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酒制：古代对酒征收的专税

　　税酒是对酒征收的专税。这与一般的市税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将酒看作是奢侈品，酒税与其它税相比，一般是比较重的。在汉代以前，对酒不实行专税，而只征收普通的市税。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对卖酒的还实行了特许卖酒的牌照税等杂税。

　　从周公发布《酒诰》到汉武帝的“初榷酒”之前，统治者并未把管理酒业看作是敛聚财赋的重要手段。商鞅辅政时的秦国，实行了“重本抑末”的基本国策。酒作为消费品，自然在限制之中。《商君书·垦令篇》中规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意即加重酒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秦律·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部佐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秦国的酒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即禁止百姓酿酒和对酒实行高价重税。其目的是用经济的手段和严厉的法律来抑制酒的生产和消费，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另一方面，通过重税高价，国家也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

　　唐代提出了特许下的税酒制。禁酒的结果无疑会使酿酒业受到很大的摧残，酒的买卖少了，连酒的市税也收不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唐政府为了应付军费开支和养活皇室及庞大的官僚机构，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据《新唐书·杨炎传》所载，当时搜括民财已到了“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地步。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再次恢复了180多年前的税酒政策。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定天下酤户纳税”(《唐书·食货志》)。杜佑《通典》也记载：“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唐朝的税酒，即对酿酒户和卖酒户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给予这些人从事酒业的特权，而未经特许的则无资格从事酒业。具体作法是：酒税一般由地方征收，地方向朝廷进奉，如所谓的“充布绢进奉”是说地方上可用酒税钱抵充进奉的布绢之数。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卖酒者还设有特许卖酒的牌照税等杂税。

　　其它形式的酒政

　　一是隔酿法：这是南宋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方法大致是：官府设立集中的酿酒场所，置办酿酒器具，民众自带粮食，前来酿酒，官府根据酿酒数量的多少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特殊的酒税。此法实行过一段时间，得到推广。

　　二是酒税均摊法：“酒随两税青苗敛之”。 据《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元和六年(811年)，粮食大熟，有的地方斗米只值二钱，粮食多，必然酿酒风行，引起酒价下跌。如果再不改变原来斗酒纳税百五十元的政策，酒户就将面临破产。统治者在此时及时调整了其酒政:“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据《旧志》记载：“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收。”这说明当时罢去的是官办的酒店，正酒户(官方核定的酒户，如按额纳税的酒户，他们可以免徭役等)仍然要纳酒税。青苗钱是一种地税附加税，土地越多，纳的青苗钱自然就越多。这样一来，一般的人只要交纳少量的青苗钱，就可以自行酿酒自用，不必作为私酒而被禁止了。这是向全体人民平均分摊的榷酒钱。在推行榷酒随两税青苗敛之的地区，则不再开设官办酒店。这种政策与唐前期的酒类自由经营的政策相仿，但榷酒钱已经转化成地税附加税。如此一来，既可平息民众对官办酒坊或官方认可的酒店的怨恨，政府又有一定的财政收入。

　　对违反官府酒业政策的处罚：处罚制度是为了保证官府的酒业政策得到顺利实施的必要手段，在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税酒政策或禁酒政策时，都对私酿酒实行一定程度的处罚。轻者没收酿酒器具、酿酒收入，或进行罚款处理，重者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