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代尔夫特的斯芬克斯”：关于黄金时代大师维米尔的五个关键词

       十六世纪的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后，赢得了政治独立。国力的繁荣伴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直接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这片狭小的国土和这里的艺术在十七世纪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1632-1675) 就于此时出生在荷兰代尔夫特(Delft) 。和当时的国际大都市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相比，拥有两万三千人的荷兰第六大城市代尔夫特不论在经济上还是艺术上都毫不逊色。除了拥有与世界贸易往来频繁的东印度公司分部之外，也孕育了仿制中国青花瓷的烤瓷技术而闻名世界的代尔夫特蓝 (Delft Blue)。维米尔在代尔夫特出生，长大，生活，逝世。他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也没有留下任何日记和书信。究竟维米尔的生平是怎样的，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一生从事过哪些艺术活动，我们只能在仅有他人所述和他的画作中找到一些答案。
       维米尔于1632年出生在代尔夫特一个画商家庭，父亲去逝后便继承父业，同时从事绘画创作。21岁的维米尔加入了代尔夫特画家公会，并先后两次做过公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画坛享有一定的声誉。作为“荷兰小画派”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维米尔的作品大多为风俗题材的绘画，表达宁静和谐的普通家居生活。在他流传下来的画作中，画面布局多为单个或两三个人物的肖像画，他们或休闲或劳作但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热闹喧哗的场景。除此之外，也仅有两幅风景画流传下来，分别是作于1660-1661年《代尔夫特一景》（The View of Delft）和1658年的《小街》(The Little Street)。此外，他在艺术风格上也别具特色，画作形体结构精致，总是从左侧照射进房间的阳光让整个画面显得清新自然，在光影的把握中表现室内的空间感。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颜色的运用，他喜欢使用温和的黄蓝为主调，将画面定格在柔和的宁静世界里。        虽然得到出身上流社会的岳母支持，但由于其作画态度严谨，短暂的近二十五年的绘画生涯里维米尔只创作了五十多幅作品。加上子女众多（生了11个儿女），他的生活在晚期并不富裕。1675年，画家参加了防御法国军队的入侵而过度劳累，生活又陷于极端贫困，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留下妻子儿女和巨额债务，终年43岁。
       如此穷困潦倒的局面使得维米尔的作品流散严重，传世的作品仅35幅。其中一幅创作于1662至1665年的画家黄金期名作《音乐会》（Music Room）在1990年于美国波士顿被盗，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此外，维米尔是如何被人们忘却达两个世纪之久，后来才被“发现”与哈尔斯及伦勃朗并列尊为黄金时代三杰；他的代表作创作于1665年的《带珍珠耳环的少女》（The Girl with Pearl）究竟画作原型是谁；而他究竟有没有受到当时透镜的影响而使用暗箱技术作画呢？如此种种谜团若明若暗，众说不一。因此，这位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曾经获得一个雅号：代尔夫特的斯芬克斯。        纵观荷兰十七世纪黄金时代，分析维米尔的传世作品及其细节后，也许这五个关键词“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属于但又不属于代尔夫特的维米尔”“光影大师”“维米尔蓝”“科技与大师”就能更好的解读“代尔夫特的斯芬克斯”—荷兰黄金时代的大师维米尔。
      “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维米尔作为“荷兰小画派”流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画作里反复描绘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品茗”“作画”“读信”“梳妆”“谈情”“弄乐”“做学问/研究”等等都是他习惯使用的场景元素。例如中提琴维奥拉 (Viola) 就出现了四次。但在他晚期画作里，反复出现了两次弹奏钢琴的场景，但演奏的女子表情忸怩不安，与早期他温柔抚琴女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维米尔生活境遇的改变。
       除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之外，维米尔也描绘了一些普通的日常劳作生活。典型代表就是现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 (Rijksmuseum) 绘于1658年的的《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 Maid) 。这幅尺寸为45.1cm*41cm的帆布油画中，维米尔塑造了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女仆劳作的场景，从她头戴的白色帽饰体现出了她的身份，而室内的陈设从桌布，毛巾，竹篮，铜罐，面包，牛奶，水壶到墙角镶嵌的代尔夫特蓝瓷无一体现了其服务家庭的阶级地位。早晨的阳光柔和了整个场景，女仆的脸微侧，半明半灭中透出了准备早餐这种不经意的安详。生活里的情愫被维米尔画的如此宁静，好似不会被季节、环境、社会乃至时代的变化所扰动，它是恒守的，曼妙地自我为主，在细微的时光里持续发散出自己的能量，一直追寻生活的极致。       “属于但又不属于代尔夫特的维米尔”
