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未收入的从维熙致康濯函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了14卷的《从维熙文集》，但收录的从维熙的书信不多，第14卷《文学织梦》有从维熙给贾大山、张贤亮、陈染的书信3通。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4月23至30日举办的“康濯、涂光群等名家旧藏书信文献专场”，有从维熙给康濯的书信1通，不见于《从维熙文集》，节录如下：

      康濯同志：

      您好！

     《芙蓉》丛刊来我家时，曾托他给您带去一封信。并带去孙犁同志给我短篇选集写的序，这些想您已经收到了。昨天，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开学（我被指定为辅导员）会上，“中青”出版社王维玲同志告诉我，我的中篇集决定五月发排，因此要我马上给您写信，把《序》写来。

      这个中篇集共收入四个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和《泥泞》。《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共收到八百多封读者来信，比较一致地赞扬了这篇东西。《中国文学》已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全文）发行欧洲。目前，南斯拉夫译者左拉娜同志，已译成塞尔维亚文，即将在南斯拉夫出版。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池上贞子女士，最近给我来信，正准备译成日文。这是《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的一个概况。供您写序时参考。

      《第十个弹孔》发表后，《河北日报》《沈阳日报》亦全文转载。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八一”可以与观众见面。

      《杜鹃声声》发表于《新苑》。第四个中篇《泥泞》即将在《花城》第五期（今年五月）刊发。我已经给《花城》去了信，要他们把校样给您寄去一份。如尚未等到，估计已经等不及了……《花城》来信，对小说拍手叫好，林墉同志停了个人画展，为我赶画了二十幅插图。这，大概就是这个中篇小说的全部内容了。约廿四、五万字的样子。“中青”是当今年重点出版物来抓的。康濯同志您见信后，望能在百忙之中，在月底前把序写来。我抄一份给《北京文艺》或《十月》先发一下。（书至少要到年底才能出）

      ……

      等着您的来信。

      您的序先在《北京文艺》发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望指示。

      问勉思同志好！祝您

      身体健康！

      维熙四月十四日上午匆匆

     《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收获》1979年第2期，《中国文学》（英、法文版）1980年第4期译载，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论二等奖。《第十个弹孔》，刊于《十月》1979年第1期，《河北日报》1979年12月17日至1980年1月20日转载。《杜鹃声声》，刊于《新苑》1979年第2期。《泥泞》，刊于《花城》1980年第5期。此外，从维熙与梁剑华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电影新作》1979年第6期。从维熙与艾水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第十个弹孔》，刊于《花城》1979年第3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故事片，获1980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了从维熙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内含《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4部中篇小说，书前有康濯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康濯在《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文末注明“一九八零四月三十日于长沙”，由此可知从维熙给康濯的信写于1980年4月14日上午。

      康濯的《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刊于《北京文艺》1980年第8期。在康濯看来，这四部中篇小说“尽管读者对这四部中篇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总的都是受到欢迎之作”，“从维熙现实主义的白玉兰和浪漫主义的红玉兰，是会开得更多、更美、更艳丽的”。康濯还就读者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例，有的读者以为作品结尾颇嫌仓促，这可能不无道理，但作为艺术偏爱，完全允许作者保持不变。有的读者以为作品中葛翎在那一景况下竟去摘取玉兰花，并终于献出生命，此种情节对于公安干部葛翎来说则显然不合理，而带有盲目冒险的性质这一看法尽管合乎推理，我却认为碍难同意。因为在葛翎当时的景况下，坚定不移和千方百计地要悼念周总理，就不能不带有冒险性质，但却同盲目毫不相干，反倒恰恰是高度自觉的表现。葛翎终于献身而去，他鲜红的热血染透了自自的玉兰花。……这一鲜明的、具体的而又赋有象征性的形象，是多么强烈、引人，使我们永记不忘！而正是在这里，不又透露了作者从生活出发刻意创新的、亳不显得矫揉造作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手法么！”

      关于从维熙与康濯的交游，从维熙在《一月的悲怆—文祭师友康濯》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其中提到，“1953年时，我还是个年仅20岁的文学青年。新年伊始，我突然接到康濯同志一封来信，他信中说看到我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小说《七月雨》，想邀我去谈谈。至今还依稀记得，我读这封来信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这不是写过名篇《我的两家房东》的康濯同志的手迹吗？一个声名遐迩的作家、何以召见一个无名小卒？……我崇敬他，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窝藏有对年轻文学苗苗的厚爱。我和刘绍棠，是经他推荐参加中国作协的。他对青年人的作品绝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烧。在50年代文学星空中，文翁为数不少；但能主动充当伯乐并引儿马蛋子驰骋文坛者，康濯同志是少数功绩斐然中的一个。”

      另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和《泥泞》这四部中篇小说，从维熙在1981年7月23日给木令耆（刘年玲）的信中坦言，“我的中篇小说，如《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以及最近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遗落海滩上的脚印》和即将在《芙蓉》和《东方》上发表的中篇小远去的白帆》、《菊》等，都是悲剧性题材，而且小说内容都写了严酷的历史生活真实（都是劳改队中的各种人物），但字里行充满了希冀和追求，就像您读《泥泞》的开篇中作者自白诗那样：‘把苦酒—泼在我们的身后；把甘露—洒在我们的前头’”。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在1979年6月给孙犁的信中提到，“小说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同志来信，比较一致地赞誉了这篇东西，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荒煤同志读完小说后，立刻打电话给‘北影’；‘北影’同志马上给我往‘北影’（当时我在‘西影’改剧本）打来长途电话，表示愿意从小说直接分镜头拍摄《大墙下的红玉兰》。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许多读了小说的同志，为葛翎这个人物默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