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廊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连通世界的交融之地。新疆出土瓷器类型丰富，涵盖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唐代的青瓷、白瓷和三彩瓷，宋代的青白瓷，元代的青花瓷，清代的青花瓷和五彩瓷等，蕴藏着中华传统造物设计的哲学观，见证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设计”作为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人类活动，贯穿于劳动生产和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从先秦时期至清代，中华传统造物设计思想建立了完善的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哲学观的重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技艺、美学、礼制、艺术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造物文化生态。

　　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创了瓷器造物设计新的主流品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制造技艺使其成为世界陶瓷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青花瓷与外销瓷历史紧密相连，其制造工艺始于唐代，盛于元代，遍于明清。元朝晚期，江西景德镇成为青花瓷的主要生产地。青花瓷的白底蓝花，不仅在审美上达到了极高水平，也在工艺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新疆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过两件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和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出土于1976年，高11.2厘米，碗口宽15.9厘米，底座直径6.5厘米。整体特征为“高足、大口、弧形壁、竹节状高足，内外壁皆有青花图案，碗内壁绘有凤凰纹和牡丹纹，外壁绘缠枝牡丹纹、莲花纹等”。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出土于1998年，壶高18.4厘米，口宽4厘米，底座直径8.2厘米。整体特征为“小圆口、扁圆腹”，器腹一侧左上方为凤首，另一侧右下方为凤尾执柄（已断缺），通体由青花绘制，双翅纹绘制于腹上，腹下绘有缠枝莲花纹和彩蝶纹，颈部和圈足绘有回纹。新疆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用文物实证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在新疆的多元通和，反映出中华文化在新疆开花结果的史实，同时见证了西域古丝路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天人合一”：传统造物设计的哲学观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造物设计的核心哲学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造物活动，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材质，通过创造性实践，构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思想。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到《山海经》《周易》《周礼》以及《韩非子》等典籍，都记录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顺应与融入，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对造物者、造物过程及设计审美的认知与表达。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朴素的自然生命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同样在元青花瓷器中得到充分体现，元青花瓷器即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的设计融合了游牧文化与中原的汉文化，其器型设计源于游牧生活中的“马上杯”，之后逐渐演化为高足碗。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上的青花纹样，如云凤、牡丹、莲花等，不仅是吉祥的象征，也体现了“天人合一”中的和谐共生理念。这些自然物象的艺术化提炼，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借物抒情”特征，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的底托呈竹节状，《诗经·卫风·淇奥》中描写竹子“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以竹喻人，意指“高风亮节、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君子气节，这与元朝时期各民族文化交融密不可分。

　　新疆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血脉相连，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的出土，见证了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

　　“道法自然”：传统造物设计的自然观照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中，这一观念体现为对自然形态和材质的尊重与巧妙运用，以及对自然美的高度赞赏和追求。

　　元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清代诗人龚轼在诗作《陶歌》中，赞美了青花瓷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制作工艺，表达了对青花瓷艺术的高度评价和哲学思考：“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青花瓷是釉下彩瓷的一种，采用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颜料，在瓷器胎体上绘制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这一过程中，工匠们严格把控原料的选取、胎土的配制、釉料的配比、烧制的温度等每一个环节，力求使瓷器的质地、色泽、纹饰等达到最自然、最和谐的状态。

　　元代青花瓷器的设计和制作，正是“道法自然”哲学观的生动体现。青花瓷中的装饰图案设计理念深刻体现了文化寓意和审美价值的结合，呈现“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审美特征。元青花瓷的纹饰设计，常常模仿自然界中的花鸟、云水、山石等元素，如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上的凤凰和牡丹，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上的双翅纹、缠枝莲花纹和彩蝶纹。这些纹饰不仅造型生动、线条流畅，而且寓意吉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情趣。这种对自然界万物生长规律的观察和领悟，以及将自然美融入造物设计的智慧，正是“道法自然”哲学观在造物设计中的深刻体现。

　　传统造物设计的目的首先是满足主体的实用需求，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文化的符号化和艺术化的审美性。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的形制，起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该器型的“细颈，小圆口”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液体洒出，且便于封口；扁壶的造型则是为了适应游牧民族不断迁徙和骑马狩猎的游牧生活，避免出现圆腹器型的移动；执柄的造型，是由双耳孔演变而来，因户外游牧的马背生活，转为半定居的室内生活；凤首部位作为出水口，借用动物形附着于功能部位，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造物设计智慧。

　　“文质彬彬”：传统造物设计的审美追求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指中华审美文化中文雅与质朴的和谐统一，代指人的“表里如一”，体现了孔子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即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还要有恰当的礼仪和文化修养。

　　在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中，同样追求“内（实用）外（美观）兼修、表里如一”，使造物兼具实用性、审美性、文化性和艺术性。《考工记》为中华民族传统造物提出了设计伦理和设计规范“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强调了造物设计要符合“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辨材料之美、因材施之技”。元青花瓷制作工艺复杂、胎质细腻、装饰饱满，是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代表着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元青花瓷器的釉色以白底蓝花为主，色彩对比鲜明而又不失雅致，其色彩搭配既展现了“质”的内涵，即质朴无华的自然美，也体现了“文”的内涵，即文雅脱俗的艺术风格。

　　中华传统造物设计的哲学观中，遵循着“道（规律，智慧）、法（制度，方法）、术（技能，技艺）、器（工具，器物）”的造物思想。“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法”是遵循“道”的具体行为准则，“术”是实现“法”的技能和方法，“器”则是“术”所造就的具体物品或工具。这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体系。这种设计哲学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造物活动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要求，不仅追求器物的实用性和外观的美感，更注重器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新疆出土的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和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是元代瓷器中的珍品，具有中华传统造物设计典型的“文质彬彬”的特征。元青花云凤纹高足碗采用泥胎相接的方式制作，高足中空，且底部向外扩展，碗和足相接而成，结构稳固，非常符合当时的生活场景。元青花凤首流扁执壶的壶流采用模制成型，壶口和壶柄部位采用捏塑手法，整体设计美观大方，造型优美，便于使用。元青花瓷的设计制作，是中华传统造物设计的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其“道”体现为对瓷器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和表达，其“法”体现为对瓷器制作规范的遵循，其“术”体现为高超的绘画和制瓷技艺，其“器”则是最终呈现给我们的精美瓷器。元青花瓷器是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中“文质彬彬”审美追求的典型代表。

　　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让出土文物“活”起来。出土的历史文物是中华文化的“在场”，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实物见证，对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疆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华传统造物设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文质彬彬”的哲学观。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以“物化”的实体，表达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以物喻志”“厚德载物”是中华文化表达深层次哲理或道德观念的体现。新疆出土的大量瓷器蕴含着中华传统造物文化深厚的哲学思想，展现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历史文化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