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70年：书法艺术的现代转身

　　1949年至2019年，是新中国不寻常的70年，从创建到发展，从探索到奋进，从积弱到富强，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体验和难忘的记忆。漫长也短暂的70年，让一个古老的民族焕发了青春，经验与教训、激动与叹息、汗水与成绩，伴随着我们的日日夜夜，铸就了今天的自信与荣光。中国书法，从深厚的传统走来，与新中国一路同行，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1、北京、上海，当代书法组织之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必然打破旧有的秩序，建立新的政治话语，实行新的国家治理方式。百废待兴，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政权，自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国家和平与民生保障方面，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没有时间思考书法的功能，不管是世俗性的书写，还是审美化的创作，均不在公共视线内。作为文化存在，书法活跃在精英阶层——政治领袖、文化翘楚、学术巨擘、清流名士，于是，题词、批示，手札、手稿，条幅、斗方等各种形式的笔墨，出现在我们眼前。字正腔圆、风流倜傥、激情澎湃、文墨兼优，滋养着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我们对毛笔书写的理解。
　　写好字，是我们朴素的追求。汉字是象形文字，笔画结构都有自然之美和想象之美，写到妙处，需要才情与功夫。从汉字的书写要求来看，中国读书人“写好字”的愿望与生俱来。从国家到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来看，“写好字”是出人头地的关键一步。于是，汉字书写承续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至今仍有探寻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政权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有心情审视书法了。尽管毛笔书写已经大面积退出现实生活，但中国人依然热衷于毛笔书写所带来的文化愉悦和审美享受。1956年9月16日，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当年秋天，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北京时人书法展”，参展作者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员，还邀请了声名显赫的沈尹默，以及日本书法家。如今，在当代书法史的研究中，对“北京时人书法展”极其重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规模、有深度、有远见的书法展，它把蛰伏于精英阶层的书法第一次推向大众面前，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此后，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又举办了“明清书法展”“首都书法篆刻展”等展览。同时，学习书法的启蒙读物，如郑诵先编写的《怎样学习书法》《各种书体源流浅说》等书籍陆续出版，书法讲座也相继开展，拉开了当代书法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帷幕。
　　与此同时，上海地区的书法也呈现出新气象。1955年，沈尹默在《新民晚报》发表《书法漫谈》一文，为书法正名； 1957年，在《学术月刊》发表《书法论》一文论述书法的笔法、笔势、笔意； 1958年，又在《文汇报》刊发《王羲之与王献之》《谈谈魏晋以来的主要几个书家》《书法的今天与明天》，为书法张目。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成立，给上海书法家带来了启示，在沈尹默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意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并于1961年4月8日在上海召开了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大会，沈尹默当选为主任委员。随之，举办书法篆刻展览，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书法的勃兴点燃了第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时间里，北京、上海两地的书法，自觉意识增强，有识之士努力强化书法的审美意义，从书法教育到书法创作，为当代书法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兰亭论辩” ，让书法成为舆论焦点 
　　当北京、上海两地的书法振翅欲飞之时，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刊发了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随即转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郭沫若研究了近几年出土的五方东晋墓志，如1958年在南京出土的《颜刘氏墓志》， 1963年在镇江出土的《刘尅墓志》， 1964年在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1965年在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两块碑的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质朴、厚拙。“王谢”是指王兴之和谢鲲，前者是王羲之堂弟，后者是谢安的伯父，作为东晋的政治强人和贵族，他们的墓志自然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在这两块墓志中破解积存的历史难题。碑文是隶书，郭沫若便以此为依据，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因此得出结论：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
　　作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撰写了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适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文章得到章士钊的赞赏。在西总部的住所，章士钊提笔致书毛泽东主席，因为他知道，高二适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若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难以发表的。在信中，章士钊诚恳地说道：“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 （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 ……”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看了高二适的文章，即刻提笔，回复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书郭沫若：“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
　　毛泽东主席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文物》杂志。仅半年时间，《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至今，结论难定。
　　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辩，让中国书法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对书法，我们将有新的判断。 　　　　3、改革开放带来书法新面貌 
　　兰亭论辩偃旗息鼓，“文革”到来，文学艺术创作被政治裹挟，其间一蹶不振。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政治秩序恢复，文学艺术创作回到正常状态。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致辞中强调“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新中国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也是这一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了“全国群众书法竞赛”，一石激起千层浪，投稿者踊跃，上海97岁高龄的书法家苏局仙荣获一等奖。上海，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重镇。
