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战“疫”文艺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最近，却有一些文字以“诗”之名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首题为《仰望天空》的“诗歌”写道：“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性和侮辱性。另一篇《“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网络文章，将病毒拟人化，并通篇感谢：“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这篇毫无伦理底线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各界的批评。

　　一些有悖伦理常识的文字在人民的批评下速朽，另一些思想与艺术价值兼备的文字却在人们的心中重生。

　　当忧心疫区的疫情时，许多人念起了艾青的那首《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诗句随着日本的援助物资火起来时，一句陌生又熟悉的音韵，便讲述了一段千年前东来东往的历史。千年后，文学那直抵人心的力量，再度架起一道沧海之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作品纯粹是为了“蹭热点”赚取流量和关注，本质是消费灾难、利用灾难。还有大量的诗歌、绘画等浮于表面、空喊口号，缺乏艺术性及感染力，甚至创作过程比新闻报道还要迅速，令观者不知所谓。这些立意浅薄粗疏的文艺作品，不仅没有尊重人民的生命，甚至引起这样的质疑：“现代诗就是将一句话多分几段吗？”这些“歪诗”将诗歌污名化，其本质不是文艺无用，而是文艺滥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抗疫文艺？当我们面对灾难时，人们愈发看清，唯真理颠扑不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疫情面前，“思无邪”便是对生命与文艺创作都怀抱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作家加缪也在《鼠疫》中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选择——“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够获得安宁？”“考虑过，就是拥有同情心。”

　　一流的文艺作品往往不以功利为创作目的，在灾难面前，不消费苦难、不利用苦难是基本的伦理底线。而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我们便能掂出同胞的病痛之重；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让我们更加体物入微，感受他人的情感，进而才能发现，诗歌、舞蹈、音乐……文艺正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表现途径。守护常识，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文学与艺术的尊重。

　　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肢体语言，都不是在图书馆里产生的，而是从乡野故里、汪洋大海、涓涓河流、漫漫长夜，从黎明破晓中演进而来。我们对文艺作品有着诸多的高要求，但它们并不是精致的点缀或高阁上的观赏品，也不是职业作家及艺术家的特权。

　　前几天，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武汉方舱医院里，几位来自新疆的医护人员带着患者跳起了新疆舞。没有灯光华服，没有舞台道具，我们甚至看不到防护服里舞者的面容。对于起舞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那舞蹈或许是为了锻炼身体和放松心情，但隔着屏幕的我们，却分明得到了感动，看到了美——一种舞蹈艺术几乎剥去了一切附加形式，却在音乐响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时候，产生出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民族的交流，无论是舞者还是观者，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朝气。“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说生命之树常青，那舞蹈便是不息的春风。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这场与病毒的战斗中，我们需要文艺吗？或者说，在任何的苦难面前，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人们在新闻报道中获取事实，于专业的分析文章中廓清认知、回归理性，而文学艺术诉诸人的情感，调和感性与理性，守护着人性的光辉。当它们各守其职，各尽其能，我们便走在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上。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这同时是蔡元培在百年前提出的“美育”的命题。以文学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的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在灾难面前，诗人用文字的语言筑成堤坝来阻挡遗忘，画家用视觉的语言将今日之悲痛与真爱，凝固成永恒的瞬间……可以说，我们不是不需要文艺，而是迫切需要好的文艺作品来培养生命意识，共建情感认知，建设精神文明。

　　文艺作品愈是充满人性的召唤，我们的回应就愈是深刻。好的文艺作品是不朽的，所以当全国各地的人民心系病患时，当各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驰援湖北时，人们会一遍遍地想起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经典文艺作品，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