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本与会及酒与药之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的“新”，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体现在百废待兴上，全国上下涌动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潮。

      教科书所涉极广，大到课程标准，小到学科特点，选择哪些内容、怎样排序、如何传达……不仅丰富，且没有哪一块儿可有可无。不过所有这些若要做到稳当妥帖，最核心的其实仍旧是一个，那就是找到合适的人去干。从后来做这个事儿的人员来看，较早介入的是叶圣陶、宋云彬等，这些人不仅在教科书编纂方面经验丰富、成绩卓著，而且在身份上还多是进步民主人士。叶、宋等人的日常，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国家大事所包孕围绕，一个个体怎样承受和担当了这样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课本为何会有一个不同于其前其后的面貌？看看当年与工作紧密相连的会及酒、药相伴的编审者经历，也许会多一层不太一样但更别致、更深入的理解。

      一

     从1949年年初开始，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明朗，各方民主人士在不断地北上。与教科书编审有关的叶圣陶、宋云彬等人到达北平后，在10月1日以前约半年的时间里，做的重要的、经常性的事情，就是开会与编审教科书。叶圣陶1949年7月10日日记，“余谓在此唯有二事，开会与教科书”。会议的主题、规模、人员等并不一律，不过都是为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大的方面固然是政治协商、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小的方面则为与之对应的具体而微的事务。

      拿刚到北平的头几天来说，会议是每天都在开，有时是一天开几场。叶圣陶先生记道，“三月二十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复开文协理监事会”；“二十一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会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廿二日……余出席教师联合会筹备会之国文教学组……晚饭后，文协理监事与华北文协理事开联席会议”；“廿三日……十时至北京饭店，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之理事会”；“廿四日……出席文代筹备会”；“廿五日……午后一时半，六国饭店之大厅中举行茶会”。叶圣陶所记多时代风云之下的宏大议题，读者可依其知晓当年政治协商会议最终召开前的诸多细节，每一人的每一天固然都在经历一如既往的早晨、上午、下午和夜晚，然而因为有了那些会议的加持和新中国成立这个大事件作背景，每一人的每一天都别具了创造历史的意义。即使是叶先生偶尔提及的一些琐碎信息，推究起来仍颇耐寻味。7月19日记道，“出席文代会末次大会……沫若致闭幕辞，有一语最可记，此次大会费用，值小米三百万斤。于是散出，二十天之会遂告结束”。当举国上下日常之需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而能开“值小米三百万斤”的“二十天之会”，可见中共对于民主人士充分的诚意、善意和敬意了。

      叶圣陶等所参加的大大小小会议，所议决的当然是政治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国是，不论是从研讨过程还是从最后结果来看，会议达成的共识一定都改变、重塑、生成了包括叶、宋在内的所有走向新中国的人们的思想。叶圣陶日记对此不止一次提及，1949年7月4日出席文代会，“此等集会……以资号召……集思广益，交换知见”；7月19日文代会最后一次会议，“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统一思想、强化教育目的更为明显的，是后来固定了的学习会，宋云彬1949年4月26日日记，“今日起可按时办公矣。办公时间每日为七小时，并有所谓‘学习’时间，皆华北人民政府所规定者也”；叶圣陶11月30日日记，“议定依政务院通知，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为工作及学习时间”。学习并不是空泛的要求，对于读何种书、进度如何都有明确规定，宋云彬1950年1月14日日记，“下午三时半开学习会，讨论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第三章”。

      在政治协商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大背景下，叶圣陶、宋云彬等人参加会议探讨、专门学习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他们虽非中共人士，不过在其编审的教科书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1949年7月6日印发、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对此有集中的体现。过去国民党统治区的老课本，政治思想多存问题，叶圣陶等人关注“思想政治应融化于各科”，并致力“如何融化以期收效”。1950年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全八册），“增加国名、国旗、国都、国庆、中央人民政府等新材料”。叶圣陶不仅将新的形势化于各个学科，而且可谓真实情感与完美表达自然融合的典范。1949年9月21日，人民政协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辞，叶圣陶深受触动，“毛氏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其意未经人说过”；1949年10月25日，“下午作成《国旗歌》一首，插入高小语文第一册。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课本中无所表现，亦说不过去也”。1950年版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里，《国旗歌》改为《国旗》，里面最后一节“看！我们的国旗 高高升在旗杆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旗子就是胜利的凭证”，再一次“发挥了”毛泽东庄严的宣告。

