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中秋词的人生突围与艺术超越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中秋节的地位非比寻常，它不仅被寄托了团圆和美等诸多美好情感，更是文艺创生的土壤，催生了数不清的经典作品。就词而言，历代咏中秋的佳词并不鲜见，但格高千古、空前绝后的非苏轼《水调歌头》莫属。恰如宋人胡仔所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明人杨慎也赞其为“古今绝唱。”（《草堂诗余》卷四）
对这首经典作品，人们从创作主旨、艺术风格等角度切入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如果只是重复前人的老调，即便有一二新意，意义也不大。但经典作品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或后人的阐释而削减，对不同的时代来说，经典作品永远都是“新”的。立足于当下的话语体系，透过作品文本的显在结构，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直抵作者的心灵深处，进而感悟宇宙社会人生的常道，必将有新的体验和收获。
在诗词的解读与赏析中，不应拘于文本但也不能脱离文本。《水调歌头》一词有苏轼的自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小序不足二十字，却是我们解读词作的钥匙。丙辰年，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调任密州的第三年，任期将满，可是前途仍然黯淡不明。纵然“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无由施展。七年前，苏轼兄弟服孝期满后由故乡返回京师。当时王安石博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极力推行变法，为破除障碍，在政府各部门不遗余力地清除异己。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也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是一群宵小之徒，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面对纷扰的政治乱局和新法的诸多弊端，苏轼满怀忧思愤慨，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广博的学问、冷静的推理、愤怒的争论、大无畏的勇气，在书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神宗皇帝当时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苏轼再上第二书、第三书，慷慨激昂，发欲冲冠，直到熙宁四年（1071），他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出了一道“论独断”的乡试考题，这下彻底激怒了王安石，栽赃陷害打压排挤随之而来。心灰意冷的苏轼自知在朝已无立足之地，自请外任，赴杭州任通判，然后又知密州，政治生涯刚起步便遭遇挫折。
苏轼的才学当时已天下闻名，文坛领袖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就大发感慨：“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才学如此，本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可是为了躲避朝廷争斗漩涡，苏轼从开封府推官到通判杭州，再知密州，十余年间，一直处于外放冷遇地位，虽然他尽己所能地兴水利、灭蝗灾、救弃婴、平盗匪，力保一方民安，但面对朝政的倾颓却无可奈何，有心无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他所面对的第一重人生困境。这在词作中表现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疑问，“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忧虑。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称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称“苏轼终是爱君”。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词中的“天上”“人间”正是朝廷与地方的象征，表达的是词人的忠君思想。这样的解读虽不无道理，但终究过于狭隘。王国维《人间词话》称：“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天上”“人间”的迂回往复，沉郁顿挫，正折射出了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造成的人生困境。
第二重人生困境便是“入世”与“出世”的困扰和挣扎。苏轼的思想相当驳杂，儒家思想构成了他思想的基调和底色，但释、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同样深远。苏轼原本生性旷达，随性自由，“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即便是经过了官场的锤炼，仍久驯不化，“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却不知悔改，自言“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政治上的困顿失意，秉性上对自由放旷的追求，进一步加剧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兼济之志既难以实现，归隐之情便时常浮上心头。“病马已无千里志”（《和晁同年九日见寄》），“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这些心迹表白，无疑是内心“出”与“入”矛盾的困扰，是欲进无途、欲退无由的挣扎，而这种种情思借由“乘风归去”“起舞人间”的意象寄托婉曲地表达出来。
第三重困境是亲人聚少离多的思念与煎熬。苏轼、苏辙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一同参加科举，一路走来始终相扶相携，感情无比深厚。在《送李公择》中，苏轼感叹，“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他看来，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而在苏辙眼中，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宋史・苏辙传》评价兄弟二人称：“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俩在准备制科考试时曾寓居怀远驿，当时便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成为他们在半世聚散沉浮中念念不忘的约定。苏轼任杭州通判期满，请调密州，“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表》）因为苏辙当时任齐州掌书记。尽管密州和齐州相距不过几百里，但密州期间兄弟二人竟未能相见，“兼怀子由”所表达的正是对亲人深挚的思念之情。苏轼知密州时，双亲早已亡故，妻子王弗也已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人生的悲苦寂寥可以想见，特别是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对亲人的思念就更显深沉而热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样的质问，不正是对离别之情、思念之苦的感喟吗？词序中“欢饮达旦，大醉”，不过是一曲笔，当从反面来理解。“欢饮”多半是强作欢颜，难掩内心的悲苦和思念；“大醉”也不是率性雄豪，而是难以排解的愁苦对心灵的自我压榨，也许只有醉中才能得片刻解脱。
面对三重人生困境的挤压，苏轼既没有随波逐流屈己谄媚，以换取跻身朝堂的政治资本，也没有怨天尤人万念俱灰，堕入佛道的虚无缥缈，而是凭借深邃的哲思、旷达的胸襟，烛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宇宙人生常道的参悟，这世上没有绝对完满的存在，缺憾与不足乃是永恒的常态，入世苦，出世也苦，人生的一切“高处”之争，都是苦乐相伴、患难相随的。了悟了这一层，也就不必再纠结于天上人间的抉择，更不必沉溺于聚散离合的悲欢。苏轼正是凭借这样的哲思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在诗词的世界里最终完成人生的突围，化解人生的苦闷，重新回归内心的平衡。“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美好的祝愿洋溢着词人对人生常态常情的审美观照，是破解人生困境之后灵魂的安宁与愉悦，既充满了朴素的人间烟火气，又是那样超拔脱俗，绝无半点鄙俗之气。这是《水调歌头》的艺术妙境，更是苏轼非凡人格、伟大灵魂的真境。
因此，此词的审美意蕴不在于展示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团聚与分离的矛盾，而在于词人面对这些矛盾所造成的人生困境，如何实现自我突围，如何依靠深邃的哲思和超凡的人格对现实的矛盾作艺术的超越，并在这样的人生突围中达成对宇宙、社会、人生更高层次的认知，这才是作品的恒久魅力所在。东坡先生的中秋词，当作如是观。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