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醇一滴酒，官府眼中金！盘点历代王朝的酒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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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是生活中常见的饮品，聚会、小酌都要饮上两杯。古诗词中，也常见饮酒的描述，诗仙李白在《将进酒》中说：“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杯莫停。”

　　看上去，古往今来，饮酒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真相是这样吗?

　　NO!有时候国家出现灾情，粮食歉收，统治者便会下令禁酒，就算你是地主，也不能私自酿酒，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古代生产力落后，百姓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存粮不多，而饮酒不但会上瘾，还会带来社会的奢糜之风，大量浪费粮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统治者会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酒政。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主要出现过三种酒政，即禁酒、税酒、榷酒(专卖)。今天，笔者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历代的酒政。

　　先秦时期，民间禁酒

　　大禹最早意识到酒的危害。《孟子·梁惠王》记载：“帝女令夷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夷狄。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周朝建立后，总结殷商戒酒兴国和纵酒亡国的教训，制定了严厉的禁酒政策。在《尚书·周书·酒诰》中：“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是，周文王告诫官员，不要饮酒误事，如果发现有人聚众饮酒，就格杀勿论。

　　周朝的禁酒政策，将酒文化引向了正确的轨道，为后代禁酒提供了事实依据。春秋时，大政治家晏子把禁止滥饮作为治国之道，齐景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实施禁酒。先秦是贵族统治，统治阶层可以饮酒，宫廷宴会、祭祀天地、赏赐大臣等都会用到酒。但民间禁酒非常严厉，动不动就杀头。

　　两汉，从禁酒到酒税

　　汉初，禁止聚众饮酒。长期的战争使得民生凋敝，为了节省粮食，萧何制定了严禁聚众饮酒的政策：“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当然，百姓自酿自饮还是可以的。注：汉朝的金，一般指铜。根据《汉书·惠帝纪》记载：“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

　　汉武帝，开创榷酒(专卖)的先河。汉武帝征讨匈奴后，国家财政压力变大，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国家实行盐、铁、酒的专卖制度。桑弘羊的专卖制度，是中国财政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朝中后期，专卖向酒税转变。桑弘羊开创了榷酒(专卖)的政策，但政府大包大揽，会带来机构臃肿的弊端。到了汉昭帝时期，西汉的酒政由专卖改为课税。民间可以造酒买卖，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钱，即每升课税4钱。

　　西汉酒税的税率约44%。关于西汉的酒价，没有权威资料，西汉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有关于酒价的题目：“今有醇酒一斗，直钱五十。”可以看出，未征酒税前，酒价为5钱/升。因此加征酒税后，酒价至少9钱/升，税率约44%。

　　东汉延续酒税的政策。没有税钱的具体资料，但《居延汉简》的资料显示，东汉桓帝时，杭州地区的酒价为20钱/升，酒价上涨，估计税钱也增加了。

　　隋朝，唯一没有酒税的朝代

　　隋朝存在时期过短，终结南北对峙、统一天下后，社会生产力和民生恢复。隋文帝开皇3年(公元583年) ，国家财政丰足，国家放开酒禁，放任百姓酿酒。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专卖、酒税等酒政的朝代。隋文帝杨坚

　　唐朝，中后期开征酒税

　　唐朝初期不禁酒，乾元二年(759年)曾因小麦歉收而短暂禁酒。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吃力，为了筹集军费，开始征收酒税。唐代宗广德2年(764年)，官府登记全国的酒户，每个月必须缴完酒税，才可以卖酒，标准是长安附近的酒户交15文/升。

　　唐朝的酒税约50%。根据《旧唐书·食货志》推断，未征酒税前的酒价约15文/升，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酒价为30文/升，因此推算唐朝中后期的酒税的税率为50%。

　　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但太和8年(834年)左右，每年征到酒税156万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6。

　　宋朝，榷酒(专卖)支撑军费

　　北宋对酿酒业的控制非常强，包括两方面：1)开办大量的官营酿酒坊，从生产到销售，把持酒的专卖;2)继承五代以来的“酒曲专卖”的制度，允许民间酒户酿酒，但必须从官方购买酒曲，同时课以重税。反正酒户想酿酒，必须用到酒曲，而且根据购买酒曲的数量，可以推断出酒的产量，征税也“有的放矢”，酒户基本不可能逃税、漏税。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酿酒业，宋初便制定了严厉的“禁曲令”，规定：“私造曲15斤、私运酒入城达3斗者，处死。卖私曲者，按私造曲之罪减半处罚。”

　　南宋改革酒政，开创隔糟法。仍是从源头控制酿酒，官府开设糟房，派遣专人管理，酒户必须带着米到糟房酿酒，否则面临严厉的惩罚。官府从起始环节控制酿酒，而且收取高额的费用，起初1石米交钱30贯、头子钱22贯，后来略有减少。南宋初期在四路推广，开设官糟400多所，每年收取酒税690万贯。

