者从生活出发刻意创新的、亳不显得矫揉造作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手法么!”

      关于从维熙与康濯的交游,从维熙在《一月的悲怆—文祭师友康濯》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其中提到,“1953年时,我还是个年仅20岁的文学青年。新年伊始,我突然接到康濯同志一封来信,他信中说看到我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小说《七月雨》,想邀我去谈谈。至今还依稀记得,我读这封来信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这不是写过名篇《我的两家房东》的康濯同志的手迹吗?一个声名遐迩的作家、何以召见一个无名小卒?……我崇敬他,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窝藏有对年轻文学苗苗的厚爱。我和刘绍棠,是经他推荐参加中国作协的。他对青年人的作品绝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烧。在50年代文学星空中,文翁为数不少;但能主动充当伯乐并引儿马蛋子驰骋文坛者,康濯同志是少数功绩斐然中的一个。”

      另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和《泥泞》这四部中篇小说,从维熙在1981年7月23日给木令耆(刘年玲)的信中坦言,“我的中篇小说,如《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以及最近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遗落海滩上的脚印》和即将在《芙蓉》和《东方》上发表的中篇小远去的白帆》、《菊》等,都是悲剧性题材,而且小说内容都写了严酷的历史生活真实(都是劳改队中的各种人物),但字里行充满了希冀和追求,就像您读《泥泞》的开篇中作者自白诗那样:‘把苦酒—泼在我们的身后;把甘露—洒在我们的前头’”。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在1979年6月给孙犁的信中提到,“小说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同志来信,比较一致地赞誉了这篇东西,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荒煤同志读完小说后,立刻打电话给‘北影’;‘北影’同志马上给我往‘北影’(当时我在‘西影’改剧本)打来长途电话,表示愿意从小说直接分镜头拍摄《大墙下的红玉兰》。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许多读了小说的同志,为葛翎这个人物默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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