　　1980年5月，“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举办。展览汇聚了老中青书法家，如郭沫若、沈雁冰、赵朴初、舒同、于省吾、沙孟海、启功、赖少其、潘天寿、林散之、丰子恺、费新我、萧娴、杨仁恺、姚奠中、周慧珺、沈定庵、魏启后、康雍、赵冷月、陈佩秋、沈鹏、林鹏、徐无闻、刘炳森、刘云泉、苏士澍、尉天池、段成桂、王冬龄、吴建贤、聂成文、吴善璋等人，这些书法家是新时期中国书法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对中国书法的未来影响甚深。
　　从“全国群众书法竞赛”到“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书法独立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以往对书法的误读与非议，在两次全国性书法篆刻展览的影响下，渐渐改变，对书法艺术理性与科学的判断，成为社会共识。基于此，1981年5月，中国书协在北京成立。舒同当选为主席，赵朴初、沙孟海、启功、周而复、林林、陈叔亮、朱丹当选为副主席。显然，第一届中国书协的领导成员多半是士人精英，他们知行合一、文墨兼优。其实，这是中国文化的常态——从先秦到晚清，一直是以思想性的读书人明确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趣味。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中国书协成立伊始，恰逢改革开放，这就预示了中国书法发展将面临新的契机、新的构想、新的内容和新的追求。改革开放，是向世界展示民族活力的机会，是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创新意识学习的过程。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新时期教育模式的确立和电子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书法的实用功能降低，社会属性消解，书法成为一个人文化修养的组成部分和私人性的业余爱好。中国书协开始思考书法的现实处境——20世纪末的书法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历史叙事、文人书写都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文化载体，这时，书法尽管理直气壮，却也没了往日的荣光。欣赏书法的视角改变了，欣赏书法的空间也改变了——从庙堂到书斋、从山野到古寺、从手札到文章，变成了从展厅到媒体、从笔会到雅集。也许，面对这样的转变，我们会有不适的感觉，但这是现实，是需要我们面对和尊重的现实。文化的书法就是艺术的书法，艺术的书法必然是文化的书法，对书法而言，文化与艺术一直是一个整体。
　　新时期的中国书法是以展厅为轴心的书法，是展现书法魅力，发现书法人才，提升书法影响的良好选择。在此期间，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全国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行草书大展、正书大展、隶书大展、篆书展，全国刻字艺术展，全国篆刻艺术展等展览相继举办。不同主题的展览有着共同的追求——繁荣当代书法创作，培养当代书法人才。活跃在当代书坛的书法家，庶几是从这些展览中脱颖而出的，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书法爱好者，成长为著名书法家，有的担任了各级书协负责人，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有的成为书法教育专家，总之，系列展览体制的设计，科学化的评审程序，书法人才的不断涌现，使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有了现代性的转身，也有了现代性的审美高度，为此，全社会开始关注书法，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书法。
　　书法系列展览以新的文化能量，进一步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影响，极大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完善、书法学术的崛起和书法出版的繁荣。迄今为止，书法专业已经在多所重点大学和各个师范大学、艺术院校生根发芽。书法硕博、本科的设置，改变了中国书法的教育模式，以符合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教育理念，开创了一个书法的新时代。
　　当前，书法学术与书法创作颉颃而行。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涵盖了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教育、书法欣赏，从实证考据、个案研究、书体书风到拓本真伪、纸张装裱、篆刻刀工，均有扎实的考证、研判、推理，尊重史料、重视分析，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书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探究。这是历史性的，也是开创性的，是当代中国学术史重要的乐章。同时，为满足书法爱好者的需要，出版机构策划、出版了大量书法图书，其中有经典碑帖、书法家作品集、书法理论著作、书法教材等。印刷质量的提高，保证并提升了书法碑帖的清晰度，数量、种类应有尽有，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应该说，当代书法的出版，史无前例，是当代书法繁荣昌盛的又一个证明。 　　　　4、追求文质兼美的艺术境界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书法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创作理念，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当代书法家的“学养、涵养、修养” 。
　　在一段时间里，书法家们忽视书法艺术的文化特质，追求书法的视觉化，注重笔墨趣味，没有能力开掘书法艺术的审美内涵，降低了书法作品的文化价值。中国书协针对这种现象，多次举办“国学修养与书法·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以传授国学知识，开阔文化眼光为旨归，普及当代青年书法家的国学知识，夯实传统文化基础。中国书协站在历史的高度，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读书问学的必要性，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提高当代书法展览的整体水平，首先要提高当代书法家的文化修养。2017年10月，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文联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民族脊梁——迎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书法大展”，这是一个有突破、有创新的展览。严肃、宏大的主题，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这在中国书坛是第一次。书法家以前所未有的生命激情和艺术感觉，书写“民族脊梁”的历史认知、政治理想、社会观念，还原一个伟大民族的形象特征和心路历程。
　　当代书法家的创作与创新离不开一个有高度的载体。中国书法发展的顶层设计，符合创作与创新的需要。党的十九大以后，本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的目标，两个具有时代特征与文化高度的展览出现在我们面前：分别是“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和“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 。
　　“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是一个美学语言独具的展览，是书法批评强势介入的展览，是思考当代书法创作、探求未来发展的展览。书法理论家、批评家，深度介入书法展览，论辩当代书法的诸多问题，拓展了当代书法审美形态的时间与空间。“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对书法的追问、对当代书法的检讨、对书法家创作理念的调整，对“诗意文心、文史价值”的阐扬，赋予书法别样的意义。其中“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 ，是美学融通的两个展览，也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中的关键词是“翰墨文章”。书法家临写的字帖，是一篇篇的美文。遗憾的是，当下而言，人们忽略了，甚至漠视文辞对书法的作用，以及文辞与书法的美学关联。书法是综合艺术，书法的灵魂就是文学，文学不在场的书法是不完整的书法。同时，书法审美心理学也在告诫我们，审美主体与书法客体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关联，而是内在的互动，不是审美主体的一家之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的评审刚刚结束，这是中国书法70年的收尾之举。1000余幅入选作品已经公布，评审的艺术标准，对入选作者的考评，严密的评审流程，评委的自律，评选的公正，作者素养与作品质量，达到也突破了历史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书法的辉煌未来。
　　（作者系书法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