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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革命题材娱乐化,弘扬爱国抗日主旋律 电视剧《女人的抗战》剧本创作谈

发布时间:2013-05-25 10:47来源:本站责任编辑:本站讯浏览次数:1821

 

                        陈玉福

 

  • 创作电视剧《女人的抗战》的由来

    201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秘书长蒋卫岗先生约我在北京一家书屋喝咖啡。因为我和蒋先生是同事,所以我欣然前往。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女人的抗战》的导演彭景泉老师。我们这一天的话题是,如何创作一部真实的、严肃的、主旋律的抗战电视剧?

   蒋先生言谈平和,可主题明确,中国的抗战剧,近来不断地被人调侃,甚至群骂,如果仅仅是一种文艺批评,倒也正常,因为有些抗战剧拍得确实离谱,观众反感并不奇怪。但如果这种批评声音越放越大,挑动人们质疑中国抗战所作的牺牲和最后取得的胜利,我们就应该警惕了。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抗战剧一直在批评,也不承认那段历史,如果批中国抗战剧与日本否定历史总是同步,大有遥相呼应之感,那么这个后果可就严重了。

    彭老师性格豪放,是性情中人,他说:这些年我们的抗战剧真的是越写越“神话”了。一个骑马妹子,竟然能一鞭子抽停火车!一个男主角炸毁吊桥后鬼子都死了,男主角居然乘老鹰逃走了!至于“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飞刀敌炮火”、“土箭射机枪”等等,那真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可如果不尊重历史,无所顾忌的虚构历史,甚至于挖空心思地“戏说”抗日“传奇”,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创作一部严肃的、真实的、主旋律的抗战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要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真实、严肃,高扬抗战主旋律,还原历史,鼓舞人心;二是好看,有爱情、有谍战,还要有正面战场,全面的反映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三是创新,能不能摒弃一写抗战,就“谍战+假夫妻+‘孙悟空一根金箍棒无所不能’=抗战电视剧”的套路?

    因为我们对抗战电视剧有共同的看法,共同的认识,甚至于有共同的愿望,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创作40集电视剧《女人的抗战》的创作任务。

   对于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来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写出剧本,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导演对剧本的二次创作。我们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导演彭景泉老师的再创作,才使《女人的抗战》越来越精彩。再加上表演艺术家的第三次创作,才使我们这部电视剧最终获得了成功。

综上所述,一部电视剧的成功,是一个制作团队综合力量的反映,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二、真实,是《女人的抗战》的生命

    既然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应该吸取其他抗战剧失误的经验教训,在真实性上下功夫。

   于是,我在制作人和导演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通过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我知道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离不开生活和真实。尤其是我们这部电视剧的创作,那就更离不开真实了。所以,我们选择了东北佳木斯这个抗日战争中特定的历史环境。1936年,日军关东军为了讨伐我东北抗日联军,制定出了“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使我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受到了严重威胁,抗联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东北抗联女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的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的故事;也有热舞双枪、策反日伪森警大队、智勇双全的抗联女特工冯艳梅;还有临死前吞吃了无线电密码,把砸碎了的无线电通讯工具扔到深雪里,使敌人一无所获的谍报英雄陈玉华……

    首先,《女人的抗战》作为抗战题材中的抗联题材电视剧,我集中写了1936年至1938年这段抗战时期抗联五军最艰苦的武装抗日和谍战斗争。那个时候,日军为了围剿抗日联军,制定出了一个阴险、残忍毒辣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昭和十一年度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计划。企图在两年的时间内,干净彻底地消灭抗联武装,消灭我佳木斯的地下共产党人。

   在这个治安肃正纲要上,日军将治安肃正主要地区定为满洲国之东部地区,特别是东边道及东部三角地带,以及滨江、三江两省之松花江地区。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三江省。为了配合佳木斯宪兵队、开拓团完成这个《刚要》,关东军驻佳木斯第四师团,在一夜之间屠掉了三个村子。他们包围牛头等村子后,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连怀孕的妇女也不放过。他们将抓到的农民,用铁丝穿着肩胛骨连成一串,进行酷刑拷打,最后用机枪射死或者用刺刀捅死。这场屠杀持续了八九天。据统计,日军在东北牛头等村,不但一次性屠杀了1930多名无辜的农民,而且还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的房屋。在1936年的夏天,也就是《治安肃正刚要》刚刚发布不久,日军纠集三万多关东军,对三江省一带的山区进行军事"讨伐"。在这次"讨伐"中,他们共烧毁无辜村民2700多间房子,屠杀我无辜农民13000多名。所以,电视剧中日军屠杀牛头等三个村子的事件,都是发生在佳木斯地区的真实事件。

   按照日本人的计划,他们屠村至少能够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其一,屠村后的所有土地归关东军开拓团所有,扩大开拓地域,保证“大东亚圣战”的军粮供应;其二,将若干个村子的村民圈进“人圈”里,不仅彻底割断了民众与抗联的联系,同时也将民众的抗日情绪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其三,让山里的抗联武装,没有吃的、喝的,再加上山里冬天的恶劣气候和日军的围追堵截,不战自溃。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我抗联五军和佳木斯隐蔽战线上的勇士们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我们的女主人公雪蚕(杜雪颜,我党一号情报员),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临危受命,来到了佳木斯。在完成上级任务和本身婚姻裂变的情况下,她忍辱负重,努力的在“卧底”、“人格裂变”的双重压力下,用电波联通了山上和山下、抗联活动地和日伪据点,也联通了残酷抗日斗争与复杂多变的家庭亲情,为这部真实的、严肃地抗战主旋律电视剧,提供了弘扬和人性追求的可能。

