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奔腾的骏马踏过不能躺平的时代

　   1953年9月26日，58岁的徐悲鸿与世长辞。如今，距离徐悲鸿离开已有70年。今年以来，全国各地举办了多个徐悲鸿展览。在北京举办的备受瞩目的展览，是上个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奔腾的精神——徐悲鸿中国画展”，展出徐悲鸿不同时期的中国画、书法作品40余件。美术馆一层主厅椭圆形的展墙上一字排开13件画马的作品，画中骏马姿态各异，或奔腾、或挺立、或回首、或俯身，气宇不凡，气势飞扬。

　　《战马》 徐悲鸿 194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奔马》 徐悲鸿 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奔腾的骏马 划时代的创新

　　本次展出的有关马的画作大多是徐悲鸿在抗战期间客居贵州及重庆时所创作。这一时期的生活条件虽然极为艰苦，但也是他创作激情最为高涨、艺术张力最为宏大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徐悲鸿常常题写“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可以看出他托物抒怀的心境。

　　他塑造的马豪气勃发，精神抖擞，独具品格。无论是奔马还是立马，均有一种铁骨铮铮、气宇轩昂的气度。他的奔马造型融入了西方绘画的解剖和透视，一般采用大角度透视的手法，以腾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展现奔马疾驰的速度。马的体格虽然消瘦，却遒劲有力。马的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极富弹性，富于动感；马的背部往往如弯刀一般弓起，展现一种蕴含的力量；马的颈部和腹部弧线粗重，表现出肌肉的力度，而鬃毛和马尾在运笔施墨上杂而不乱，有力地表现出骏马奔跑时鬃毛飞扬的潇洒。这一切都给人带来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马的各个部位以浓淡墨晕染，在笔墨深浅变化和层次上，体现了西画所强调的明暗关系，特别是在马的头部，往往通过直接的留白或施加一笔白粉的方法，表现出头部的高光，以增强立体感和质感，一下子就能抓住观看者的目光。徐悲鸿用线刚柔并济，用墨淋漓尽致，设色古朴醇厚，充分发挥了中国大写意水墨画的特点。

　　能否躺平 取决于时代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女主人公从大城市辞职，到云南大理得到了心灵的治愈，让不少职场人心潮澎湃。真的有人付诸了行动，等到了大理才发现，早就有人辞掉了已经奋斗了多年的工作，来此过上了“有风”的生活。他们会聚到云南大理、浙江安吉、四川成都、福建泉州、海南文昌，以至于这些地方有了一个统一的新名称——数字游民聚集地，也就是可以凭借网络获得生存空间的人喜欢呆的地方。

　　我们的父辈常常惊讶，现如今是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有裸辞或躺平的念头甚至敢付诸行动？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会豁然开朗。一百年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青年时代，可是一个不敢躺平的时代，不顾一切地寻找活路才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一百年前的中国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不断被列国欺凌。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发展与和平的环境支撑起现今年轻人裸辞与躺平的“理想”。经济的长足进步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更为中国人打开了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机会之门。

　　生于困顿 四处碰壁

　　徐悲鸿自述中写道：“余年十三四，吾乡连大水，人齿日繁，家益窘。先君遂奔走江湖，余亦始为落拓生涯。”徐悲鸿原名寿康，1895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屺亭桥。“悲鸿”二字的来源，据郑理在《徐悲鸿年表》中所说：1913年，18岁的徐悲鸿得一子，徐父为孙子取名“吉生”，他却坚持要为儿子取名“劫生”。此前一年，徐悲鸿因为不满父亲逼婚而逃走，后被抓回强行完婚，才生此子。他为了表示反抗，一气之下，自己改名“徐悲鸿”。

　　父亲徐达章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乡镇画家，徐悲鸿自幼耳濡目染，自然对绘画产生了兴趣。他7岁学书，同时想跟父亲学画，却被阻止，原来，父亲是让他打下一定的文章基础后再学画。徐悲鸿19岁时父亲突然去世，徐悲鸿不得不一人挑起全家八口生活的重担，“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他开始在当地的三所学校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教授图画，每日步行数十里往返三校间。奔波的日子久了，徐悲鸿也不免心烦意乱，触景伤情，他说自己：“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站在赶往下一个学校的石桥上，放眼前路，一片茫茫。

