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窗浅梳妆 对镜理云鬓

　　《女史箴图》中的梳妆图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石雕镜台

　　清代黄花梨五屏风式镜台（国家博物馆藏）

　　文/李彦平

　　国家博物馆名为《宋代石刻艺术》的云展览，带来出土自四川地区、两宋时期的30余幅浮雕画像——启门童子天真质朴，憨态可掬；持钺武士魁伟刚健，目眦欲裂，就连腾云的青龙、奔走的白虎或昂首吐珠，或腾空勇武，特别是风姿绰约、惟妙惟肖的侍女，各不相同而皆有意趣，合力再现了宋人鲜活的世俗生活场景。

　　这些艺术品中，两位头绾球形髻、身着窄袖背子、外罩敞开半臂上衣的侍女尤为引人注目。一侍女手捧葵花形三层奁盒（放置铅粉、胭脂等化妆用品的盒子），另一侍女手捧悬挂铜镜的镜台，微卷的衣角显示她们似乎正匆匆赶去为主人梳妆打扮。镜台堪称化妆史上一大飞跃，解放妆容者的双手，使梳妆更为便捷。

　　迄今较早的镜台出现在战国时期。一种仅在镜背有略短于铜镜半径的竹、木支杆，支撑铜镜使其倾斜即可照容，梳妆完毕可取下支杆与铜镜一起放置于奁盒中。另一种类似简易的梳妆盒，两片长方形的木头由合页连接，相对位置凿出粉盒、支架、铜镜、梳子、削刀的形状，铜镜放在活动的支架上使用。虽然如今出土文物看上去黑乎乎的，但不要忘了彼时已有发达的漆器加工业，试想一下，这件梳妆盒若涂上光洁明亮的黑底红彩或红底黑彩漆绘，该是多么耀眼！

　　东汉末年，曹操《上杂物疏》载：“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贵人、公主银镜台四”。这些镜台是何等模样已经无法知晓，幸好博物馆、出土实物、汉画像石上的图案给我们提供了参考。这时的镜台由底座、支杆、镜托构成，研究者多称之为支杆式。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绘的《女史箴图》中，梳妆图展示的，除有四个奁盒外，还有一具类似的镜架。东汉和两晋时期，室内家具仅有低矮的几、案、榻等，宴请宾客、日常活动往往席地而坐。镜台与奁盒、几、案一样是放在地面席子上的，使用者跽坐，颜面约与镜架上的铜镜保持一致，便可照容梳妆。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早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代，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使用时，打开框架，铜镜斜倚其上即可照容。这种镜架形制来自于名为“胡床”的坐具，形似现在的马扎。这是一种流行在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坐具，方便开合，便于携带，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将其带到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中原地区的唐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这种坐具就被称为“胡床”，也称为“交床”或“交椅”。折叠式镜架开启了镜架形制向家具借鉴和靠拢的先河。

　　镜台在唐代宫廷中更为先进和巧妙。《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能工巧匠马待封为皇后设计的镜台，“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最为奇妙的是当开启镜奁后，台下小门打开，有木妇人持巾栉、粉脂、髻花依次而出，“后取之，木人即还”。工匠借助机关巧夺天工，打造了半自动式镜台，既有实用功能又增添了梳妆乐趣。

　　多年前出土自河南郑州宋墓的壁画里也有镜台的身影，可见其在宋时已相当普遍。成书于明代的《鲁班经·匠家镜》中记载的镜箱虽然比不上宫廷用具精巧，但依然透露着独具的匠心。这种镜台形似方形箱子，箱体顶层可以打开，内藏可收放的支架，中层与底层为抽屉，一些镜箱下面还有支足。镜台形制是借鉴了一种被称之为“文具”的柜式小匣子，《金瓶梅》中称之为“文柜梳匣”，《红楼梦》中则称之为“文具镜匣”。

　　玻璃镜子出现之后，闺阁女子终于可以摆脱铜镜氧化带来的“昏镜”麻烦，不必把使用后的镜子收起来，再加上玻璃镜子体积可以更大，镜、架一体的现代梳妆台便出现了。靠背中央为镜子，周边环绕镂空、透雕、螺钿的名贵木料，下部设计成桌子式，再配上梳妆凳，小巧玲珑的镜台俨然变成了室内常见家具。

　　镜架的大小、形制、摆放位置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室内家具的变化而变化的。唐代以前，席地而坐、伸足平坐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镜架放置在地上即可满足照容需要。唐末至五代是家具变革的重要时期，室内空间划分区域，家具样式增多，低家具与高家具并存，床、榻成为日常坐卧、饮食、会客的主要工具，镜台也由地上移到床榻上。

　　正如李贺在《美人梳头歌》中写到“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鬓临镜立象床。”到了宋代，高家具代替了低家具，垂足而坐成为主流，相应的，镜台放到了桌子上。南宋陆游《老学庵游记》卷四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始平也。”解释了坐立样式与镜台位置的演变。（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