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用“汉隶十二品”重建经典在当今时代的书学意义

　　文/张法

　　《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 此刻石刻于东汉永平九年，现位于陕西褒城北石门溪古道中

　　“汉隶十二品”是汉隶经典化的新启动。汉隶经典化，是在清代碑学基础和当今书法现实的双重背景下，对中国书法史的重写，即进一步认识二王帖学之法与隶篆古法，以及二种法后面的中国书法整体的统一之法，具有重要意义。帖碑之别，乃笔帖之法与刀碑之法的区别，从刀碑之法进入后面的中国书法整体的统一之法，对当前中国书法和审美文化中的流俗倾向具有矫正作用。

　　“汉隶十二品”这一名称的酝酿和提出，意味着开启了汉隶经典化的新路。在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汉隶的经典化将会开拓一系列既与书法相关又超越书法的重大美学问题。

　　严格地讲，提出将汉隶经典化，在清代碑学潮流的浪涛翻滚中就开始了，从翁方纲、朱彝尊到阮元、康有为，讨论热烈。但在清代的议论迭出中，一是何为汉隶的最优作品，未成共识;二是经典品数应为多少，也未总体提出。本来，在二王帖学占据中国书法主流的1000多年后，篆隶的经典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不妨以龙门魏碑的经典化过程做参照。乾隆年间提出龙门四品，到同治年间达到龙门十品，后定为二十品，后又历百多年，二十品扩展到五十品、一百五十品，整个魏碑经典化和体系化的工作现代还在进行。经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感受到，汉隶十二品所开启的汉隶经典化进程，同样会面临不少的困难与艰辛比如这次提出的汉隶十二品：《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鲜于璜碑》《西狭颂摩崖》《石门颂摩崖》《华山庙碑》《衡方碑》《大开通褒斜道摩崖》《封龙山颂》，对于熟悉清代碑学历史的学人来讲，在选品上或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由于古今方方面面的差异，不完全相合很正常。

　　在中国书法史上，汉隶的经典化，比魏碑的经典化，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魏碑的经典化及其美学解释对于南北朝时代的北碑南帖的书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汉隶的经典化将改变中国书法史的整体面貌。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通过汉隶，展开为楷、行、草。而南朝以来到唐宋，确立了二王和帖学正统地位，整个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书法史成为二王帖学的书法史。这样的书法史产生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自清代碑学以来就不断被指出的固有局限。这就是从二王帖学而来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理论难以完全说明汉隶，更难以完全说明大小篆、金文、甲骨文。在中国书法史中，汉隶是从甲、金、篆到二王帖学转变的中介，真正地理解了隶书与二王帖学的关系，对中国书法整体应当进行怎样理解的玄奥之门，方可真正打开。

　　认识汉隶的工作，主要是由清代碑学发起和进行的，清代碑学对汉隶的发掘、梳理、评品、研究，做了很多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工作，清人的很多论点，都是现代论者的前提。然而，清人的基本思想与现代人是不一样的。清人认为，真理为古代圣人所掌握，圣人的思想内蕴在六经四书之中，因此，只要用正确的方法识古字、读古书，就可以获得真理。可以说，清代的金石学、文字学、注疏工作，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而碑学在清代突然高扬，除书法自己的演进运行规律外，从古代文字中寻找真理，成为碑学兴起的重大学术动因。唐宋以来从书法上要寻找的隶篆古意，在清代的意识形态中被神圣化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从寻隶篆古意到求隶篆古法的演进。总之，清代碑学的汉隶研究，以一种文化退化论为基础，先分碑帖，进而尊碑贬帖或引碑入帖。现代以来，思想界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发展论和进化论，现代学人对书法史的本体认知和思维方式，与清代学人有原则性的不同。因此，今天研究汉隶，认清我们与清人的历史区别和理论原则区别，不但对更好地读解清人的汉隶理论，在认知上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是在用一种什么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和研究汉隶，会有一种思想自觉。这对于应当怎样进行汉隶经典化研究，以及在经典化之后如何展开，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