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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不到的国宝级绘画,都在这个展览里

发布时间:2022-10-31 10:05:23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倪伟

 

  盛世修典:17年编成历代绘画大系

    站在国家博物馆大厅举目仰望,巨大的“盛世修典”海报悬挂在三楼的整面墙上。这是个以中国古代绘画为主题的大型展览。有些偶然转进“盛世修典”展厅的观众,看了很久才意识到:原来这些不是真迹。这些画远看精美绝伦,纤毫毕现,近观才能发现,画作表面光滑平整,是打印的。

9月29日,北京,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拍摄展出的绘画作品。当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包含“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千古丹青 寰宇共宝”“创新转化 无界之境”三大板块,以图像、文字、视频、新媒体等多元展示手法呈现。 <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 田雨昊 摄
9月29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这些展品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出版过程中为确定印刷标准产生的打样稿档案。展品上起先秦,下到明清,将中国古代最经典的绘画搜集在一起,多达1700余件,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国绘画史。从《清明上河图》 《千里江山图》 《溪岸图》等宋代名画,到明四家、元四家、清代“四王”“四僧”等名家名作,满满当当挂了一面又一面墙,让人颇感奢侈。

  9月28日,开幕前一天,金晓明来到国博,又一次浏览了一遍所有展品。他是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副主编,这些样稿在编辑过程中,不少都经过了他的手,其中一些作品是他满世界亲自拍回来的。“三生有幸。”他操着南方口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亲眼见过那么多传世名画,从古至今少有这样的机会。

  2005年,浙江大学与浙江文物局启动《宋画全集》编纂,雄心勃勃地希望集纳全世界公立文博机构所藏存世的宋代绘画,以高清印刷的方式让世人看见。后来,雄心越发壮大,从《宋画全集》扩展到《元画全集》 《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和《先秦汉唐画全集》,合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到今年,这项工程即将结项,出版了5集60卷226册,收录12405件套中国绘画,来自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

  极为脆弱的古代书画,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始终难以逾越。这项为历代绘画拍摄和出版高清图像的行动,让绘画既藏之名山,又广为流传。

  “全宋画”

  国家博物馆“盛世修典”展览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展品基于《千里江山图》制成。这幅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的鸿篇巨制,原画近12米长,展览中的画稿又将其放大两倍,制成灯光效果图。旁边附了一篇小文章,讲述了这幅画进入《宋画全集》的经历。

  作为国内收藏宋画数量最多的机构,故宫博物院是否支持《宋画全集》,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关。2005年,《宋画全集》甫一启动,项目团队就前往故宫,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请求支持。郑欣淼欣然同意,随后故宫为编委会提供了馆藏现有的宋画的照片。

  不过,以前这些用4×5英寸胶片拍摄的照片,虽然质量已经很高,却无法达到《宋画全集》的图像要求。为了纤毫毕现地呈现画作原貌,《宋画全集》定下前所未有的标准,不仅是故宫,全球也没有几家收藏机构可以提供如此高清的照片。

  《宋画全集》编委会向故宫提出,能不能提取出全部宋画,专门拍摄一次?基于对《宋画全集》学术意义的认可,故宫配置专门团队,历时两年多,完成所藏宋画的重新拍摄。自1992年之后,《千里江山图》长达17年未曾开卷,经过慎重考虑,2009年,故宫为了《宋画全集》重新展卷拍摄。

  故宫的支持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故宫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物界的态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局原局长鲍贤伦说。

  《宋画全集》分为七卷,前三卷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藏品卷,后三卷是中国其他文化机构、欧美和日本藏品卷,第四卷是台北故宫藏品卷。到2011年,前三卷和后三卷都出版了,唯有最中间的第四卷始终缺席,像一道裂口。

  与台北故宫的沟通旷日持久、几番起伏。直到2021年,大系项目临近收尾,《宋画全集》台北故宫藏品卷终于出版,《溪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等传世名作从此如在眼前。

  有学者曾经评价,在《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典籍之后,《宋画全集》堪为与它们相提并论的“全宋画”。

