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一带一路”，探访那些独树一帜的电影文化
作者：陈思航
从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 “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展映板块的常设单元，它便以国际化的视野，带领观众遍览了多国的风土地貌与人间故事。今年的 “一带一路”电影周单元自国产片《白云之下》启程，它将带领我们前往不同地域的影像世界：哈萨克斯坦的《偷马贼》、希腊的《如何变成鸟》、印度的《RK还是R KAY》、埃及的《卢克索》……
斯洛文尼亚电影《栗树林故事》海报
一系列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品，呈现了该倡议本身具有的文化交流意义。同时，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展映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影周，或许观众很少能够看到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等国的作品。人们总是将美国电影用作商业电影的代名词，将法国、意大利看作是艺术电影的聚集地，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作品，在公众的视野里，处于长期匮乏的状态。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里，其实潜藏着许多独树一帜的电影文化。
与其他大洲国家的影片相比，对于欧洲“小国电影”的研究与讨论，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当然，亚洲“小国电影”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世界电影版图上涂抹了属于自己的色彩。而从这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片单中也可以发现，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与大洋洲的“小国作品”，也构成了一组不亚于亚欧的群像。
常有人谈及美国好莱坞对于商业电影形态的侵蚀，但其实欧洲大国的艺术电影，也以各种方式“锻造”着所谓“艺术电影”的语法与套路。因此，对于“小国电影”的思考，帮我们打开的不仅是文化视野，还有电影视野。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创作者，无疑会创造出内容与形式独树一帜的作品。从主观上来说，他们汲取了来自本国的文化土壤；从客观上来说，美国等“电影大国”的作品对商业市场的侵占，也让他们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方式来维生——要么寻求更为极端、更具本土性的类型；要么秉持一以贯之的作者性，在国际电影节上取得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上也有许多国家，早已形成了颇为完备、足以自产自销的电影体系。但即便如此，我们的观众对这些国家的作品仍旧知之甚少。譬如，印度电影拥有令人惊叹的多样性，绝不仅仅限于歌舞片与喜剧；泰国电影在商业、艺术两个领域均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俄罗斯电影虽不及曾经那么辉煌，但仍不时有引发争议的巨大突破。今天这篇文章，就将沿着“一带一路”的足迹，从电影史的角度，探访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电影小国”，以及那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电影大国”。
亚洲电影：本土性的坚守与突破
亚洲电影曾一度被看作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作品，但如今，这个作为“一带一路”起点的地域，似乎已经成为了最具可能性的电影土壤。在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亚洲各国的影片都时有出现，也屡屡引发讨论。与制造国际化商品的美国电影和创造国际化艺术的欧洲电影相比，亚洲作品往往更具本土性，不同的国家往往会依循自身的传统文化，使之与电影这种新媒介的形式与风格相结合。
在这一点上，印度电影显得尤为突出，正像著名印度电影剪辑师比娜·保罗指出的那样，本土性始终是印度电影的悠久传统。印度拥有复杂的地域划分与繁多的语言，而国内观众熟知的、采用印地语的宝莱坞电影，仅仅是印度电影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属于不同地域、使用不同语言的印度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自己的“印度故事”。
印度电影工业的多样性，建立在极为惊人的体量之上。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制片工业之一，它在2013年就制作了1724部影片（与之相比，美国为738部，中国为638部），2019年更是逼近2000部。在这些作品里，不仅仅只有属于宝莱坞的类型片，也有许多探讨不同议题、尝试不同形式的作品。
在这次的上影节上，无论是“一带一路”电影周还是专属的“印度电影周”，都体现了印度电影的多样性与丰富度。拉贾特·卡普尔的《RK还是R KAY》处理着颇为前沿的“元电影”议题；哥泰·高斯的《过客》聚焦于贾坎德邦贫困、艰辛的生活；英德拉尼尔·罗伊乔德胡里的《欲望碎片》则涉及了印度的孟加拉国移民。
顺道一提，同属“一带一路”的孟加拉国的电影文化，也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也与印度、孟加拉与巴基斯坦的历史纠葛有关。在漫长的变迁中，孟加拉电影也试图寻找自己的主体性，其首都达卡甚至模仿好莱坞形成了“达莱坞”的产业中心。这次上影节展映的《孟加拉制造》，或许可以让我们一窥孟加拉电影的魅力。
