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为130位科学家画像
自从2010年决定以油画的形式为科学家画肖像画以来，杜爱军已经绘就130余位科学家的肖像。这份工作在他看来意义不凡，他更希望这些画像走进学校、走进单位，让更多人看到并因此了解中国现代科学家励精图治的奋斗历程。
■记者 袁一雪
当科学家博物馆的筹备单位与杜爱军联系，希望收藏他的科学家肖像画作时，已经退休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编辑杜爱军心生感慨——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
自2010年开始创作科学家肖像油画以来，他的工作除了得到过业内同行和领导的赞赏外，并没有受到社会过多的关注，但他内心一直有个愿望，渴望这些画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能实现这个愿望，我愿意不计报酬。”杜爱军真诚地说。
一颗初心
在参加工作以前从未接受过系统绘画训练的杜爱军，似乎对绘画有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从幼儿园起，他就在绘画方面展现出超过同龄人的能力。
1979年，杜爱军进入科普出版社，从事科普美术编辑及创作工作。为了让工作更上一层楼，他脱产三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油画、国画、版画……都是在那时接触的。
“工作后，我主要负责书籍封面和版式的设计，也画过连环画、科普画，为科幻作品配过插图。”杜爱军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中国科学报》。相较于随心所欲、勾画心中所想的画家，杜爱军的绘画工作更多是“命题”作品，特别是给科学和技术文章配图，更考验他的理解能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互联网还未普及，科普作品配图作者需要从内容中寻找灵感，原子、核能，这些概念如何从抽象变为具象，对绘画者提出了要求。因为出版社的书籍涵盖范围较广，杜爱军还会组织熟悉某个领域的绘画者进行创作，例如航空航天等。
因为他具有多年科学和科普绘画的经验，科幻作品的作者和编辑也会找到他进行创作。这是对他更大的考验，因为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或者物品往往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他还记得曾经有一部科幻作品中提到有种很小的生物，可以随意构成各种其他的大型生物。“根据描述，我感觉像蚂蚁，后来有个场景中这些小生物根据人的意念变成了马，人骑上就走，这个怎么表现？如果真的画成蚂蚁或者虫子，再组成马，看起来可能有点可怕。”杜爱军回忆说，于是他用钢笔点出了一匹马，马匹身上的明暗皆由小点组成，实虚结合。
为了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寻找创作方向，杜爱军尝试过为各种作品配图，然而，即便是在科幻配图中获得赞誉，他也没有继续在这个领域深挖。用他自己的话说，“总是感觉科幻画像小孩的玩意，无法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可”。
因为画画找不到方向，近距离地进行插画创作又一度让杜爱军的近视不断加深，他一度搁笔，暂停绘画。
直到2009年底，钱学森逝世的消息传来，杜爱军内心被触动，才又拿起画笔，为钱学森绘就了一幅油画肖像。
一份触动
“钱学森为国家付出太多，他的去世令我心生感慨，其实早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就画过一幅钱学森画像的草图，但是没有继续。他去世后我把草图拿出来完成创作。”杜爱军回忆道。
为了展现钱学森的风范，杜爱军选择用油画的方式，图像大小几乎与真人一致。绘画完成后，杜爱军带着这幅画参加了展览，得到了当时参观展览的领导的好评，并成为中国科协参加历届中直机关书画展的作品中，第一次获得一等奖的绘画作品。此后，他参展的科学家美术作品连续五届获得中直机关书画展一等奖。“领导鼓励我，让我安心创作，为我的创作提供绘画耗材等支持。”杜爱军说。
在事业遇到瓶颈时，杜爱军曾经向多位名画家“取经”，询问应该如何发展，曾经有位画家对他说：“总是欠缺临门一脚并不是画作的问题，你应该画自己熟悉的内容。”当时杜爱军只认为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直到他画完钱学森的画作后，突然找到了“画熟悉内容”的感觉。“画科学家不容易，但是我坚信自己找对了方向，并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杜爱军由此一发不可收，一头扎进创作科学家肖像的工作中。
