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咏时节 林深见隐微

　　作者：伍维曦

　　本届中国上海艺术节，刚刚落成的上音歌剧院，邀请意大利最富盛誉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前来献演两部歌剧——莫扎特的《假扮园丁的姑娘》与《魔笛》。一共上演六场，场场皆爆满，好评如潮。一票难求之下，这座全新歌剧院的人气蔚然高涨，隐然有成为东南半壁经典音乐戏剧制作与传播的又一个新中心之势。

　　透过原作的凡庸，反见得细部的藻丽

　　此次献演的两部作品分别由不同团队制作。《假扮园丁的姑娘》虽出自莫扎特这位欧洲大作曲家之手，却是一部不太知名的早岁戏作。其戏情与音乐都有特色，但不甚平衡圆熟，在欧美舞台向来少有问津。此次由极富才华的青年导演弗雷德里克·威客·沃克，带领一批斯卡拉剧院经验深厚的艺术家全新打造，颇有钩陈采故、发老树新花的命意。演出整体上清新不俗、错落有致，演唱者的表现自是精彩，乐队、服美、灯光等等，无一不佳（斯卡拉歌剧院巴洛克古乐团指挥迭戈·法索利斯的现场表现，亦是可圈可点），透过原作的凡庸反见得细部的藻丽，不愧以人托戏。

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剧照 祖忠人 摄

　　而《魔笛》一剧，自问世以来就独擅大名，且话题纷纭，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化景观中的一个山头了。这样的戏码，保本容易，创新极难，但可供挖掘的创意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次由斯卡拉歌剧院所呈现的制作，中规中矩、差强人意，惟演员台上大多稚嫩、导演品味较为拘泥、舞台陈设稍嫌过时，作品的妙处虽然无法掩盖，叹赏之余，有以戏托人之感。

　　《假扮园丁的姑娘》系莫扎特1774年在萨尔茨堡宫廷艰难度日之际，为年末的慕尼黑狂欢节而作。这部意大利语喜歌剧在1775年元旦之后的节日氛围中获得极大成功。对作曲家不友好的雇主——萨尔茨堡的柯罗莱多大主教，面对其他权贵的祝贺，用莫扎特父亲在家信中揶揄的口气形容，只能“窘迫不安地鞠个躬、耸下肩”。

　　由于是莫扎特弱冠之前不经意“干活”的产品，歌剧脚本（作者不明）实在是一出无厘头的荒唐闹剧，用音乐史家的话来说，“属于那种在五年后很可能被莫扎特拒绝的一类”。但作为一部充满巧合的喜剧，剧中人物关系——全数基于三角或四角情爱——错综复杂、宛如迷楼，就局部来说，是很有效果的，充满笑料的误打误撞也俯拾皆是。而配乐可说是既成功、又失败：全剧弥漫着华丽动人的咏叹调（共27首，7位出场人物平均可以每人摊到差不多4首），这对于听不懂意大利语但又喜欢音乐的听众倒颇受用，但由于好听的唱段多到花团锦簇，反而使有可能挖掘出来的些许戏剧张力也不了了之了。

　　既是一个探索的终结，又是一部别开新局的奠基之作

　　对此，导演及其团队花大力气进行了补救，通过调动舞台因素，充分突出了剧中几个精彩的重唱环节，对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也渲染得恰到好处，不急不缓，荒诞中见平实。几位演唱者都功力深厚、唱作俱佳，尤其是饰演“市长”一角的克罗地亚男高音斯皮瑟，给人印象最深，完全披露了莫扎特喜歌剧中一以贯之的想象暗示，又能奇迹般见好就收，使人喷饭绝倒。

　　若说这部卑之无甚高论的作品代表天才迈向成熟的起步，那么紧随其后的《魔笛》就是这一探索的终结与华彩，同时又是一部别开新局的奠基之作。

　　经过十余年人世沧桑，昔日神童已经褪去铅华，识得人世之神奸炎凉，而此时欧洲政治的动乱，又使得社会上乱象频仍。许多以普世性为号召的激进思想横行于精英分子之中，莫扎特不能不受其蛊惑熏染，于是遂创作了这部寄托深远、寓意丰富的杰作。

　　作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音乐家，莫扎特的三观本来是传统的。然而，从他被大主教的手下一脚踢出府邸，到愤而前往维也纳谋生，其间违背父命与韦伯家女儿成婚，又因挥霍无度、不善理财而债台高筑，最终在穷困潦倒之中辞世（也就是在《魔笛》上演后两个多月），莫扎特的思想日益体现出一种超越于一般市民阶级心理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这不啻是他最终接受共济会思想并应什卡内德之邀创作这部德语喜歌剧的原因。

　　在《魔笛》这部作品中，莫扎特不自觉地完成了向启蒙主义者的转变，他运用一个艺术家炉火纯青的手法与出色的想象力，露骨地宣扬现代性价值观，并以高度脸谱化（但同时在音乐性上也是极具感染力）的手段，去具象“进步”与“反动”的对立，阶级斗争开始成为除性爱之外，莫扎特音乐戏剧最重要的主题（在其晚期歌剧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是非”的对立，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又震荡了二百余年，余波及于今日，其范围也因欧洲列强的扩张从地方走向全球。

　　如何以老到精微的形式，在舞台上予以指涉

　　我们可以认为，《魔笛》产生之后，人类社会历次重大革命与变革，都可以在这部音乐戏剧所预设的观念框架中予以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作品对于之后历史的重大而本质的意义。

　　然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又注定会因时代的变迁不断更新诠释与理解的维度。莫扎特并非教条主义的精英，而是关注食色本能的艺术家，在《魔笛》中，他又埋下了许多足以嘲弄、质疑乃至颠覆已经被证明是虚伪和虚弱的现代西方价值观的伏笔。例如，捕鸟人这个被刻画得赞不绝口的人物，就具有桑丘或八戒式的常识性智慧——这，也正是莫扎特的智慧，也正是莫扎特成熟的作品中最让人感动的人文内涵。在具有思想家品格的歌剧工作者的把握中，这些细胞将会被精心培育，并以一种更为老到精微的形式，在舞台上予以指涉和暗示。

　　遗憾的是，此次斯卡拉歌剧院版的《魔笛》远远未达这个预期。但这一教材式的制作，可能正由于其谨慎和忠诚，倒是使萨拉斯特罗近乎传销的教年轻人忤逆父母的洗脑法，相对于夜后封建家长式的威胁，在洞悉个中利害者的眼中，更传递出神秘主义的危险性——导演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去表现加入智慧神殿之过程的班扬式的惊心动魄，这不经意间让人想起近代早期欧洲的那段猎巫史；而他对于那个本应以反动派面目出现的黑人莫诺斯塔托斯的塑造，又带着较为拙劣的种族主义倾向。无奈或者幸而看到最后，真正使人信服熨帖、回味无穷的，还是帕帕根诺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而在整场演出中，唱念和表演最成功的角色，碰巧也是他！（伍维曦）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