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的人物画

　　方增先， 1931年生。浙江兰溪人。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留校后为研究生。现为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上海大学讲席教授。作品有《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孔乙己》等。《母亲》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和齐白石艺术基金奖。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画集》、《方增先画集》。专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传统中国画的革新成为当时美术界的迫切任务。如何突破传统国画的规范与束缚，创造能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国画”，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革新、发展的主题，“新国画”要求新的内容、新的形式。顺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 1955年，方增先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了中国画系，原本学习油画的方增先也因此被转入国画系。在此背景下，天资聪颖、勤奋钻研的方增先充分利用学院当时的教学资源，博采中外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主要是写意花鸟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材料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探索由此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也是中国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篇章。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由于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易于掌握，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学校的重视，很快在浙美的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而方增先也以其对于中国人物画现代化改造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艺术“经典”，蕴涵着丰富的艺术、历史、政治、社会等诸多价值和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是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是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正是这些记忆，让我们能更清醒地反思过去、立足现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也宣告了极左文艺路线的终结，中国文艺界迎来新的春天。美术界，对于艺术本体的思考重新为人们所关注，关于艺术中的“内容与形式”、“形式美”等问题的讨论成为一时之焦点。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政治附庸地位，发掘真实美好的人性、表达纯朴真挚的情感成为艺术家们绘画创作的主要动力。面对日渐自由宽舒的文化环境，方增先以极大的热情和愉悦的心情投入到创作中。一方面他努力弥补自己在中国画传统基础工夫上的欠缺，另一方面他不辞辛苦、深入青海藏区，作了大量的人物写生。1984年，他创作出自己在文革后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帐篷里的笑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随着对外窗口的开放，有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的各种图书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的视野一下子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他们开始尝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创作，寻找自由表达的途径，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写实人物画亦由原先的主流而变成为多元艺术中的一元。同样，在政治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渐渐弱化后，写实人物画如何走出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形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自我个性化语言的新面貌，成为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

　　在时代发展变化和个人自觉艺术追求的双重推动下，方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以寻找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为此，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之间苦苦求索。他既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和形式资源，在水墨人物画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中构成和变形因素，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做研究，还回溯历史向传统中国画寻求笔墨形式与精神内涵上的支持，将文人画的笔墨特性、审美意趣反复琢磨、研究，融入进自己的创作。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画了大量的草稿、速写，不断进行自我语言上的锻造和提炼，以寻找联结古今东西且能表达自我情感和精神的个人风格图式与水墨语言。这是试图超越自己既有艺术成就的非常勇敢的探索。从青海写生到古代诗意画和白描人物，再到积墨法的实验以及结合书法线条的平面造型探讨，方增先以一个与时俱进者的姿态进行着自我艺术征程的跋涉，在不断地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超越自己。

　　以皴、擦、点、染为基本技巧的积墨法在宋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方法基本上也只是在山水画中运用而已。方增先为寻找新的水墨人物表现方法，在学习和研究传统绘画的过程中，受到山水画积墨法的启发，而萌生将其引入自己的人物画创作的想法——用以增加所画人物的厚重感和质感，并立刻付诸行动。

　　关于积墨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古代题材人物画和藏民题材人物画中，方增先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这种积墨的方法都是用在表现人物的衣着上，尚未用在人物的面部上。从2001年开始，方增先开始将之运用来处理人物的脸、手和肌体。在创作的过程中，画家发现了积墨法在塑造和表现方面的诸多好处：用积墨法画人物，可以增强群像的整体感、形式感，在运用明暗法时，不再局限于西画式的一个光源，而是根据形式的需要来分布黑白。这样的明暗，是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它是由画面笔墨关系和黑白关系去主宰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象也因为某种明暗关系而发生改变。积墨能产生斑斑驳驳的肌理效果，既可以表现衣着的质感，如皱巴巴的西装、厚实的棉衣等，也使这些衣物产生特别的形式感，画面中的形象与现实的形象已不再一样了。

　　用积墨法绘制的人物，给人的感觉大都凝重而沉郁，带有岁月的沧桑和苦涩味，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笔墨所传达的文人式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有很大差异。而从乡村走出来的画家方增先认为，这恰好可以表现自己内心一直所关怀和敬重的对象——那些质朴的农民和牧民们，他们是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历史和生活的创造者。近年来，积墨法已成为方增先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怀素书蕉》、《祝酒舞》、《梦》、《佛珠》等作品，是为方增先积墨法初试告捷之作。《大山的回音》、《闲看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则已是具有典型性的积墨画法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积墨法显然得到了非常成熟的运用。

　　当积墨法得以成功运用进人物画以后，方增先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扎实的造型功底、浑厚沉郁的积墨画法、清癯爽利的书法用线、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今天的方增先先生，我们可说他在非常有选择地吸收古今中外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已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水墨人物画风格。 观方先生近作，就绘画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看来，他在创作上已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境地。无论是传统中国画题材表现文人之高蹈境界与幽雅趣味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反映牧民或乡民以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作品，其墨色之浓淡、线条之繁简、墨与线之多寡，工与写之比重，构图之平淡与奇崛，气韵之风流与沉滞，都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他笔下的水墨人物亦呈现出生动而丰富多变的神韵和气质。

　　尽管写实是方增先人物画的基础，然而他作品画面形态的丰富性说明了他为水墨的形式表现和画面构成留出了足够的发挥想象的余地，他是以形写神，踩上写实的基石后又不求形似，尽全力去把握被表现对象的神韵与气质，追求所谓的画外之境、言外之意。关于形式与意境，画家说过的一段话里点明了二者的关系：“近两年，体质益弱，但我正在试以书法入画，并希望在笔墨的探索中，加强意笔画“意”的浓度，在我看来，中国画中的意，只是一种情绪，由笔墨中表达出来。在西方现代、前卫艺术中，形式语言如有真心的表达，也是在情绪的范围之内。……但并不是有了形式就能出情绪，唯美的形式，只是一种表层的美感”。而关于艺术创作的真谛，画家自己亦总结说：“艺术的原创，在于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在于对事物的感受和对感情、思想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