因为工作原因，杜爱军经常去中国科技会堂等机构开会办事，也曾经去过学校，他印象中，那些地方悬挂的画像不是外国科学家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而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几乎没有。他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而这也成为他选择为现代科学家画像的原因，“我希望这些现代科学家的画像未来有一天可以挂在学校，让每个孩子都熟悉”。
钱学森、林巧稚、吴阶平、胡亚美、吴孟超、李兰娟、钟南山、屠呦呦等人的人物油画肖像在杜爱军的笔下展现，他们的神态与动作乃至眼神都栩栩如生，只有杜爱军知道，他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
“其实，我工作期间接触油画比较少，只是在开始进行科学家肖像画之后才越来越熟练。”杜爱军坦言，“油画不像国画，一笔蘸墨，一挥而就，油画需要更准确的比例和色彩。”眼睛的远近、高低，有时仅有几毫米的差距就令人感觉大不相同；色彩饱和度如何掌握，色彩强弱如何突出前后关系；细节如何更准确……这些都是杜爱军遇到的困难。“前期创作感觉真的很难，那时一幅画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杜爱军说。
在不断磨炼中，杜爱军终于找到自己的绘画风格：“我的画连汗毛孔和血管等细节都要表现出来，这是我的追求，我不希望我的画作让人感觉是应付了事。这是困难，也是提升自己的机会。”
一个未来
除了个人肖像，杜爱军还画过领导人与科学家的场景画作。有一次，高士其的家人提供了一张高士其与邓颖超握手的黑白照片。照片中高士其几乎背对着相机，看不到眼睛，如果仅仅将照片放大，高士其的面部表情几乎没有。杜爱军不满足于复原照片的绘画方式，他多方寻找材料，最终找到了高士其另外一张照片，上面高士其的面部五官较为清晰。在创作时，杜爱军去掉了照片中原本存在的其他人员和过多无用的背景，除了高士其和邓颖超两位主角外，只留下了推着轮椅的高士其的孩子，后面的背景则改为花卉和绿植。
“进行这种改创很困难，一来过去的照片不清晰，又是黑白照片，放大后更是米粒大的黑白灰点，毫无细节可言，二来是资料难找。”杜爱军坦言。所幸，多年的绘画经验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通过“马赛克”似的小点进行定位，然后凭借经验塑造立体感，至于钢笔、眼镜之类的可以找实物进行临摹。通过这种方式，杜爱军笔下的人物还原度能达到90%以上。
明年年初，杜爱军就要满64岁了，他创作的科学家肖像已有130余幅，因为油画占地面积大，家中几乎已无下脚的地方。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这些画作找个“家”。
两年前，科学家博物馆开始筹建，向他邀约画作，这让杜爱军看到了希望。因为在他印象中，中国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学和科普画几乎没有，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幅中国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油画，因为开会的原因总能看到。他希望自己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被人记住，成为一个符号。
“其实不论画画还是其他工作，都像是登山，有时候觉得很累，有时候感觉离目标很远，但无论如何都要向前，有时累到都忘记了自己在爬山，忘记山尖还有多远，当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也许你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爬到了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杜爱军感慨道，“我希望我的画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可以实现，我可以不计报酬。”
目前，杜爱军创作的科学家肖像画已经被中国科技会堂、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博物馆及科学家家属收藏70余幅。杜爱军也已经出版了两本肖像画册出版物、举办了三次科学家画像展，并正在与出版公司建立网上科学家展览馆。
自己的画作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杜爱军有满足也有遗憾。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科普图书早已经建立了评奖机制，但是科普绘画等美术作品却迟迟没有奖项，“如果科普画家没有地方展示他们的画作，而科普绘画也得不到大众的了解，科普美术家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不利于科学和科普绘画的发展。”杜爱军建议，或许以后可以建立相应奖项，让越来越多的画家投身到科普绘画领域，让抽象的科学在绘画中令公众有更具象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