提到本土性，当代泰国电影的表现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它早已凭借动作片、恐怖片、爱情片等极富代表性的类型，在世界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冬荫功》《鬼妻》《初恋这件小事》等影片，早已成为这些类型爱好者们心中的经典。而在艺术电影领域，以《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斩获金棕榈奖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也已经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电影大师之一。无论是上述的类型片还是阿彼察邦的艺术电影，都与泰国的自然风光、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获得国际观众关注的新锐导演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可以说是商业与艺术的调和者。他不仅创作了诸多票房成功的爱情电影，也导演了一系列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作品。而在他的许多影片里，都浸染着泰国宗教文化的色彩，探讨着死亡、时间与记忆等牵涉哲学思考的议题——他将在上影节展映的《时光机》，同样是一部思考往事与过去的作品。
不过，也有亚洲国家试图超越本土性，书写更具国际性的形式与风格——韩国电影正是其中的代表。即将在“影像万花筒”单元放映的、李元泰导演的《恶人传》，无疑是一部颇具好莱坞色彩的动作电影。不过，在艺术电影领域，韩国的电影作者与其他地域的导演一样，充满了原创的热情。洪常秀、李沧东、金基德等人都在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
韩国电影的崛起，与政府的扶持、助推关系密切。无论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推行，还是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都为韩国本土电影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如今，韩国电影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足以与中国、日本并驾齐驱，尤其是在奉俊昊凭借《寄生虫》同时斩获金棕榈奖与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这两大嘉奖足以证明，韩国电影无论是在好莱坞，还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节系统，都已经成为了获得认可的高峰。
当然，除了上述的国家之外，仍有许多的亚洲“电影小国”，推出令人亮眼的作品。无论是获得今年金熊奖的伊朗艺术片《无邪》，还是此前上线网飞的越南商业动作片《二凤》，以及此次展映的土耳其电影《你认识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一抹独特的亚洲风景。
欧洲：艺术电影的进化
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电影大国，似乎早已凭借自己的新浪潮、新现实主义等电影运动，定义了艺术电影的方向。而戛纳、威尼斯和柏林建构的电影节系统，在当代艺术电影界几乎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小国电影要想生存，不仅要依赖本国政府的扶持，也需要依靠电影节的认可。
电影节系统的固化，似乎也形成了某种艺术场，容易引来“审美趣味僵化”的批判。不过，从属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导演，总能带来某些全新的影像体验。有时候，来自北欧、中欧、东欧小国的作品，或许要比西欧的艺术巨制少一分精炼，多一分新奇。
“希腊怪异浪潮”或许是小国电影中最重要的电影运动之一。21世纪初希腊电影部门的失败、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层面的困惑，引发了这场风格独特、内涵繁复的电影运动。这一批希腊电影以过度的表演、平面化的空间与紧缩、重复的美学为代表，呈现出一种诡奇的、极富象征意味的观感。
在怪异浪潮的创作者中，欧格斯·兰斯莫斯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狗牙》《龙虾》《圣鹿之死》等作品，已经凭借怪奇的风格、另辟蹊径的叙事，成为许多艺术片影迷心中的经典。而在这次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中，希腊影片《如何变成鸟》的导演，同样是归属于怪异浪潮的名将。这部作品戏仿了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影片，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本土性的戏谑化尝试。
罗马尼亚新浪潮也是一场不亚于怪异浪潮的电影运动。与执着于形式的希腊导演不同，罗马尼亚影人对于社会议题更加关注。
克里斯蒂安·蒙吉、克里斯提·普优、柯内流·波蓝波宇等导演的作品，帮助罗马尼亚在新世纪的电影节上收获颇丰，也创造了《四月三周两天》等经典。其中，蒙吉也在2017年担任过上影节的评委会主席。不过，罗马尼亚影人的创作在近年来似乎出现了转向，有学者将2018年的《不要碰我》看作是新浪潮的终结。
或许我们很难预测，下一场震惊世界电影界的运动，究竟会出现在哪个国家。但毋庸置疑，此次电影周那些来自欧洲小国的影片，都会带领我们投身于不同的世界。立陶宛的影片《母亲的土地》似乎具有一系列东欧影片的共同特征，呈现了一个洋溢着浓浓“东愁”的故事；《栗树林故事》则植根于斯洛文尼亚的本土情境，书写着散落在栗树林的怀旧与忧郁。