  在汇集宋画的同时,唐画与元画自然而然进入视野中。在中国绘画史上,元画与宋画是并驾齐驱的两座高峰。宋人重格物,致力于描绘世间万物的真实,院体画成就尤高;元画则强调境界与笔墨,是文人画的鼎盛期。唐画更为稀少,许洪流说,存世的唐画有些其实是宋代摹本,为《宋画全集》收集资料时,一些收藏机构不愿“降格”列为宋画。为了安放这些名画的影像,编辑团队决定启动唐画项目,最终,成果则远远超出唐代范畴,形成《先秦汉唐画全集》。

  元代及以前的绘画,由于存世量稀少,编委会的目标是“有一件收一件”。进入明清之后,作品存世量大增,总量数以万计,不得不进行遴选。金晓明说,遴选标准大体有三个,一是在中国艺术史上不断被关注、研究的经典作品;二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包括历史学文献和绘画史文献价值;三是反映一些画家的独创性和艺术性,以及对画家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

  有些绘画的断代和真伪存在争议,除了“一眼假”的作品,那些存在争议的作品,如果符合遴选要求也大胆选入。金晓明解释,因为大系的首要定位是重要的艺术史研究图像文献资料库,最重要的职责是提供详尽的资料,以供全世界的学者研究。在收录的作品后面,编辑团队都详细地梳理了作品信息,包括学术争议情况。

  每一卷中,编辑团队都附上了详尽的前言。为了增强研究价值,编辑团队还将每幅画中的印章都抠出来,通过技术使其清晰化,列在附录中。这些印章是辨别作品真伪、研究流传线索的重要依据。

  寻访全球

  今年夏天,浙江大学历代绘画大系编辑团队收到大英博物馆的邮件,发来的是清代画家邹一桂的《松竹石泉图》。这幅图画在东晋画家顾恺之名作《女史箴图》卷尾。在电脑里,出版社编辑将《松竹石泉图》与《女史箴图》前卷拼合在一起。至此,《女史箴图》实现了首尾相连。

  《女史箴图》原作已经遗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般被认为是1400年前的唐代摹本。这幅画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英国人盗走,以25英镑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原作12段画面如今存世9段,严重风化,被博物馆分成三卷装裱。2012年,大系团队与大英博物馆沟通,希望获取《女史箴图》等中国绘画图像,以编纂大系。历经十年,断裂的《女史箴图》才得以复原,存世9段以完整面貌呈现。

  大系收录一万多幅古画,其中很多画历时经年才得以收录,其间困难重重。

  传为五代董源所作的《寒林重汀图》,也是耗时长久才收录的一幅画。这幅画收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大系团队横跨三年、三顾黑川才拍摄完成。起初,黑川所只同意提供往年拍摄的4×5英寸底片;第二次,答应大系团队只能用8×10胶片拍一张全图,不能拍细节。大系收录的每一幅画在拍摄全图之外,还要专门拍几张局部,呈现最关键的细节,否则只能用原图底片放大局部,便失去了细节图的意义。他们没有放弃,回到杭州后,继续与黑川所沟通,最终得到同意,次年再赴黑川所拍摄了局部。

  苏州灵岩山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收藏着十多幅明末清初“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的画作。时任灵岩山寺住持、净宗泰斗明学法师在特殊年代里抢救下了这些名画,视若珍宝,不愿轻易示人。大系团队数次上山拜访,带着全套摄影器材,雇佣轿夫抬上山,一等就是三个小时。明学法师起初不为所动,最终还是被他们感化了。在一间会客厅里,大系团队将白纸贴在墙上,再将画作举在白纸前,以避免画作直接与墙面接触,拍摄完成了“四僧”的名作,距离第一次上山已经过去了四年。

  许洪流说,全世界收藏机构的宋画,大约九成已被《宋画全集》收录。对于文物的展示,收藏机构绝大多数都保持开放,愿意通过大系让所藏的绘画更广为人知。

  《宋画全集》中半数海外藏品都来自日本,全集启动之初,许洪流就前往日本到处寻访。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沟通,让他深刻领会到这件事的复杂。

