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被改译的前前后后

　　再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应尽快恢复原译文问题

　　列宁的经典文献《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是列宁主义关于文艺理论的重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它问世后，对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起着引领和促进作用。该文发表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它所坚持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的要求;它传到中国后，同样适应了我国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它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

　　1980年代初，我国将这一重要文献改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此事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其争论持续了四十年仍未结束。看来只要此状况不彻底改变，可能争论永远也不会结束。它是中国翻译界、文艺理论界(可能还不止是这两界)留给21世纪的一个摆脱不了的负面遗产。

　　最早提出改译的是胡乔木同志。1980年初，第四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会见全体与会代表，胡乔木利用这样一个十分隆重的机会，慷慨陈词，发表长篇讲话，历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种种弊端，提议将列宁的这一许许多多人都熟知、其中的许多警句都能背诵的经典著作《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进行改译。他的讲话，会后反响极大，有的人拍手称快，认为这为文艺界思想解放彻底打破了禁锢;但反对意见也很多，有关于翻译本身的，还有就是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问题上，争论很多。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在报刊上这个问题未能展开讨论，包括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文艺界通讯》(内刊)，这方面的不同意见也不能发表。

　　《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创刊后，在发表的文章中，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提法，我们始终没有回避，更没有删掉。而真正对《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改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提出明确批评意见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陆梅林先生以笔名“雪原”发表的那篇《有感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篇名改译》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文章开宗明义，直言不讳：“前几年，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冲击下，在我们的文艺报刊和文艺理论教材中都不大提文艺的党性原则了。有的公开否定党的领导，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有的连文学艺术的思想倾向性和政治性也给否定了。有的还极力否定五四以来我国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看来，十多年前，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篇名改译和文艺的党性原则不提，遗害极大。”文章发表后，我们的老主编陈涌非常兴奋，从不轻易表扬人的他，那次可是把我们编辑部大大地表扬了一次，真使我们有点受宠若惊。那时，经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落入低谷。受新自由主义的祸害，原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个个已混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国文艺的恶劣影响也已十分明显。我曾对陈涌同志说：“发梅林同志这篇文章，就是想告诉世人，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那种造孽的举动，我们是始终反对的，以立此存照。这样做，在我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心里也稍许安些。”在我和陈涌同志的交谈中，他的一句话使我始终忘记不了——“为了否定‘文艺为政治服’的某些偏颇，竞用这种低劣的手法。”

　　经过四十来年的文艺实践，这一“改译”的恶劣效果(当然不能全部推给它，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已暴露无疑。远的不说，就看看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文艺战线的表现就知道了。在此次抗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可我们的文艺战线，却拿不出一部像样的、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歌曲，精彩的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党员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心、使命感、激情，到哪里去了?有的似乎只是大部分是“听朋友说的”、并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丟尽了我们国家脸的一本“日记”。它“火”得不得了，而且还一直“火”下去。我们的文艺界对此好像不关我们的事一样，不闻不问。

　　对我国文艺界的此情此景，肯定看法各异。按照通常的客气说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就不讨论了。我倒是认为，恢复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译文，兴许是一法;且，如果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完成此项工作，那可是功莫大焉。

　　(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