　　此时，第一个伸出援手的是同乡徐子明。此人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拿了徐悲鸿的画给上海复旦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看，希望为他谋一份临时差事。对方应允给这个会画画的乡下青年面试的机会。很快，20岁的徐悲鸿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却没想到两次面试都碰了壁。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于是流落上海，继续寻找打工的机会。此时已是秋季，连绵秋雨，租住在低矮的小屋内，寒冷彻骨。徐悲鸿很快到了连房钱都付不起的地步。灰心丧气之际，他一度打算跳黄浦江了结自己。他在自述中写道：“尔时神经颤震，愤怒悲哀，念欲自杀。”

　　此时，幸亏有两位姓黄的恩人，鼓舞了徐悲鸿不屈不挠的斗志。一位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营业员黄警顽，另一位是颇具鉴赏力的商人黄震之。前一位让徐悲鸿跟自己挤在一起住，后一位给他介绍了零星的卖画生意，由此结识了“审美书馆”的店主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两人一见徐悲鸿的画，甚为欣赏，尤其夸赞他画的马，比得上唐朝画马名家韩幹。徐悲鸿身处极其困窘之境，饿寒交加，于是赶忙求助，得到了“奇峰命作美人四幅”的活计。徐悲鸿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上门送画那天正逢大雪，天寒地冻，“腹中饥，倍觉风冷”。未料高氏兄弟都不在店里，他只好先留下了画，原路返回。

　　抓住机遇 终得赏识

　　徐悲鸿毕竟不同凡响，虽然饥寒交迫，在为一口吃食挣扎之际却没有耽误读书。此时的徐悲鸿没有半点躺平的想法，因为他毫无躺平的资本。1916年，徐悲鸿考入法国办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光明一步一步向他走近。徐悲鸿在那个年代选择学习法文表明他早已有心要远赴巴黎学画。

　　然而，学费从哪里来？幸好震旦学院院长法国人恩理教士同情徐悲鸿的处境，允许他延期交纳费用。不久，高氏兄弟送来了画钱，解了徐悲鸿的燃眉之急。

　　真正的转机浮出水面。徐悲鸿读书期间发现一则登在报上的信息，上海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征求远古传说中造字的仓颉画像。他投了稿，入选了，并且得到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赏识，被请为上宾，聘为该大学的美术指导。讲到这里，不难看出，在徐悲鸿向上奋斗的路上，一技之长最终拯救了他。

　　徐悲鸿自从结识了哈同花园的主人，逐渐有了进入当时上流社会的机会。他经人介绍见到了曾经的“维新派”大将康有为，南海先生也十分赏识这位画艺高超的青年。徐悲鸿此时又获得了哈同的赞助，到日本考察半年，看到日本二十世纪初期画坛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蓬勃发展，以及对西方艺术的吸收、融合。这给年轻有志的画家徐悲鸿莫大的启发，也使他自己更确定自己未来在中国画坛上所将扮演的角色——吸取西方，改造传统。

　　开阔眼界 明确志向

　　半年之后，徐悲鸿从东京回到上海，经康有为的指引和推介，他去了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学生罗瘿公。在罗氏的陪同下，徐悲鸿拜会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受到蔡校长的器重。北京大学两年前已设立了“画法研究会”，蔡校长于是聘请徐悲鸿为导师。在北京，故宫的藏品和富商名人的收藏，使徐悲鸿眼界更为开阔。勇猛精进的徐悲鸿，与守旧的国粹派观念完全不同——结交的文化界名流，都是当时新思潮的人物，如陈师曾、金城、梅兰芳、鲁迅等人。1918年徐悲鸿写了《中国画改良论》，在北京《绘学杂志》第一期发表。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经由蔡元培推荐，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给予徐悲鸿官费到法国留学的机会。他随后乘坐一艘日本轮船，航行五十天，经太平洋、印度洋，过红海及苏伊士运河，5月到伦敦，后转至目的地巴黎。

　　徐悲鸿在巴黎先学素描，然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拜大画师达仰为师，又曾随德国柏林美术学院院长、画家康普学画。1927年8月，徐悲鸿结束了八年欧洲留学生活回到上海，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任艺术系主任。不久，应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翌年秋，蔡元培邀请他到北平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这时候，徐悲鸿不过33岁。从此，徐悲鸿以美术教育与绘画创作为毕生奋斗之目标。他十分重视美术教育事业，曾多次说，“美术教育是我第一位的工作，创作活动则居第二位。”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徐悲鸿就任第一任院长。

　　青年徐悲鸿奋斗的故事，发生在将近一百年前。物换星移，在中国人民的集体抗争与奋斗之下，中国终于换了人间。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又为躺平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让年轻人有机会尝试“非主流叙事”的生存状态。回首百年前，徐悲鸿实际上不得不走的就是“主流叙事”之路，而他在无法掌控的命运中逐渐赢得了主动权，走出了属于他的艺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