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主宰汉唐画坛的中国人物画，为什么到20世纪又重放异彩？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坛，最引人注目者当首推人物画。这个曾在汉唐主宰画坛，到了元代则渐趋衰落的画科，在20世纪又重放异彩，其光彩源于现实的光芒照耀。中华艺术宫举办的“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通过近300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基本廓清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概貌，同时也映现其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春秋时期即有抑恶扬善的周代历史人物画的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大家。唐宋是人物画的盛期，名家辈出。而元代，因文人画兴起，导致山水画和花鸟画繁盛，人物画不再占据主流位置，并与现实日趋疏离而逐步走向衰落。
　　20世纪初期，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观念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得到提倡，雅与俗的壁垒被打破。中国艺术家们开始贴近人生，关注现实，关乎人间冷暖的现代人物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现代人不仅入画，而且有了别样的画意。以陈师曾、丰子恺、齐白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冲出摹古的怪圈，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在人物画中高歌红尘悲欢，表现俗世情怀。

　　
 
 　　丰子恺，家家扶得醉人归，年代不详，上海中国画院藏

　　丰子恺留学日本，受日本浮世绘的启发，找到了艺术与新时代的结合点，他说：“中国画高似乔木，西洋画深似幽谷。乔木太高，幽谷太深，都不宜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人生’，近于‘人情’的绘画。”他说的“不宜住人”的中西绘画指的应是传统中偏于超脱的一面，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寻找素材，生发意义，其画诗意谐趣具足，平实而深永。

　　
 
　　齐白石，搔背图，约1927年，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的漫笔人物画，简约、幽默，富有人情味。一些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作品跃动着画家的那颗赤子之心，如《人骂我我也骂人》，画的就是画家自己，他初到北京之时，很不入时流之眼，画家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并通过漫笔人物画维护自己的艺术尊严。正是这批杰出的先行者以他们具有浓郁人间情味的作品，一扫传统人物画孤高荒寒之气，中国现代人物画由此诞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怀抱“艺术救国”的理想，以画笔作武器，或奔赴抗日前线，或深入民间边地，或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以美术的方式记录国难，宣传抗战，创作了一批以民间疾苦为内容的情感丰沛、形式新颖之作。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艺术家救亡图强的爱国热忱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同时，还体现了他们艺术救国和艺术革新的高远志向。

　　 
 　　蒋兆和，阿Q像，1938年
　　 
　　关山月，铁蹄下的孤寡，1944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徐悲鸿、蒋兆和、赵望云、沈逸千、吕风子、黄少强、方人定、关山月等人，均以写实的手法，直录现实的苦难。抗战使得写实主义绘画得到推行，以取法西方写实主义为主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实践推动了人物画乃至中国画的革新进程。与现实疏离已久的中国画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开始“走出超现实的乐园，而进入现实的炼狱，从非人的走到人的，从无关心的走到关心的”。(傅雷语)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现代人物画始终围绕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大命题而发展，因此而产生“传统派”和“融合派”。融合派又因取法西画的不同而分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代主义流派。前者以徐悲鸿为代表，后者则以林风眠为代表。

 
　　林风眠，绿衣仕女，1950年，中华艺术宫藏
　 
 　　关良，空城计，时间不详，上海中国画院藏

　　时代与生活的礼赞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内容也拓展了人物画的表现手法，借鉴民间年画单线平涂的新工笔画和吸收西方写实画法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以特有的形式表达了对时代与生活的礼赞，并映现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时代风云。
　　徐悲鸿是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开拓者，他毕生致力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并从中国人物画入手进行中西融合的探索，开创写实主义流派。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与来自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合流，由此产生“徐悲鸿学派”和“写实水墨画”，在中国形成强大的写实阵营，并成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画坛之主流。“徐悲鸿学派”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为开拓者，亦称“徐蒋体系”。
　　写实水墨人物画大致分为南北两派，北方以“徐蒋体系”为代表，南方以“新浙派人物画”为代表。“徐蒋体系”的写实水墨人物画，重视人物形象塑造，强调造型的写实性，笔墨服务于造型。除早在30年代开拓这一领域的徐悲鸿、蒋兆和外，继起者包括以李斛、宗其香、李琦、姚有多、叶浅予、黄胄、刘文西、王盛烈、杨之光、周思聪、卢沉、杨力舟、王迎春、王子武、王明明、刘大为、赵奇、袁武等。

　　
 
 　　李斛，嘉陵江纤夫，1946年
　 
　　黄胄，载歌行，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与北方“徐悲鸿学派”相对的是南方的“新浙派人物画”。当时整个画坛都在摸索如何以国画的形式表现新时代，在文人画氛围浓重的浙江画坛产生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与徐悲鸿学派相比，少了素描味，多了传统水墨的韵致，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其开拓者有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新浙派人物画”的第二代艺术家继承了这一流派的优良传统。

 
 　　方增先，绒帽老人，2005年，中华艺术宫藏

　　思想与语言的自觉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艺术家的思想上的自觉还体现于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曾经一度，时代不允许不和谐音的出现，一律提倡“正面歌颂”，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阳光感和幸福感。
　　新时期以来，一批对艺术和人生具有深刻认识的人物画家，显示了他们思想型艺术家的理论高度，同时，他们将这一高度转化为作品中的批判性锋芒，这种批判色彩在都市题材人物画中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愈来愈受到艺术家的关注，成为他们热衷表现的对象。刘进安、刘庆和、李孝萱、陈苏平等均以调侃、辛辣的笔调，表达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虑与无助，荒诞与虚无。

　　
 
 　　周思聪 卢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1980年
　 
　　田黎明，都市午餐，2012年

　　中国现代人物画语言上的自觉首先体现为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兴起。1980年代初，国门打开，“西风”袭来，一直囿于写实的中国画坛开始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其中，德国表现主义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国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语言上的自觉还体现在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
　　中国现代人物画犹如一部生动的视觉文献，形象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亦反映了文化的转型与思想的变革。关注现实，贴近人生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兴盛的根本。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