  连续三天,东博干部会上都在讨论这件事,每天会后,时任东博列品部主任的副馆长富田淳与许洪流碰面,转告馆方的疑虑。许洪流当晚便在酒店手写回复信,传真给富田淳,请他次日帮助解释。富田淳是浙江的女婿,在中国美院留过学,对中国很亲近。有一次,富田淳欲言又止,许洪流请他不妨直说,富田淳才说破,馆长担心中国的出版质量。许洪流说,馆长的担忧可以理解,但请放心,全集一定会高质量完成,“可惜我现在没有样品给你看,但我是有底气的。”三天后,日方馆长终于点头答应。许洪流至今还记得那些天的焦虑,“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那种感觉很难受。”

  更多的海外机构都提供了主动的支持。有一年暑假,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专门请来一支摄影团队,按照大系标准拍摄馆藏的古画。浙大驻纽约联络处负责人许翾去到波士顿美术馆,馆方带她参观一间画室时对她说,这是专门留出来进行大系图像拍摄的。

  现任浙江大学人才办主任的许翾,当时是浙大驻纽约联络处唯一的工作人员,平常负责校际交流、人才引进和校友联络,大系启动后,与海外收藏机构的沟通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她负责联络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美术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四个机构。“当时合作很顺畅,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合作机遇期。”许翾回忆说,美国东部的校友给了她最大的支持,“我最焦虑的是拍摄进度的问题,而不是被拒绝。”

  用技术摆渡

  “历代绘画大系”里的这些画有多高清呢?局部图会放大到原画1.5倍、1.7倍,捧在眼前近观,可以看到面对真迹都难以看清的细节。

  达到此种程度的出版效果,仰赖高清的摄影,以及精细的印刷。

  大系的摄影团队只有一个人,是摄影师章益林,今年40岁。章益林的常规装备,是两只硕大的黑色旅行箱以及一只三脚架袋,装着相机、胶片、摄影灯、三脚架等器材,重达150斤。胶片是8×10英寸的,长宽分别为25.4厘米和20.3厘米,仅仅略小于一张A4纸。一张8×10胶片的面积,约等于普通135胶片一卷的面积之和——这是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尺幅摄影胶片。

  照片的清晰度,与胶片放大的倍率成反比,放大的倍数越低越高清。如此硕大的底片,甚至比一些单幅扇面还要大,只需等大拍摄;普通绘画手卷高度一般不超过五六十厘米,底片放大两倍即可。尺幅更大的作品,8×10胶片倍率也不会超过四倍。

  胶片还有另一个无法取代的优点——色彩还原度。这么多年,大系团队一直跟踪对比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十几年来,数码相机的像素从3000多万进化到1亿、1.5亿,但色彩还原度依然不如胶片。

  “在色彩还原、水墨层次,以及画面的厚重感上,胶片有绝对优势。”章益林说,“如果将墨色的浓淡分出层次,假设胶片能还原十个层次,而最高级的数码相机也只能还原七八层。”因为数码相机依靠芯片的计算还原色彩,遇到十分接近的颜色时,可能会处理成同一种替代色,层次缺失常常让数码照片透出一种“单薄”之感。而胶片相机的原理是光学,会一五一十还原摄入的全部色彩。

  “比如宋代陈容的《墨龙图》,墨色一层一层渐变,渲染出龙的形象。还有《千里江山图》之类的青绿山水画,石青、石绿颜料随含水量的不同,呈现出层层不同的青绿色。只有胶片才能很好地还原这种丰富的层次感。”章益林说。

  当他在日本的博物馆支起这套家伙的时候,有日本同行很惊讶:需要这么大的底片吗?这台木质框架、体积庞大、满满机械感的摄影机,酷似百年前的老相机,而章益林为文物拍照时的身姿,也酷似百年前的照相师。他随身带一块黑布罩住相机,拍摄时钻进黑布里,以避免环境光对视觉判断的影响。不同的是,当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已经没有一阵烟雾冒出。