除了上述的小国电影之外，如今的俄罗斯电影似乎也处于一种值得玩味的境地。曾经的俄罗斯可谓是艺术电影的神域，除了爱森斯坦等蒙太奇学派之外，还有塔可夫斯基这样现代主义时期的电影大师。但在 “后大师”时代，多有论者探讨俄罗斯电影的衰颓。
但在近年以来，俄罗斯电影似乎又在电影节系统掀起一阵风浪。安德烈·萨金塞夫打造了《回归》《利维坦》这样的经典之作；老牌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也凭借《邮差的白夜》《战争天堂》等作品，多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提名。
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俄罗斯电影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在一部系列影片中重建了一套封闭式的置景，以真实的方式记录了一系列残酷的活动，让观众们重新思考电影的伦理，乃至电影的意义。
欧洲电影一度是艺术电影的代名词，但不断的重复与致敬只会让它僵化。那些曾经见证过繁荣的国家，仍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那些仍未浮出水面的小国，也在不断地输入新鲜的血液。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电影和罗马尼亚电影也与法国电影一样重要，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看到这些作品的机会。
其他地域的可能性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属于自己的电影潜能，它们也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在非洲的大地上，在大洋洲的群岛中，在拉丁美洲的丛林里，仍旧隐藏着数不尽的故事。或许来自这些地域的影片，并没有等同于北美、欧洲和亚洲作品的影响力，但它们却能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
对古埃及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次“一带一路”电影周的埃及影片《卢克索》无疑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选择。在这部作品里，爱情故事与埃及古城融合在一起，类型片与本土神话纵横交错，建构了一座穿越时空的迷宫。
对于看惯欧美影片的人来说，非洲电影时常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获得去年金棕榈提名的《大西洋》就讲述了一个来自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迷人故事。这部影片以非洲传说作为基座，牵涉着亡灵、爱情与迁徙等诸多元素，创造了某种魔幻现实的场域。
曾遭受过殖民史的非洲，试图在当代电影中建构一组真实的、可感的非洲人群像，创造一种极富本土性的影像叙事。毫无疑问，非洲拥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大洲的风土与文化，非洲影人理解时间、情感等电影核心议题的方式，当然也是不同的。
拉丁美洲拥有悠久的“战斗电影”传统，这意味着某种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倾向，纪录片与纪实性的手法，也一度是拉丁美洲影人进行社会评论的重要手段。不过，近年的拉丁美洲影片，似乎有着偏爱悬疑类型的倾向，这或许与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拉美文学扑朔迷离的叙事有关。
《指环王》这样的奇幻叙事似乎一直是大洋洲电影的代表，但事实上，贴合全球多元文化的潮流，也是当下大洋洲电影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新西兰影人对于本土毛利人、各种族人群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观照，在世界电影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今年的上影节也将放映多部新西兰影片，萨姆·凯利导演的《萨维奇》聚焦于新西兰黑帮的真实故事，它的纪实色彩无疑会为黑帮片类型赋予几分不同的神韵。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宏大的倡议，它也是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方式。在这个影像无处不在的全媒体时代，电影无疑是一种新锐的语言，它也是一种消解巴别塔谜题的方式。或许我们听不懂其他国家的语言，或许我们未曾体认过其他国家的文化，但好的电影无疑是超越语言的。我们知道特写镜头、运动镜头与构图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对视、拥抱与奔跑的意义。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我们仍处于同一个世界——这就是电影的迷人之处。
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曾在自己的影片里探讨过语言与影像的差异，他指出影像或许是比语言更贴近 “自由”的存在，因为争吵、禁令与许多数不尽的苦难都与语言有关，而影像更像是纯粹的见证者。看到这些国家的电影，见证这些国家的故事，或许也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完整的方式。
（作者为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