       维米尔一生都未离开代尔夫特，所画作品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源于他真实的生活。作于1660-1661年静物画《代尔夫特一景》和作于1658年的静物画《小街》至今都能在代尔夫特寻觅到旧日痕迹，而其他的人物画都是在他位于二楼的画室所作，他的妻子卡特琳娜•波尔内斯 (Catherina Bolnes) 也多次出现在画作中，温柔静逸。
       那么维米尔是否将自己封闭在代尔夫特自己的画室里，而不再参与时代的流动和变化呢？答案是否定的。维米尔于1657年创作的《睡着的女孩》(A Girl Sleep) 中，摆在桌上的盛置瓜果的大汤盆就是当时风靡全欧洲的青花瓷。而作于1661年的《被中断的音乐》(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中，也有一只瓷器做的水壶摆在桌上的鲁特琴后面，但令人存疑的是，这只水壶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青花瓷，更像是出口瓷，因为已经有欧洲的工匠画蛇添足为其添加了银盖。        另外，艺术界1也指出维米尔的画作体现了浓郁的异域风情。创作于1657-1659的画作《窗边读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中前景所置的那个盘子就是外国之物，而盘子前身所置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并且为了平衡让人眼花缭乱的前景布局，维米尔刻意让墙壁空无一物，空白但不单调苍白，这种背景留白似乎像是得到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但在观察画作时依旧能够体会到这和西方油画中讲究填满空间的习惯有非常大的差别。        但维米尔仍然忠于自己，他的一生都没有受到任何机构和个人委托作画。代尔夫特在当年的确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之内，但维米尔从未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画家。他始终描绘一个安静的室内空间，似乎与空间外的残酷现实相隔绝，他有一种让外部世界消失的天赋。
     “光影与结构大师”
       荷兰黄金时代的大师都很会使用光线融入他们的创作中，维米尔用清漆和油漆在油画上捕捉光线，淡淡的光线从画面的左侧涌现，明亮，穿透，反射，柔和，灿烂组成了维米尔的光线。如此的与众不同，由他一手掌握。不同于另一位“光影大师”伦勃朗，维米尔的光强调变化，分为“轻柔的光(Light on Light)”; “穿透的光(Falling Light)”以及“耀眼的亮光(High Light)“2。并且光的不同帮助维米尔在创作时切割了不同的空间结构，以达到平衡画作的美感。
       例如在《代尔夫特一景》中就使用了轻柔的光。天，城，河，岸四层平行构图，空阔平静，雨后的雨点在水面仍然荡起了涟漪。斜阳却从云影后面将光投射在远远近近的屋顶上，这些房子安排得错落有致，加上珠光一般的光向横向散开，使得整个画面看上去时非柔美和谐，没有一丝侵犯感和戏剧性。
       穿透的光则体现在光线在维米尔的画作中表现在多个方面。有的直接照在房间里的东西上，有的透过窗帘，或者穿过各种各样的玻璃发生折射，有的甚至通过窗户上的小孔投射进来，或者从妇女的帽檐透过一丝光线。
       而耀眼的亮光使得维米尔的大部分作品中呈现出金光闪闪的气焰。珠宝上的闪光，岸边低洼的光泽，椅背上钉子反射阳光和人物眼中的光芒等。它们被称为Highlights，因为是在最后涂上层层清漆形成的。这些微小，厚实，密集的斑点在画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维米尔将巴洛克的“动态”变成了古典画的“静态”。他作画极慢，又精于布局，使得一层层的空间深度巧妙的融入在平面之中，这样的秩序井然足以体现维米尔的大师风采。
     “维米尔蓝”
       仔细观察维米尔的画作，不难看出他对颜色的运用有非常显著的特点，他喜欢以温和的蓝色和黄色作为基调。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到《读信的女人》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倒牛奶的女仆中》他更是大胆采用了三原色红黄蓝分布在女仆的服饰中，并呼应柔和光线和铜罐的淡黄色，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暖色调黄色光照对比下，那种隐隐淡淡的蓝色是如此安静，也是维米尔的画作一大特点之一。如果有机会看原作，将会观察到维米尔笔触是很平顺的，这极大区别于同为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伦勃朗那种豪放的笔触。这样的笔触，也是为了传达那种静谧的感觉。
       与现代艺术家相比，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可以获得的颜料数量确实很少。尽管有研究显示另一位黄金时代大师伦勃朗使用了多达百种的颜料，但在维米尔的作品中只有二十种颜料被检测到。而在这些颜料里，最常用的也不过十余种，可是依然在他的作品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维米尔所采用的十种主要颜色为：铅白色，土黄色，朱红色，生褐色，茜草色，海绿石，象牙墨，深蓝色，铅黄色和靛蓝色3。
       在维米尔的时代，由于金属管状式的颜料并没有发明，所以每种颜料在耐久性，可操作性，干燥时间和生产手段方面都是不同的。而且，许多颜料不相互兼容，必须单独使用或以特定方式使用。此外，经济因素对艺术家的工作程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没有使用的过量的油漆会被暂时保存在猪囊中，或者整个调色板可能在水中过夜，以防止与氧气接触而引起干燥。也许是这一原因，促成了维米尔囊中羞涩没有办法像伦勃朗一样大肆购买颜料用于绘画创作。
      “科技与绘画”