      二

      着眼政治协商的大会，使民主人士汇聚于北平。叶圣陶1949年9月7日日记，“元善、复亮等一批人来访，继之又有芸生、仲华、超构、铸成一批人来访。各方之友云集北平”。应邀“北上”的很多人，没有了身边家庭的挂牵，很容易从“大会”转向会后的小的私人聚饮。叶圣陶3月18日刚到北平，“进午餐后，先到之诸友相继来访……六时，在店中聚饮，畅谈甚欢”，3月19日“十时，至北京饭店回访诸友……宴两小时而毕”，3月22日“许昂若来谈，与同饮于云彬室中”。叶圣陶、宋云彬这一段的日记里，关于小聚中把酒言欢的事儿俯拾皆是。3月23日这天，叶先生喝的酒有点儿长，也最为痛快，“独访介泉于红楼……且饮且谈，直至九时。今夕最为畅适”。叶、宋二人家小当时尚未来平，又一起共事、一处起居，平时也就常在一块儿小酌，宋云彬4月26日日记说，“余与圣陶傍晚必饮酒”；5月9日“晚与圣陶小饮”。那年9月1日后，宋云彬“自今日起，三餐皆在叶家吃”，这么一来叶、宋共饮就更方便了。即使是10月后宋先生夫人来了北京，宋云彬“晚照例饮酒”；若遇别的友人来，仍是要和叶圣陶等一块儿喝一点儿的，就像1950年1月26日“晚徐铸成、柯灵、黄裳等来，在叶家饮酒，余仅添酒菜两色，殊抱歉也”。餐间喝酒，在叶、宋已是常态，有时没喝也要为此特书一笔，5月20日“今晚不喝酒”，因为“写《进步青年》卷头言一篇，二千字”，转过天来的21日，因为是星期六，下午可以休息，宋先生又云“晚照例饮酒”。

      1949年以来叶圣陶、宋云彬等一班知识分子一段时间里与朋友的欢聚和饮酒，自然不会仅仅停留在酒肉之乐的层面。如同叶圣陶言及“文代会”时所言，“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人与事的重合、交叠，无疑会让探讨从日间的会场自然延伸到杯侧席间。譬如1949年4月12日“偕稚老、芷芬、彬、云等再至润明楼，宴请徐伯昕、黄洛峰、薛迪昌、赵晓恩四位。杂谈出版发行方面之问题。九时半散”。其实不只是文化人的聚会如此，当时中共约请这些文化人，不论是招待会还是座谈会，也往往吃饭兼及办事。1949年3月19日叶圣陶初到北平，讲的是“傍晚，叶剑英、罗迈、齐燕铭、连贯诸君为我们洗尘”，不过席间，“叶演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切建设亦非容易，要在大家之努力合作”，这餐洗尘的晚宴，其实还是谈了相当多的大事的。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前，形势急速变化，它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也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譬如4月15日，“超白来，发起为刘尊棋饯行……席间超构畅谈时局，谓十日内大军必渡江”。除了当时局势之外，人们席间所论，也常涉及与个人有关的一些公共话题，这些话题有不少关系到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教育。宋云彬日记1949年5月4日，“下午赵超构来，同赴灶温吃面，大谈所谓知识分子的包袱等等”，12日“晚与圣陶小饮，谈小资产阶级”。1949年6月6日那天晚间的一次聚饮，颇能体现中共对于叶、宋等人参与教科书编撰的态度。这天夜间，叶家喝酒的人陆续来了，“云彬来，三人遂共饮。既而蠖生、灿然亦来，谈至十一点钟”，这天的酒和话，都足够多，然而最最重要的，是“与胡绳谈余之踌躇心情。渠有一言颇动听。渠谓余任今事，足示党内外人之堪以合作”，让叶先生感觉“颇动听”的话正体现了中共对教科书编纂的重视、对叶圣陶等人的信任。

