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淳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南宋理学家们在浙闽赣间穿梭往来、论学问道，隐约闪现出一条连贯千里的“南宋理学之路”。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吕祖谦入闽访朱熹，过三衢，游五夫里，合编理学巨著《近思录》，主持“鹅湖之会”......

　　这条理学路，赋予山峦水色新的生命，熠熠生光，弥久不衰，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笔丰富可观的遗产。

　　这趟载入中国思想史的风雨行程，有《入闽录》为记。800多年后，我们读吕祖谦《入闽录》，重走这条“南宋理学之路”。追寻先贤踪迹，探访浙学渊源，体察理学体系构建中浙学的贡献。

　　鹅湖山何其有幸，迎来了从福建迤逦而来的吕祖谦。

　　800多年前，在吕祖谦的穿针引线下，强调“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朱熹与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陆九渊兄弟，在此吟诗唱和、相与激辩，展开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学术辩论。 因为“鹅湖之会”，这里成为理学圣地，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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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当我们沿着吕祖谦的足迹，翻越武夷山分水岭重访铅山鹅湖书院，诵读这些刻在建筑或石碑上的文字，依稀可以触摸这场千古之辩绽放的思想火花，感受到“四先生之在间，如祥麟威凤”的圣贤气象。

　　故事要从南宋淳熙二年（1175）初夏说起。

　　浙东大儒吕祖谦与朱熹同游五夫里，编成《近思录》后，起程返乡。朱熹依依不舍，一路相送，来到江西信州鹅湖寺。出发之前，吕祖谦欲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分岐，遂写信送往金溪槐堂，邀请陆氏兄弟前来相会。

　　彼时，湖湘学派、事功学派、闽学、婺学、心学，如群星璀璨，各放异彩。朱熹与陆九渊作为当时大儒，全国知名学者，为“一时之瑜亮”。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格物致知”，“格物”即探究事物的原理，“致知”就是获得知识，他在教育上主张博学穷知、联系实际，做到“有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辟其实”。 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致知”可以“不假外求”，只要明本心就可以了，主张致力于“求诸本心”。

　　理学和心学观点迥异，各有千秋。是时候攒一个局，搞一场纯粹的思想集会，来一次灵魂的碰撞了。但在这种学术观点针锋相对的焦点时刻，要站出来调和兼容双方的观点，需要非凡的名望、学识与勇气。

　　吕祖谦像

　　吕祖谦肩负起了这个历史使命。

　　吕祖谦出身名门，家族世代簪缨。他之为学，既得“中原文献之传”，又拜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为师，博采诸家、皆收并蓄，是浙东学术思想界的“执牛耳者”。他之为人，心平气静、持平公允，容他人所不能容之论，忍他人所不能忍之说，学术风格“不主一家一师”，广揽博取集诸家之长，团结了一大批来自四方不同学派的学人。他与朱熹和陆九渊都交往甚密，关系颇为融洽。

　　为什么把辩论地点选在鹅湖寺？这也体现了吕祖谦的大智慧。儒家推崇“中庸之道”，既然是一场公正和平的“高手过招”，地点选择自然也要不偏不倚。吕祖谦选择了福建建阳和江西抚州的中间地带，可以说是悄悄给两个争强好胜的人都留足了面子。大家都不在主场作战，或许也更有利于学术上“会归于一”。

　　因此，接到吕祖谦的信后，陆九渊兄弟十分高兴，欣然携弟子泛舟东行。而吕祖谦与陆氏兄弟的“私聊”，也在学术界“大群”激起千层浪。抚州知州赵景明、信州知州詹仪之以及江西、浙江等地学者纷纷前来，一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循着先贤的足迹，我们来到鹅湖书院。走过“斯文宗主”牌坊，踏石阶入讲堂，千古雄辩之声穿越历史在耳畔回响。

　　鹅湖书院

　　六月三日，春未尽，夏初临。鹅湖山风光旖旎，鹅湖寺热闹非凡。

　　年轻气盛、锋芒毕露的陆九渊兄弟先出二诗，先声夺人。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诗中不仅张扬其“心学”，而且讥讽朱熹的治学之道是“支离事业”。