  摄影只是中间环节,是将绘画从古代纸绢复制到当代铜版纸上的摆渡者。从纸到纸,却要跨越千山万水。从原画到摄影胶片,失真一次;从胶片到电脑,再失真一次;从电脑到打印机,又要失真一次;从打印机到纸上,还得失真一次。每一次介质的转移,都是一次失真的过程。必须仔细校正,在每一步上保证最大程度还原细节和色彩,印在纸上的画作才能惟妙惟肖地再现原画神韵。

  校正是纤毫之间的精细事儿。印刷时,要把眼睛练得像高清摄像机一样,对每一幅画的浓淡深浅、色彩层次、气息风格精确感应。而印刷机又十分敏感,温度、湿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它的表现。“如果晚上下了一场雨,空气中湿度增加,第二天打印出来的颜色都可能偏差。”《宋画全集》执行主编、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了满足《宋画全集》前所未有的印刷要求,承制的印厂自掏腰包几百万元,从国外购入专门设备。印刷界常规以200点精度的“调幅网”制版技术实现行内公认的“照片质量”,其印刷品每平方英寸由4万个网点组成。而《宋画全集》使用的10微米“调频网”技术,每平方英寸有36万个网点,清晰度提升9倍。纸也是从德国定制的,表面毛孔极少,每个网点能“踏实”地落在纸面上。

  印刷《宋画全集》的时候,许洪流要求项目团队必须有人跟机,在印刷车间三班倒,每一版试印,跟机人员签过字才能正式开印。第二天,前一天印刷的版样送到许洪流的办公桌上,他认可了,才算过关。有一次他出差回来,累积多日的版样全部被他无情地毙掉,仅纸张成本的损失就多达20多万元。

  严苛的标准保证了每幅画的逼真还原。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摄影师弗拉基米尔·捷列别宁为大系拍摄了该馆所藏的敦煌绘画藏品,他感叹,在大系的照片里,能看见绢画丝绸上细腻的纹路。

  大系的遗产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余辉曾赞叹,有了历代绘画大系,做宋元绘画研究多数时候不需要看原画了。即使他身在故宫这座书画宝库,从文物库房取出绘画也并非易事。故宫对此有严格要求,珍贵古画每次出库,都要回库“休眠”至少三年。

  文物需要保护,也需要被利用,极为脆弱的古代绘画,给利用造成了极大障碍。它们极少现身,有些真迹世人一生都难以得见。博物馆里,两千年前的青铜器可以每天展出,但哪怕20年前的书画也经不起长期暴露。历代绘画大系以像素级还原的印刷质量,将分散在全球收藏机构库房里的中国绘画复制出来,为利用和研究提供了便利。

  “最近十多年,学术界对早期古代绘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历代绘画大系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金晓明说。如上海著名书画鉴定家陈佩秋在《宋画全集》出版后,借助全集倾力于宋画研究与鉴定,为很多画写下批注。

  大系编纂17年,耗去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壮年生涯。

  金晓明已经两鬓斑白。上世纪70年代,他十几岁学书画时,很难找到范本。他记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了一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米芾《虹县诗帖》字帖,自己渴望极了,但印量有限,买都买不到,只能用透明纸拷贝出一本。作为艺术史学者,他更清楚如今这样一套高质量的绘画资料出版后,对于研究者、爱好者,以及千千万万学国画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项目,他觉得,“这一辈子,足矣”。

  章益林加入大系团队时还是大四学生,如今年已不惑。他的职业生涯被这个项目改写,他曾经想做商业摄影,大系将他锻炼成一位眼光独到的知名文物摄影师,最近正在拍摄的项目是《良渚玉器全集》。“一辈子能干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种机会很少。”他说,“我把一生最好的时间全扑在这一件事上,很庆幸能坚持下来。”

  他的那套“重型装备”依然在服役,拍摄《李可染全集》等项目时,8×10胶片相机重出江湖,以大系的标准为文物留影。这是大系的某种继续。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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