      叶圣陶、宋云彬等长期从事教科书编审，在这新旧交替的重要时节，其私下闲谈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课本的话题。叶圣陶3月18日一到北平，老同事卢芷芬便来看望他，“谈别后一切。知余所撰《小学国语》近为此间采用，而同业颇存妒意”；4月7日赵树理、欧阳山来访，二人虽不搞教育，但都同叶圣陶交流了有关教育的问题，叶先生对赵树理印象尤为深刻，“赵即《李有才板话》之作者，文名颇振。其人朴实有深思，于教育于文艺，所谈皆可听”。而与友人的饮酌中，当然是从事教育的人谈了更多的教育的事。宋云彬7月9日日记“中餐有酒，与王子野等共饮，谈国文教学，又谈到杜诗”；13日“夜与圣陶共饮，谈国文教本编辑问题”。叶圣陶的记载亦颇不少，如4月5日“夜与胡绳、彬然、云彬谈教科书编审事”，5月6日“偕建功小餐于灶温，杂谈语文方面之近时现象”。在酒桌上正式地开会讨论教科书，也有几次。最著名的无疑是1949年4月8日，“晚六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请客……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记的另一次跟教科书审读有关的酒会，是专门谈教科书编纂的业务会，1949年5月17日“七时，会中开首次业务研究之会。杂谈教科书之各种问题”。

      十几人的宴会、二三友的小酌，不外是一个个经常性的具体而微的场景。叶、宋等人携着旧有个性、新的理想，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更新着观念，也追求着进步。正是这样一些可以想见的具体而微的场景，它所营造的宽松自然的氛围，它所促成的知见之交流，生动而充分地体现出中共对于民主人士特别是叶圣陶、宋云彬等教科书编纂人员的尊重和认可，以及胡绳所强调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民主人士与党中人的合作”。这样的氛围与合作，融合了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最终都汇入教科书的编审当中。叶、宋等人在新的时空里审视来自解放区的老教材时，他们的眼光与国统区、与解放区自然不同。翻开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其中所列很多教材虽来自于晋察冀等解放区，然而审读者的意见却颇为大胆和直率，譬如东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编《初小国语》，“课本中如‘打到南京捉老蒋’‘解放军大进攻’等已和目前形势不同……空间上，以农村生活为主，用在城市，和儿童生活经验，距离较远”。另一方面，虽然一般的意识里来自国统区的教材总是反动腐朽的，但教材编审者却并不讳言它的好处，即使是叶圣陶本人编写的教材亦未回避，叶圣陶编《幼童国语读本》《儿童国语读本》，“叙述故事，讲说道理，皆能适合儿童心理”。

      三

      教科书的使用，季节性、时间性极强，更何况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紧迫形势之下呢。当年的公开讲话、来往信函、私人日记里，对时迫事急的记载连绵不绝。叶圣陶的日记里总会有“竟日为赶编教科书而忙碌”，“连日赶编，紧张之至”的记载。看宋云彬1950年以来的日记，喜欢的看戏事渐少，而叙录教科书编审则渐多，“赶编教科书甚忙”，“编国文教本外无他事”。有两天，因为编审教科书太过忙碌而无暇旁顾，宋先生甚至只写了短短的两行字，5曰3日“整日赶编《国文》，无事可记”，6月28日“照常工作而已，简直无事可记”。书都是从第一册编起来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1949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不过仅仅是7天后的4月22日，叶圣陶的日记里说，“遂闻国文组工作会议，决定以一个月之时间改订华北区之高小国语课本，以满下学期应用。五时散”；至这年的5月6日，叶圣陶又记道，“改课文数篇。至此高小第一册已改毕，计合余与云彬、孟超三人之力成之”。一册书的完成，在这里看到的仅是一个结果，其间经历多少次修改，一般人难于了解。叶圣陶1950年2月6日日记说了一个细节，“夜听晓先读其所撰历史第一章之第一节，已四易其稿矣”，里面多少流露出一些艰难与无奈。