　　彼时，46岁的朱熹高举理学大旗，早在东南名声日隆。陆九渊如此夹枪带棒、含沙射影，朱熹颇为“不怿”。 但他还是压住心中的火气，慢条斯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教人之法，应先致知而后存心。理生万物，心具众理。万理已具，并非万理已知，欲知理、得理，必先格物穷理。”

　　双方各执己见，唇枪舌剑，高潮迭起，“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

　　朱熹像

　　朱熹说，你俩认为万事只说一个“心”，只要“心”明白，就什么都明白顿悟、万事大吉，这难道不是佛家禅宗的学说吗？心学方法过于简陋，偶有所想就以为顿悟得道，延误了做真学问。陆九渊反唇相讥，你理学方法太支离繁琐，钻进书堆而被一些枝节问题所缠，丢了根本。如果说成圣必须先博览群书，那么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

　　“火药味”渐浓，辩论多次处于不欢而散的边缘。此时，吕祖谦成了这场盛会的“定海神针”。他凭着自己的广博学识、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自始至终都充当着双方的“裁判员”和“调解人”。

　　吕祖谦并没有表态站队，而是平心静气，“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不时从中斡旋、开解、沟通，希望朱、陆二人摈弃己见，虚心相受。对双方的争议，吕祖谦给出了公正的评价：“元晦（朱熹）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陆九渊）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两位先贤都认为不失公允。

　　清人全祖望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正是吕祖谦善于倾听、敢于明辨、宽宏皆容的雅量与气度，促成了鹅湖之会的落地。

　　世人常以胜负论英雄。其实，鹅湖之会不是非此即彼的“角斗场”。

　　“鹅湖之会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术尝试，是一场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汇。吕祖谦全力促成这次盛会，是要调和理学与心学，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哲学思想中获取具有普世人文价值的思想。”中国书院学会理事、鹅湖书院分管负责人叶正林说。

　　鹅湖之会后，四位先贤境遇殊异，但吕祖谦“和而不同”的愿景，却在无声中岿然显现。

　　朱熹在归途中，回味这次辩论，感觉很有意思，对陆氏兄弟的才思心生怜惜之情。过分水岭时，他观览山势水流，不禁触景生情，吟诗一首：“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顿悟也好，渐悟也罢，无非是道路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陆九渊感动于朱熹的坦诚与大度，也进行了内省与反思，从此力戒粗心浮气，更加刻苦读书。淳熙八年（1181），他携弟子到南康军拜访朱熹，携手同游落星湖。朱熹一语双关地询问陆九渊：“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陆九渊深受感动，答曰：“宇宙无穷，佳客无数，只是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彼此引为知己，坦诚相见，毫无芥蒂。

　　观点虽异，主旨趋同；流派有别，而道归一。

　　鹅湖之会，引发了此后千年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学术繁荣。宋明时期，朱子理学和二陆心学都先后发扬光大，交相辉映，名噪海内。吕祖谦也与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的交流中汲取营养，提高、丰富了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浙学”的发展。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教授认为，“吕学”是浙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浙学诸子的思想倾向，“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具有一种“和齐斟酌,折衷朱陆”的学术风格。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从而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学精神”。

　　如今，鹅湖寺早已不见踪影，但从四贤祠到文宗书院，再到鹅湖书院，古圣相传、灵光不掩。鹅湖之会所开创的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启智润心的人文之光，千百年来熠熠生辉。

　　千古雄辩声尤在耳，先贤之风万古长青。

　　对于鹅湖之会，吕祖谦不是参与辩论的主角，但他始终保持客观的立场，不党同伐异，不立场先行，温润而不失坚定，柔软而不失力量，彰显出君子坦荡荡的大儒风范。

　　吕祖谦在学术上体现的这种兼收并蓄、宽宏包容的精神，以及明理躬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乾、淳以后，浙学的学脉、学理都发生深刻变革，追溯源头之一正是吕祖谦开创的“吕学”。

　　从江西信州到八婺大地，吕祖谦自成一座高山，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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