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政权与酒

　　酒是一把外柔内刚的多刃剑。酒的威力与作用，特别是在历代政治政权斗争中，酒所扮演的角色的作用不容低估，它有时欲盖弥彰，酒中潜伏杀机;有时一泯千仇，酒中洋溢友情。作为一国之主，一杯酒可能是千军万马，是万里长城，是一颗当量不小的原子弹或氢弹;是一支摧枯拉朽、漫山遍野的草原骑兵;是一支踏平万倾波涛、驰骋海疆的联合舰队;是一支乌云压顶，势噬千里如蝗的轰炸机群。

　　酒的社会化必然导致酒的政治化，就如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政治一样。西周时把饮酒当成天子诸侯的专利，《礼仪》中规定了详尽的饮酒规定，而且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维护特权，巩固统治。西周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禁酒令《酒诰》。颁布这一禁令的原因，无论是因为大量酿酒浪费粮食，因为嗜酒会使周人堕落，因为嗜酒不利于周人在殷商地区的新统治，还是按当代一种新解释——因为酒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殷人的宗教祭仪又非常频繁，那殷人嗜酒习俗就有了深刻的宗教政治意义。正因如此，《酒诰》中的“荒缅于酒”的指责和严禁，事实上是对殷人频繁进行传统宗教活动的变相谴责，起到了压抑殷人传统宗教文化的作用，并说明酒与王权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至于因酒招灾，如殷朝、陈朝;借酒夺权并消除隐患，如北宋的赵匡胤、明朝的朱元璋;以酒解仇，如南朝的刘义隆;以酒施恩，如春秋时期的楚庄王、秦穆公、唐朝的裴度;以酒全身，如汉相陈平、曹参;以酒避祸，如魏晋的竹林七贤;以酒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项羽的“鸿门宴”，齐王刘肥子刘章的“军法监酒”，关羽的单刀会;以酒为抨击时弊的媒体，如唐代李白、杜甫，清代的王鼎;以酒为拢络人心的手段，如三国时的刘备，北魏的拓跋焘，明末的李白成等。酒是政治家的锦囊，军事家的投枪，阴谋家的砒霜，慈善家的蜜糖。酒就是政治家的尚方剑，应用得当.就可以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于杯酒之间。

　　现在酒在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独特的作用。比如，茅台酒作为国酒，常用来招待外国来宾，对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据有关回忆文章透露，周总理十分珍爱茅台酒，无论是日内瓦会议、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凡举行国宴，总理无不是用茅台酒招待客人。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对茅台大加称赞，说：“茅台是美酒，大大的好，世界第一。”总理说：“茅台酒能消除疲劳，安定精神”。

　　酒文化与政治军事的关系要比同其他任何关系更显得重要，因为：其一，中国的政治军事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以政治而论，中国古代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宗教神权始终不发达。从商周时期早期的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向人文主义发展的方向。等到儒家思想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之后，血缘宗法关系与权力统治叠加混合，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涂上了父权的色彩，家庭国家化，国家家庭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诸种关系中，父、子是核心。以军事而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思想。《左传》记述的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有三四百起之多，其描写的重心多是战争双方的政治情况，人心的向背，而不是刀光剑影的搏斗。孟子更加简明扼要地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既然人的情感作用如此巨大，那不就给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吗?因为酒在拢络人心、联络感情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酒，既有温情伦常的一面，又有残酷无情的一面，武力(军事)之争的焦点是权力之争的一种具体行动形式。而酒则游刃于政治，军事之间，常常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应该依靠武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是酒的威力所在。其二，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残酷(全世界皆然)，弄不好就得人头落地。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有时需要借酒为工具，运筹帷幄，达到一般情况下所无法达到的目的;人们甚至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更需要以酒为掩护，装疯卖傻，以全己身。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曾言：“晋人多言酒，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惟讬于醉，可以疏远世故。”同时，有时还需要借酒增胆壮威，借酒抒愤达怨，借酒庆功加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