      唯有“开会与教科书”的二事，终究是让人吃不消了。宋云彬1950年1月31日日记忍不住写道，“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1949年来编审教科书的两年时间里，叶圣陶每日日记的最后，所言多述疲惫之态。以1950年7月而论，7月1日至15日“住院一星期，到八日出院……曾拔去坏齿两枚，平时固无暇为此者……到家后仍觉不爽快。至十日清晨醒来，满身大汗……而身体仍困乏”；16日“余缮抄之，仅600馀字，已颇觉其劳”……27日“疲甚矣”；29日“到家累甚……盛饭半碗犹未能尽……午睡半熟”。工作对人身的挑战，很快由疲惫而升至患病。宋云彬颇谙岐黄之术，因此对同人健康多所关注。其1949年4月26日“按时办公”以来的日记显示，随着编审教科书任务的加重，1950年后生病之人不断出现。1950年1月30日“文叔病经医生检查结果，病在胃部。胃收缩成葫芦形，恐须割治”；7月15日，“下午六时偕晓翁赴演乐胡同视覃必陶疾。必陶患TB性肋膜炎”；8月9日，“仲仁病假未出席，少一主持人，就谈得没有精采了”；10月30日，“薰宇腹痛不思饮食已数月”；12月4日，“彬然重伤风，为开中药方”；12月7日，“下午二时偕同圣陶赴协和医院视朱智贤疾”。

      即就宋云彬个人来说，其健康状况也在一年多里逐渐变差。1949年9月12日，工作渐紧，“昨宵未能安睡，而疲倦殊甚”，13日“昨宵仍未能安睡”。进入1950年，宋的体质明显下降，1月15日“近数日来感消化不良”，1月24日“两日未大便，昨晚服Cascara，竟无效，头痛腹满，殊觉不适”，2月4日“昨宵睡不好，头仍作痛……自开一中药方”；11月后所记更多更重，11月27日，“近数日来又感消化不良，昨晚服卡斯卡拉……午后修改课文连续三小时余，即觉腰部疼痛”，28日“腰痛大作……腰痛与消化不良有关系，自开药方”，12月28日“自开药方，一剂……夜仍发烧，多汗”，29日“晚有微热，仍出盗汗”。宋云彬不仅自医，且于缓急中为同人开方。叶圣陶1949年11月19日发烧，“饭后，在家休息。托云彬开一汤头，服之”；12月26日“云彬为余开一汤头，临睡服之”；另1950年12月5日，宋云彬“为文叔开中药方（昨又为丁太太开中药方，兹补记之）”。然而得病与治疗是一回事儿，而工作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宋云彬日记中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拼命工作……此亦一偏向也”；1949年7月27日，“彬然……不知休养，仍与剑秋谈编辑计划等等，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1950年3月9日，“王一铭今晨因吐血请假……近来年轻人往往不知保养身体，吃得太坏，营养不足，而又拼命工作，结果传染了这种难医的病。此亦一偏向也”。

      开会与酒和药，同课本原无太大关系。然而叶圣陶、宋云彬等人，一边开会，一边饮酒，一边喝药，他们怀着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热情，以严谨专业的素养为依托，在极为紧迫的情况下，完成了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审。仅仅在新中国成立8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总署1950年7月5日印发了《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实现了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初步统一。今天重睹这些老课本，正如宋云彬1949年4月5日所言，“余当……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叶圣陶、宋云彬等的编审工作及与之相伴的会及酒、药之生活，正是对这一原则的固守，也是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