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山何在——王之涣《登鹳雀楼》辨正
“白日依山尽”一诗出现在当代读者的视野,是与“王之涣《登鹳雀楼》”的署名联系在一起的。这首诗于咫尺之中,吞吐万里之势,大气磅礴,令无数人为之惊叹、折服。清人章燮欣赏此诗说:“言蒲城之高,四远空旷,游目堪驰。仰而视之,日之所至,所不见者,为高山阻隔,故曰依山尽。”(《唐诗三百首注疏》)施蛰存谈及此诗时亦曾想象说:“王之涣登此楼,一眼望去,太阳正靠着中条山背后沉下去,黄河正在滔滔滚滚地奔向大海。”(《唐诗百话》)鹳雀楼西,落日与高山相依的壮奇之景可谓深入人心。今日游人登鹳雀楼,大多会下意识地向西望去,希望看到白日所依的那座“山”。然而抬眼望去,长天茫茫,山在哪里呢?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是否鹳雀楼西原本有山,因楼几迁后看不见了呢?因为今所见到的鹳雀楼是现代人新建,溯及唐时,鹳雀楼在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城上,本又作鹳鹊楼。《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云:“鹳鹊楼在府(河中府)城西南城上……旧志:楼旧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鹊栖其上,遂名。”《蒲州府志》卷三曰:“旧在城西河渚之上。”(《蒲州府志》)我们考察唐人众多的“登鹳雀楼”诗时也发现,鹳雀楼从未出现过山。如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云:“鹳雀楼西百尺樯,汀州云树共茫茫。”很显然,楼向西望,看到的是“汀洲”,是“云树”,而不是山。张乔《鹳雀楼》云:“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落日没有随着山“尽”,反而是“多”。吴融《登鹳雀楼》亦云:“鸟在林梢脚底看,夕阳无际戍烟残。”夕阳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无边无际。畅当《登鹳雀楼》又云:“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登楼看到的是天空笼盖的平阔原野,只有顺着河流东去的方向,才能看到遥远处的“断山”。另唐卢纶《九日奉陪浑侍中登白楼》一诗云:“红霞似绮河如带”,唐耿湋《奉和李观察登河中白楼》云:“黄河曲径流天外,白日轮倾落海西。”二人诗中屡次提及的“白楼”,根据《永济县志》卷三,“在蒲州北城”。《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又注“或云白楼即鹳鹊也。”无论楼位于城北或是城西,都可证向西望去,白日不是“依山尽”,而是“落”向了如带的河流,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平线下那边的“海西”。此皆可证明唐时鹳雀楼西没有山。
因诗题是“登鹳雀楼”,而诗中又明明写着“白日依山尽”,因此在诗的诠释系统中,人们一定要找一座山来坐实诗中的景。沈括《梦溪笔谈》云:“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梦溪笔谈》)沈氏没有明言“中条”即王诗白日所依之“山”,然此意在焉。其后黄生便明确地说:“楼在河中府,要知诗中‘山’字,指中条山而言。”(《唐诗评三种》)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亦云:“楼前所望者,中条之山。其山高大,日为所遮。本未尽而若依山尽者,山高可知。”徐增也说:“鹳雀楼,今在河中府,前瞻中条,下瞰黄河,已极壮观。而之涣此诗,亦遂写煞。”(樊维纲校注《说唐诗》)今之解诗者多如此说。但实地考察发现,中条山在蒲州东南一十五里处,而鹳雀楼旧址则在蒲州城西南城上。登楼只能看见东边远山。那么西南城上所见的落日如何能依城东南之山而“尽”呢?南辕北辙,显然不通。
那么,“白日依山”是否王之涣登楼后虚构之景?李瑛《诗法易简录》卷一三云:“凡登临需写望中之景,又须切定本地形胜不可挪移为佳。”这可谓经验之谈。根据这一理论,虚构之景也只有作者未亲临实景时才能写出。据靳能所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王之涣“本家晋阳,徙居绛郡。”(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绛郡,即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其地距运城市永济之鹳雀楼只有100多公里。加之墓志又称,王之涣去官之后,“优游青山”,“夹河数千里”都在他优游范围之内。其居家长达十五年之久,当地名胜鹳雀楼,必在其登临之列。若登上此楼,实情实景必横亘于胸,其笔下何能写出“白日依山尽”来?
