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张新科

　　文学总是与人联系的，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表明，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发现人性、表现人性和丰富人性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斗争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透过茫茫尘埃，略去浮光疏影，用心去感受文学世界里那人性的“常”与“变”，我们便会懂得为何文学作品会有如此永久的魅力。

　　人性之常——文学中的形而上

　　文学中的人性之“常”伴随着人性之“变”出现在无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之中，尤其是那些忧生、忧世的作品中。《诗经》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古人的情感。然而，千年之后我们捧之读之，却依旧能为它所表现的情感所触动，在我们心儿柔软的琴弦上奏出一曲曲优美亘古的曲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时空感，不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的人，都无法将它从生命中抹去，难怪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东汉古诗“生不能满百，长怀千岁忧”则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短暂的忧愁，谁人能逃脱生老病死？谁人能疏离营营乱世？生命之渺小如“寄蚨蚴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然而，也正是这种人生渺小、生命短暂激发了人类的动力，告诫着人们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这种感受古往今来绝不会改变——除非人类能够永生、时间可以停止。

　　文学的人性之“常”还表现在人之情上：爱情、友情、乡情和祖国情。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人总是与他周围的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经过升华沉淀凝结为情。人存在，情便存在；人存在，文学便存在。文学中的情不会因时代的变革而改变，不会因为时间的长久而稀释。它总是历时弥新、历久弥浓，深刻体现着文学中的人性之“常”。《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故事，我们今日读来依旧不禁潸然泪下；《庄子·盗跖》中记载：“尾生和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抱梁柱而死”，后来这则故事发展成为戏曲《蓝桥会》和《七世夫妻》，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不是嘲笑尾生的愚昧呆板，更多的是感觉他的可爱和他对爱情的坚守；昆曲《孽海记·思凡》中妙龄尼姑色空因年幼时多病，被父母送入佛门，但她终因不忍“禅灯一盏伴奴眠”的寂寞，而撕破迦沙趁师父师兄不在而溜下山去，以及《牡丹亭》里人能为情死、亦能为情生的浪漫宣言，都表现了人们对人性中自然而然的爱情的追求和执着；《红楼梦》更是一部人性史、人情史。

　　除此之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纶送我情”以及“高山流水觅知音”所表现的友情，“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萦绕的浓浓乡愁，“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所抒发的爱国情......这些情都深深刻入历史，也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上。莎士比亚对于“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追问以及康德“浮士德难题”等等，也都体现着文学中的人性之“常”。

　　人性之变——文学中的形而下

　　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性之“变”的例子俯拾即是，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样式”就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点。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来看，它不仅仅体现了某种文体的发展与衰落，更体现了不同时代下人们对情感表达的不同需求。诗言志，一直被尊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诗这种文体已逐渐无法满足人们表达情感的需要，于是兴起了字数相对更长、句式更为灵活的词。词源情，在重文轻武的宋代政治影响下，乃至后来宋朝的积贫积弱，深深压抑了当时的文人，于是他们便借助词来宣泄内心的情愫，或悲或喜，或婉约或豪放，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代之样式。到了元代，异族统治导致的民族压迫与融合，文化的沟通，都市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以及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都为元曲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条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思想的萌动，城市的发展和文学市场化、作者大众化等因素，则促进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繁荣兴盛。

　　不仅是文体变化，还有许多的文学潮流诸如建安风骨、盛唐之音以及各种文学复古运动，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结构、时代风貌的联系。及至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催生出“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和为艺术派的创造社，前者注重表现当时社会出现的问题，更注重社会性，连同30年代出现的普罗小说、左翼小说和社会剖析小说等都更注重政治性和功利性，重在人性之“变”；后者则更注重表现文学的艺术性，抒发人的真性情，连同30年代出现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等，更具有非功利性/审美性，重在人性之“常”。除了中国，外国文学中中世纪教会文学对欧洲文学乃至整个文艺界的垄断，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体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联系。

　　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于千万年之后探索人性深处薄如蝉翼明如鲛珠却亘古永恒的隐微，于千万里之外凝视时代舞台上你唱罢来我登场的风云变幻。文学里的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总是互相交错互相斗争，却又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二者不能脱离彼此而单独存在。的确，“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前进，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2］但是，前行之后呢？——我们听到的依旧是闪现人性之光的人性之歌。因为，“变”却正是为了“常”。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