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带给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瓷器至宋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名窑林立，千姿百态。精美瓷器、典雅生活、高雅品位，成为南宋都城临安的风尚，也是今天宋韵杭式生活之源。

　　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就诞生于南宋临安。南宋官窑的郊坛下窑早已发现，而修内司窑却成了千古之谜，直到1996年……

　　今天，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发现者华雨农为您讲述他与南宋官窑的千年之约：

　　1985年初春，我从生产龙泉青瓷的浙南山区丽水调到省城杭州，当时谋职的单位紧靠中河。不久之后，中河开始改造。那时候或中午，或傍晚，我总喜欢到中河边转一转，看到许多人在烂泥堆里掏捡古钱币，还有其他古物。

　　尽管从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略知中国是陶瓷之国，尽管从小捧着瓷碗吃饭长大，尽管在生产龙泉青瓷的丽水地区工作了5年且参观过龙泉瓷厂，但我对中国古陶瓷的了解依然肤浅。

　　当时，看到一块块熠熠生辉的古瓷片展现在我的眼前，也看见他人花100多元人民币买进一块一节手指那么大的南宋官窑瓷片，我的内心深处触动了一下：那是我2个月的工资啊！

　　这是我对南宋官窑的初步印象，也隐约看到了南宋官窑的与众不同之处。

　　史料记载，南宋官窑应有两处，先“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现，但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一直没有找到，那么，它究竟在哪里呢?

　　出于对南宋官窑的好奇，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去南宋皇宫遗址附近一带，跑遍了山山沟沟。那个地方，一般人可不敢随便进去，毕竟山上处处是墓地。

　　1996年夏季的一天，我与陈方晓走进凤凰山与万松岭之间的一条杂草丛生的溪沟里，从下往上，走走停停，走到半山腰时，突然眼睛一亮：这里居然有支钉、垫饼、垫圈，且还有不少匣钵，现场竟有一些南宋官窑瓷片……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就这样被我们发现了。

　　1996年11月8日，上海的《文汇报》对这一重大发现首先作了报道，随后《钱江晚报》、新华社、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海内外媒体作了大量报道。

　　1997年1月12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我和陈方晓撰写的《南宋修内司官窑初论》一文，在考古、学术、收藏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后，杭州市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2001年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发现，在业内也引来诸多讨论与质疑。

　　南宋修内司官窑在发现之前，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与《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沙老根据他对文献资料与南宋时期人物的考证，得出了南宋修内司官窑是不存在的结论。由于沙老地位高名望大，所以浙江的考古专家也认同他的观点，认为修内司官窑是不存在的。确实有很多专家并不认同我们的发现，有人则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发表观点，表示不可能有这么个窑址。

　　当然，也有北京、上海、景德镇等地的专家学者支持我们。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先生，还有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刘新园先生，都给我们来信，对这一次新发现表示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尤其是耿宝昌先生，他来信写道：希望继续努力，重视对两窑产品的比较研究。

　　从此，我对南宋官窑更加关注了。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南宋官窑的研究与收藏方面。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发现时，我们发现有些标本类似“传世哥窑”瓷器。

　　2004年，我在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论文集中发表了《“传世哥窑”疏正》一文，大胆论证了那些到南宋的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就是南宋官窑的一部分产品，我还收集了许多证据。现在，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同好与专家的认可与肯定。

　　30年来，我已集藏了大量的南宋官窑标本，大大小小已有上万片之多。与大多数藏家和研究者不同，有些人会选一些釉色特别漂亮的残片，而我专挑一些黄的紫的月白的等釉色比较偏的残片。对于考古研究者而言，标本是最好的老师。

　　这些年，我还总结出鉴定南宋官窑瓷器的“20法”，受邀在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堂、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清华大学艺术收藏鉴赏班、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卫视收藏栏目等主讲南宋官窑青瓷鉴赏及南宋宫廷用瓷。我也坚持在微信朋友圈与大家分享我的读瓷心得与体会。

　　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的发现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我与南宋官窑的千年之约。（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