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诗歌的盛唐特质
盛唐诗坛群英荟萃，许多诗人不仅各具风格，且皆能从不同阶段、不同侧面体现“盛唐气象”这一“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盛唐气象》），曾因《黄鹤楼》诗而令李白罢笔的盛唐著名诗人崔颢，就是一个全面体现盛唐蓬勃性格的典型。
崔颢（约704—754年），汴州人。据唐代史料记载，其诗当时即与孟浩然、王昌龄齐名。但由于史传同时又记其多种作风浪漫事迹，特别是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卷下对其早有“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之评论，使得除少数名篇外，对崔颢其人其诗的整体成就与风貌，一直未有充分认识。
据清编《全唐诗》统计，崔颢现存诗超四十首，极大可能作于其开元十年（722年）初入长安应试途中的《题潼关楼》《行经华阴》两首律诗，即已显出“雄健”“浑融”“雄浑沉壮”的盛唐气派，所谓“风骨凛然”，并不是要等到其开元二十年后亲赴代北“一窥塞垣”以后方才发生。而那些最容易使其招致“属意浮艳”之毁的女性题材诗，也多能体现盛唐诗歌的情韵与朝气。后人言其长篇《邯郸宫人怨》“情致委婉，真切如见”（胡应麟语），《七夕》“流丽不纤”（陆士鈨语）、“情深无限”（沈德潜语），《长门怨》“情诸葳蕤”（周敬语），《长干曲》“神采郁然”（王夫之语），皆乃“盛唐气象”的风骨性情在女性题材上的折光。即便那首据传遭到大名士李邕指斥的《王家少妇》（李肇《唐国史补》），后人尚有“似此闺情诗何等大雅”（《唐诗援》）之高评，甚至连持论向严的纪昀，亦作出“然自不恶”的辩护。
盛唐诗人中，崔颢确实特别擅长在描写各色青年男女的生活图景中展现时代的精神气质。他写王威古的射猎，“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赠王威古》），涌动着盛唐式的俊发飞动；他写邯郸宫人，“母兄怜爱无俦侣，五岁名为阿娇女。七岁丰茸好颜色，八岁黠惠能言语。十三兄弟教诗书，十五青楼学歌舞”（《邯郸宫人怨》），既美丽又聪慧，亦显盛唐的青春风采。
写青年的美好生活乃至热烈情爱，是初唐从卢照邻到刘希夷到张若虚一类诗人用以抵抗宫体诗毒素的重要手段，但那“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闻一多《四杰》）的努力，毕竟有以毒攻毒的嫌疑，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如何追求“健全的欲望”，又如何让“感情返到正常状态”（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的向上一途。然而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其一：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清人王夫之评此诗：“墨气四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姜斋诗话》），就是因为它完全以正常的感情写出正常生活下的人情之美，极具健康情趣。
在崔颢笔下，即便真的面对被弃、流落等命运坎坷，女子也能相当程度上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代闺人答轻薄少年》那位闺人，公开嘲讽长安游侠的迷恋青楼，不知珍宝，“自矜陌上繁华盛，不念闺中花鸟阑”，充分显示出一种自信自持。前人谓“崔诗在闺情较胜”（《批点唐音》），这个胜场根本在于他写出了盛唐时代的积极精神风貌。
似乎正是因为时代的富厚、人生的安恬以及植根于此的健康情趣，崔颢诗特别具有光明阔壮的气势，与此同时又有意过滤生活原生态中的某些粗粝。以边塞诗为例，不同于一些主要盛唐边塞诗人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描写战争胜利与高扬个人英雄色彩上，崔颢诗更多写和平边疆环境下的青春气韵：
腰间悬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这醒目的青年形象，不是出现在战场的厮杀中，而是发生于“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的退役后的日常状态下，迹近一种才艺表演，自然就在活力四射中显出一份亲切。《结定襄狱效陶体》诗“是时三月暮，遍野农桑起。里巷鸣春鸠，田园引流水”一段，更写出一种春耕忙忙的生机，几乎使人忘记置身边塞。《雁门胡人歌》：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以白描之笔，不仅诗化了边疆地区的特有习俗风情，尤其诗化了雁门胡人的精力充沛和天性洒落，是一篇真正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林庚《略谈唐诗高潮的一些标志》）。
崔颢那些描写内地风光的名篇，同样散发浓郁的盛唐时代气息：
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入若耶溪》）
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渭城少年行》）
鱼鸟欢悦，花柳丰茸，那扑面而来的春天消息，单纯、明丽、蓬勃。再看两首五律登览名篇：
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题潼关楼》）
梁日东阳守，为楼望越中。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静闻山狖，川长数塞鸿。登临白日晚，流恨此遗风。（《题沈隐侯八咏楼》）
无论新逢潼华形胜，还是凭吊前朝遗迹，诗人的心情都是舒展自信的，各自中间两联，或气势壮阔，或韵致悠远，笔力雄健，境界浑厚，真是“极畅登临大观”（唐汝询语）。
由于每句字数的增加，加上又有格律的限制，七律的创作难度比五律明显增加。尽管唐代以后七律为创作大宗，真正能达到高水平者却屈指可数。杜甫之前，甚至可推崔颢为唐代七律最杰出的作手。其《行经华阴》：
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关险，驿树西连汉畤平。借问路傍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开篇构思奇特，如太华劈空而来，力健势雄，中间两联的写景壮阔润朗，结联着一问句，幽默之中更表达了盛唐文人那种志向阔大，气定神闲的时代心理，完全不能做“意亦浮浅……自是初唐气格”（方东树语）的误判。而当诗人进一步运以乐府歌行的笔墨，就产生出《黄鹤楼》这篇唐人七律压卷之作：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历来广受高评，除了运用“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的以古入律之法，给人以特别强烈的飞腾超旷的直观印象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诗中包含一种高远开展的盛唐精神。开头四句以传说起兴，就反映诗人对自己生逢难得盛世的自信自豪。腹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更通过描写草木丰荣、晴江万里的无边春景，映照出一个安宁富足的全盛时代。崔颢极其钟爱春光春色，他写京洛之春、写边塞之春、写巴蜀之春，为了寻赏富春江景，他甚至说“行行泊不可，须及子陵滩”（《发锦沙村》），而从揭开盛唐序幕的张若虚，到歌唱盛唐之音的贺知章、孟浩然、李白与王维，都钟情于春天的美好，杜甫生命将尽，还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的赏春名句。
清代刘大櫆（1698—1779）曾有《登黄鹤楼》诗云：“飘零踪迹来西楚，黄鹄山头俯大荒。地涌楼台侵斗极，天输江汉下荆扬。野花烂漫空千树，归雁萧条忽几行。老去弟兄皆异域，独将衰鬓对残阳。”刘作显有与崔诗较胜之意，但刘诗整体给人衰暮之感，其中间两联写景显然过紧过重，腹联更是芜杂拥挤。刘大櫆身处之“康乾盛世”，经济虽富，但社会整体精神器局已趋收敛没落。这样的时代，能孕育充满感伤的《红楼梦》，却无再现崔颢的“倜傥俊发，翩翩有少年之气”（蒋寅语）的土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勉强而为，到底无谓。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