由此推断,此诗非“登鹳雀楼”之作。考此诗,最早见于唐人芮庭章天宝三载所编《国秀集》,诗题为“登楼”,作者为朱斌处士。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大历、贞元间张著所撰的《翰林盛世》云:“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吴郡志》)朱斌与朱佐日是否一人,此不赘述。要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指出:第一,诗的作者不是王之涣;第二,诗题也不是“登鹳雀楼”。时贤刘学锴、陈尚君、佟培基等皆认定此诗作者为“朱斌”,原题为“登楼”,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这里需要探究的是,作者及诗题如何由朱斌《登楼》变而为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河中鹳雀楼集序》所云:“前辈畅诸题诗上层,名播前后”,并未提及王之涣及此诗。将此诗与王之涣联系起来,始见于宋人著述中,如李昉《文苑英华》、彭乘《墨客挥犀》、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等。刘学锴先生说:“《登楼》诗未言所登楼之名,自地理形势言之,所登当为河中府之鹳雀楼。”又引《大清一统志》关于鹳雀楼的记载为说(《唐诗选注评鉴》)。这一探索和推断,代表了古今读者的一般思路。事物越具体越熟悉越容易被人接受,这是普遍规律,也是诗题由“登楼”变为“登鹳雀楼”的主要原因。而著作权的变化通常所遵循的规律是:佳作流向名人。如宋李庚等编《天台续集》卷下录“恐惊天上人”一诗,为孟观“登华顶峰”诗。宋陈耆卿《赤城志·辨误门》中也记此为孟观题天台华顶峰诗(《嘉定赤城志》),并言峰旁有摘星岭,即因孟诗而立名。但今此诗却归到了李白名下(宋本李白集中原无)。又如《哭长孙侍御》(道为诗书重)一诗,本为唐代杜诵所作,唐人高仲武赏其“平调不失,得生人终始之理”(傅璇琮《唐诗选唐诗新编》),故编于《中兴间气集》中,韦庄《又玄集》亦收录此诗。可是到宋代,“杜诵”却变成了“杜甫”,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宋黄希《补注杜诗》,都将此收入杜集中。因为孟观、杜诵名不见经传,而李白、杜则名满天下。此与误朱斌为王之涣是同一道理。
总之,此诗既非王之涣所作,原题也非“登鹳雀楼”。若刻意要寻找此“楼”在现实中的所处,并以“楼”再坐实诗中的“山”,都只是徒劳。古典诗歌中,凡以“登楼”为题、未出现具体地点者,多为虚拟之境,如唐顾况、贾岛,以及宋人宋祁、彭汝砺、赵汝鐩《登楼》诗皆如此。所谓“高阁成长望,江流雁叫哀”(顾况)、“远近涯寥夐,高低中太虚”(贾岛)、“百尺危楼照彩霓,凭高不见羽人归”(宋祁)、“缥缈飞楼倚太清,危栏一瞬尽沧溟”(彭汝砺)、“孰是披襟处,高楼百尺梯”(赵汝鐩)等,人皆难确指其所登为何处之楼,所写为何处之景。“白日依山尽”一诗,原以“登楼”为题,亦当属此类。不提具体之地,是因为诗人意在抒写情怀,而非描写实景,是以“登楼”起兴壮怀,而非登楼览景。与一般的登楼诗不同,此诗没有登高楼处的怀归伤客心,也没有凭轩栏处的忧思眷眷情。《诗法易简录》赞其有“于写景之外更有未写之景”的绝顶格力,其原因正在于诗人并非由目力所及之物触景生情,而只是借此题,写他心中的山川河海,展示了不受外物所拘的无穷想象力、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以及内心深处不歇的冲动。以往对此诗的解释,只局限于以书本知识印证人们经验中的山河伟胜,但是把诗中的“山”还至诗人心中,方知它脱离了现实中的山与河,展现了物理空间之外的心灵宇宙。当然,对于大众熟知的“王之涣《登鹳雀楼》”一事,虽与诗歌的创作事实不符,但也属于诗歌流传史中一段“美丽的误会”了。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