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歌和散文都具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点（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载苏轼语），风格平淡自然，但造句用语却包含着许多深微精妙之处。陶渊明善于从视觉角度出发，对事物的动态和色彩进行生动传神的叙写，这早已得到众多论者的肯定。他从听觉角度出发对于声音的刻画和表现，也同样值得关注。总体看来，陶渊明诗文中叙写的声音，大致体现出慷慨悲凉及欢愉和谐两种情感基调。前者是乱世志士的失意悲歌，后者则是欢欣自得的田园牧歌。它们分别代表了陶渊明内心世界的两个方面，犹如一首宏大交响乐的高低乐部，共同编织出陶渊明的心灵之歌。

　　陶渊明笔下最为强烈的悲声都与死亡密切相关。他在《挽歌诗》三首中用递进笔法写死后情形：刚死之时，“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祭奠之时，“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归葬之时，“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咏三良》写秦国三位壮士被迫殉葬后，“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挽歌诗》是生者对自己身后的设想，《咏三良》是对已逝历史人物的追念，无论是时间轴上的前望还是回顾，都突出体现了对生命的深情眷恋和失去生命的深沉悲慨。除了悲鸣声和悲哭声之外，陶渊明笔下的悲苦之音还包括悲乐声，《咏荆轲》所写尤为惊心动魄：“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击筑声、高歌声、风声、水声交织成了一片，这是离别之悲歌，更是荆轲的挽歌！

　　死亡意味着彻底毁灭，活着也要忍受生存的艰难：“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面对这些无法逃避的人生困苦，诗人只能是“慷慨独悲歌”“如何不叹息”！（分别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联句》）他的心底始终堆积着一份沧桑与悲凉，陶渊明诗文中的悲慨之音，与他心灵的这方面正好呼应。

　　悲慨之音在陶渊明笔下声音中所占比重并不大，明显不是他情感的主导基调。陶渊明归隐田园，就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和生命的归所，他笔下大量展现的还是充满欢愉和谐之音的田园生活。具体来看，这些欢愉之音可以归并为艺术类、日常生活类和动物类三种。

　　艺术类声音包括琴声、啸声、歌声、吟诗声，而琴啸歌诗也堪称陶渊明理想生活的写照：“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含欢谷汲，行歌负薪”（《自祭文》）。最终，他也是将“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日常生活类主要是说话声和笑声。陶渊明非常享受与亲友们的闲谈和欢笑：“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所谈的内容或为玄言妙理：“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或为耕种之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在这些人声中，最为可爱的又莫过于孩子的牙牙学语声：“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动物声中，除去田家常听到的鸡鸣狗吠之声，陶渊明最喜欢的就是悦耳动听的鸟叫声。家中闲居时他注目于树上栖息的鸟儿：“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外出游玩时他又听到欢然飞过的水鸟叫声：“闲谷矫鸣鸥。”（《游斜川》）各类动物啼叫声与各种人声联合起来谱就了一曲田园乐章，陶渊明深深陶醉于其中：“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

　　陶渊明写声音，采取了托声于景、藏声于形、简笔传神的方法，主要着力于声音意象的自然呈现，让声音去释放和透露出自身所蕴含的美感。当代诗人艾青说过：“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诗论》）声音意象本身就体现了陶渊明对世界的感觉和他的生存状态，所以他不采用比喻和通感手法去刻画声音的表现力，也不通过详细交待听众反应来描述声音效果，只是非常简单地点出有怎样的声音，然后让它们在既定环境中自由飘荡。这种方法正如朱熹所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吴瞻泰《陶诗汇注》引）例如《答庞参军》开篇写道：“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虽然只是提到弹琴读书，但悠悠琴声和清朗的读书声就似乎已在草庐中长久回响。在这种总的写法之下，陶渊明还运用了众多技巧来刻画声音。他有时同步叙写两种声音，造成类似和弦的复叠效果：“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有时又写到一种声音的消歇和另一种声音的响起，仿佛具有轮流演奏的意味：“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他笔下的声音世界因此总是多姿多彩，充满了勃勃生机。

　　清人徐增说过：“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而庵诗话》）只有陶渊明这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真诗人才最能欣赏这类“真诗”的妙处。声音无形无迹，随风而散，但在陶渊明笔下，它又是有情有质之物，诗中充满静听自得之趣。陶渊明有首四言古诗题为《时运》，所谓“时运”者，指春夏秋冬四时之运转，语出《大戴礼记》：“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陶渊明体察声音的方式正是如此，这代表了一种基于农耕文明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诗学方式。陶渊明躬耕田园，对于这种生存方式有亲身浸润与深切体味，他的诗文也正是他澄怀观道、体悟玄理后的智慧结晶。

　　《庄子》中讲到人籁与天籁之差别，左思笔下的隐士重天籁过于人籁，“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招隐诗》）但作为热爱人间烟火的隐士，陶渊明在喜欢天籁的同时也喜欢充盈着情味的人声。他的笔下天籁和人声往往相融合，正好体现出天人交感、天人合一的旨趣。夕阳西下时，他以长啸声与鸟鸣声相呼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诗写尽秋收的欢乐：“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其中提到多种声音：虽然春耕劳苦，但诗人也不愿说起。得到守田人捎来的秋熟口信，穿好衣服等候着鸡鸣声上路。途中听到猿猴的啼叫，静夜的风声过后，又是鸟儿呼唤黎明的叫声。人类存在于个体与外物交互作用的感性世界，陶渊明诗中则用种种声音将自我与外物联结起来，使其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显得极为和谐。

　　人间并非没有烦恼，人声中也不是没有嘈杂，但陶渊明却可以超越这层声音之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有精神的萧散闲远相伴，就不会觉得世俗的喧嚣烦闹。清代朱燮《古学千金谱》中讲得好：“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陶渊明以哲人的胸怀和智者的睿思，最大程度地消解和摒弃了世俗的烦恼，尽可能地保留了人间的真淳与可爱，在平凡的人间之境中体味生命的无上妙谛。这一方面，他与后来的苏轼极为相像，或者说正是他启迪了苏轼。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中可以蕴含生发一切“有”，陶渊明也能够越过具体声音抵达无音之境。沈约《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潜）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对于陶渊明来讲，无论耳畔多么动听的琴声，也抵不过心中沉默的琴意，“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传》）。陶渊明曾这样写落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听觉和视觉形成巨大反差，耳中悄无声息，放眼望去却是洁白一片，这真是《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陶渊明自己也抵达了“忘言”“忘己”的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这种无声之境中最能见出天地之心，也即宇宙之境。

　　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