       2001年，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出版了“秘密知识：重新发现古代大师的失落技巧”一书，他认为维米尔（包括汉斯•霍尔拜因和迭戈•委拉斯开兹在内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家）使用光学技术来实现精确定位组合物，特别是曲面镜，相机暗箱和照相机的一些组合。这被称为霍克尼 - 法尔科（Hockney-Falco）论文，以霍克尼（Hockney）和查尔斯•法尔科（Charles M. Falco）这个理论的另一支持者的名字命名。
       英国学者菲利普•斯泰德曼教授出版了“维米尔的相机：揭开2001年杰作背后的真相”一书，明确指出维米尔用暗箱来创作他的作品。斯泰德曼教授指出，维米尔的许多绘画作品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画的，而且他发现了六幅绘画，如果他们从房间后墙上的暗箱里面画出来的话，尺寸恰到好处。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已经指出了维米尔的一些绘画中的证据，比如在维米尔的绘画中经常讨论的闪闪发光的亮点被认为这是由相机暗箱产生光晕的原始镜头的结果。
       2008年，美国企业家兼发明家蒂姆•詹尼森（Tim Jenison）提出了一个理论：维米尔曾经用过一个暗箱和一个“透镜”，这个镜的概念和照相机相似，但是要简单得多，而且很容易匹配色值。他后来修改了理论，只是涉及一个凹面镜和比较镜。他花了五年时间测试他的理论，试图用这些工具自己重新创作音乐课，并将他研究的这一过程拍成了纪录片“蒂姆的维米尔”（Tim's Vermeer）。
       这些理论和观点引发了人们对于维米尔如何进行创作的广泛讨论。维米尔对光学的兴趣并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在他去世后绘制的艺术家财物的详细清单不包括相机暗箱或任何类似的设备。然而，维米尔与先锋镜头制造商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密切联系，而列文虎克在维米尔去世后是他遗嘱的执行者。
       曾经担荷兰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Mauritshuis)4首席修复中心主管, 现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修复和科技系主任约格•瓦达姆 (JørgenWadum) 教授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维米尔并没有使用暗箱技术。瓦达姆教授说：“自然，伟大的艺术家当然引起大众的瞩目也会有许多关于他生平和画作的讨论，维米尔也不例外尤其是史料记载不够周全的情况下。“他补充道：“我曾参与修复维米尔的作品，并且发现他有17幅作品的灭点位置有一个针孔，这是定坐标时所常用的一种技巧。小针穿过针孔，上面系着一根绳子，作画的时候，画家可以一手拿着绳子以确保后退线（消失线）指向灭点。许多艺术家都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当他们想要保证透视正确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此外，他还指出关于维米尔画作边缘模糊，并不是因为他通过暗箱的老旧镜头观察对象。而是他用了最简单的手法创造了令人信服的透视。可能受到了达芬奇主张的晕染法的影响，从而画出柔和的过渡而不是尖锐的轮廓。
       在维米尔生活的那个时代，画家并不像现在社会所尊为的画家，更像是一个手艺人。他们接受专业的美术训练，提高素养都是为了画出更好的画，服务于市场和雇主的需求，以换取更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身处在黄金时代的荷兰。17世纪的荷兰社会正在迅速的累积财富，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成形，赚钱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德，只要赚之有道即可。至少当时荷兰的中产阶级对此信之不渝。可是，维米尔仍然保持了自己艺术创造的独立性，虽然他的生活在晚期依赖于卖画营生，但他仍然创造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并且醉心于他的世界。
       我想，在大量复制的年代有些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有时候不是依靠技术和手艺，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敏感，你必须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讲述者。维米尔做到了，他作画很慢，精于布局，全用常态下的平行透视，使一层层的空间深度巧妙地融合于平面图式，不过于强调视觉幻象，保持以清晰的轮廓和大块明暗支配画面。他对所有的形体都经过剪裁，搭配，交错，避让，使得画面严丝合缝井井有条。凡是不要的东西都淘汰掉，并且懂得“留白”的哲学。从具象删减到抽象，他也启发了比他晚好几百年的另一位荷兰大师“蒙德里安”。
       此外，他所代表的荷兰小画派，并不因为画幅小，题材平凡而显得小气。反而，维米尔创造了自己的诗意。当别人兴奋于市井闹趣、群像盛况、显示家珍的时候，却守神专一地在小幅上努力于创造象外的澄明境界。这种境界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荷兰黄金时代的光彩，而且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使我们“澄怀味象”，在审美的观照里获得更超越的、清明的人生感、宇宙感。
       作者：汤溪（Sissi Tang），现居香港。自由撰稿人，文字见于《悦己》《T：纽约时报风尚杂志》“荷兰在线中文网“，“新浪收藏"等媒体。荷兰乌特勒支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硕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学士，曾任荷兰国立博物馆项目经理和梵高博物馆战略顾问，现任香港设计总会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