　　酒税达到古代巅峰。宋代的榷酒(专卖)收入直接拔充军费，因此是支撑边境军费的重要来源。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资料，宋代的酒税从立国以来，在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据较高的比例，天禧末年(1021年)超过了10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16%。既使南宋丢掉了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宋高宗时期的酒税仍有1300万贯，财政收入占比达24%。

　　课税加重，酒税提高。宋朝前期的酒价并不高，每升约10至15文，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宋夏战争的军费，不断提高添酒钱(变向提价)增加酒税，酒的价钱从此开始不断上涨，到南宋初年已达到110文/升。所以宋朝酒税的增加，前期体现的是需求的增长，中后期则是物价的提升，红果果地压榨百姓。

　　宋代榷酒抽成超过50%。宋朝的酒政以专卖为主，酒的利润上缴官府，跟收税不一样，史料对这方面的记载较少。根据《勉斋集》对官方的石门酿酒坊的记载：“每年岁计本钱2700贯，趁办息钱8000贯，官吏之请给场务又2000余贯，是以一分钱取三分息也。”意思为：国家每年投入2700贯本钱，得到收入1.07万贯，利润8000贯，留了2000多贯，给酒坊继续作为本钱。推算下来，国家抽走了所有利润，抽成比例高达75%。

　　当然，石门酒坊只是个例，或许它酿的酒很受欢迎，价格高。笔者根据《宝庆四明志》整理了南宋官酒坊的投资-利润表，可以看到，官酒坊平均利润率为55%。因此，可以推算出宋代榷酒的抽成超过50%。宋代官酒务投入产出比

　　明代，不重视酒税，税率较低

　　洪武年间短暂实行过官店卖酒，后改为征税，设有专门的酒税征收机构，京城为宣课司，地方为通课司。明朝的酒税分两次征收，首先对酿酒所用的酒曲征一次税，卖酒的时候再征一次税。明代的酒税划归地方，并与船税、渔课、醋等其它商税合并计算，因此没有明代酒税总额和税率的记载。

　　明代酒税的税率较低。酒曲税的税率为2%，非常低的税率。再看杭州的例子，正统13年(1448年)杭州知府高安上奏说：“本府自国初，酒醋岁课钞106,080贯。经历年久，中有新开酒醋之店，分毫无税。”大致意思是杭州从建国以来，征收的酒醋税没有变化，新开的酒醋店都没有征收酒税。

　　明代的纸钞从洪武年间不断贬值，到正统年间，100贯钞才能买1石米，10万贯钞相当于1000石米，约400贯铜钱。杭州这种大城市每年征收的酒醋税只有400贯，而南宋的常州府，每年课征的酒税超过37万贯(日课酒税1037贯)，就算抛开明代的纸币贬值，明代的酒税的税率也是非常低的。明代酿酒

　　满清，前期不重视，后期征重税

　　前中期不重视酒税，税率较低。满清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前中期不重视酒税，酒税的税率由地方制定，收入也进入地方财政，因此各地税制并不统一。乾隆年间，对酒户的课税标准是：上户交钱150文、中户100文、下户80文。嘉庆年间，北京崇文门的酒税为，每10斤课银1分8厘(相当于铜钱18文)，北京的烧酒价格约20文/斤，税率较低，仅为9%。

　　后期对酒课以重税，横征暴敛。鸦片战争是转折点，为了赔付战争赔款，满清政府盯上了酒税，将酒税的征收权收归户部：“其地方稍远者，汇齐赴部代缴，如有违者, 从严惩处。”

　　以北京为例，酒户在咸丰三年(1853年)每年税银为16两，同治元年(1862年)提高到32两，相比乾隆时期提高了100至200倍。直隶地区的酒税从光绪4年至28年，由3万两提高到60万两，24年提高了20倍，横征暴敛可见一斑。

　　总结：酒税是羊毛，财政承压时剪一剪

　　除了特定的饥荒、灾害、天下初定等粮食紧缺的年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不禁酒的，一般以税酒、榷酒等形式分享酒水的利润。

　　酒税是富人税，算是税制的一大创举。相比之盐铁专卖，酒税对非必需品征税，等于向有钱人征收一种特别消费税，是国家税制的重要补充，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较小。如果说食盐专卖是“国民所急而税之”，那么酒的专卖则是“国民所靡而税之”。

　　酒税就是羊毛，财政需要时，便会剪一剪。宋朝实行募兵制，常年供养八九十万军队，财政压力巨大，所以一直实行榷酒(专卖)政策，征税体系也非常完备。汉朝、唐朝在财政出现压力时，也会拿出酒税的政策，剪一剪富人的羊毛。明朝皇帝一直没看清楚这点，总是盯着农民那点税，所以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

　　酒税最狠，还数满清。虽然前期采取了明朝一样的低税政策，当财政出现困难、盯上酒税时，下手比任何朝代都狠，税额都是几十、上百倍的增加。当然也印证了一句话，酒税多不是繁荣的标志，当皇帝真正狠下心来征税时，绝对是一大笔钱。历代酒政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