   作为一部谍战戏,它是双向的:在日伪占领区,既有我抗联战士雪蚕(一号情报员)获取情报、打击敌人的我方英雄(卧底)。同时,在我抗联五军内部,也有日军特工松洋雪樱子打人并且“卧底”。这个女人实际上就是被称之为“帝国之花”的川岛芳子的化身,她不仅向敌人发送我方情报,企图消灭我抗联队伍,而且很快就拉抗联五军一个师长做自己的靠山。这就使这部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了很强的悬念和故事张力。同时,雪蚕的谍战又与她伪警察的丈夫曹子轩、伪协和会会长的公爹曹弘毅的关系连在一起,松洋雪樱子又是日军宪兵大队队长佐藤的未婚妻,这就使谍战戏和情感戏纵横交错,在敌我双方、亲情友情的多重人格裂变下,相互矛盾、相互挤压,相互給力。

   作为战争情感戏和家庭伦理剧,这部戏的焦点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人公雪蚕与丈夫、公爹、小姑子、侍女政治身份的反差和六人伦理关系的鲜明对照,使情感、伦理亲情的悬念和分裂格外尖锐,同时曹子轩政治态度的变化、曹弘毅作为“汉奸”的内心矛盾更使情感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个方面是残酷的对敌斗争,在亲情和信仰之间的生死选择,一次次地把人性的拷问、信仰的拷问推向极致。当时我想,如果把以上这三方面的人格分裂优势都集中起来的话,这部既能高扬抗战主旋律,又能够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献身精神的作品,就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三、十年磨一剑,就为创作电视剧

   创作电视剧剧本,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写东北电视剧,我既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割不断的渊源。

   2000年,我的“1号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1号会议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西部一家影视剧公司邀请我改编电视剧《都市英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我没有创作电视剧的经验,再加上那家影视剧公司根本就没有实力。所以,折腾了半年,最后以失败告终。

   2003年,我的“1号系列”第四部《1号考察组》花城出版社出版后,被一位东北籍企业家看上了,他希望我改编成电视剧。考虑到他是东北人,他希望我把主人公写成东北人。我欣然答应了。有他的口述,和在他的支持下我到西部的金川公司、白银公司进行采访。因为,在这两个大型国有企业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东北人。于是,我第一次对东北人和东北有了初步的了解。电视剧剧本《西部人》完成后,这位企业家的企业因为投资方向改变,退出了影视行业。所以,我这部电视剧就搁浅了。2007年,这部作品经过省委宣传部推荐,参加了深圳中国第三届国际文博会,在会上,这部电视剧剧本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买走了。再后来,也因为北京这家公司企业改制的原因而无暇顾及。就这么折腾下来,十年过去了。虽然电视剧没有开拍,但因为《西部人》中的东北人曾经都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所以,对于抗战时期的东北、东北人以及东北的地域风情,我了解了不少。

   2008年,通过朋友介绍,我与东北某影视公司签约,创作40集电视剧《共和国长子》。《共和国长子》写的是东北60年的装备工业,从1943年日本占领时期,一直写到了2008年奥运会。尤其是抗战时期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工业,我做了大量的详实的采访。

   通过这几次的创作以及采访磨难,我的作品虽然没有搬上荧屏,但是,我创作电视剧的能力却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我对东北抗战时期的历史也就基本上熟悉了。否则的话,我是不可能把《女人的抗战》写出来的。

 

四、我心目中的《女人的抗战》

正因为创作过《西部人》和《共和国长子》的原因,所以,我对东北,尤其是对满洲国时期的历史虽然不能说烂熟于心,但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当年日军在东北残酷的烧杀抢掠,和东北军民悲壮的抗日故事,让我在十年中,一次次的震憾。这些震憾来自于真实,来自于我曾经一次次的采访。可是,银幕上一些东北抗战的影视作品,大多都让我很不舒服。那些被夸大了的人物形象,要么飞檐走壁、要么上天入地,总之,他们都是金庸笔下神通广大的人物形象。好像不这样做,就不能把日本强盗从中国国土上赶走似的。这样一种不尊重历史的做法,和创作者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时代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一系列让观众生厌的抗战剧的结果。所以,我要么不写,要么就写一部特殊背景下的谍战、情感故事。写一部以历史、人性的真实为基础的真实的、严肃的抗战主旋律电视剧。这就是我对这部戏的追求。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行为,都有其因果关系。谍报战争也有其因果关系,一切不符合逻辑的创作,都注定是失败的。飞檐走壁,飞针扎人,飞马追火车,满手飞尖刀。一有危险,神话中的那些东西总能让主人公化险为夷的谍战戏已经令人作呕。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故事,而且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动作都要真实、深刻,有历史原型,有人性基础,有感人情怀。

    我们知道,一切过分夸张的电视剧只会让观众敬而远之,一味的模仿也只能加速电视剧的死亡。要想成功,只有突围,只有创新,此外不会有第二条路可走。其突围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下,恪守真实、可信的原则,切忌千篇一律,没有新意、没有创新、没有特点、缺少特立独行性格的作品。

   世界上的间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格分裂。称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杜雪颜的人格分裂却是多方面的。在家里,她不但要对付始终怀疑她 不忠的老公公曹弘毅,以及日本人的卧底小姑子曹海云。而且还要不能让丈夫知道她心中的秘密。在日本人面前,她必须抽瑞光牌日本香烟,喝白咖,穿得珠光宝气,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装起来,变成另外一个人。有时候,她的人格一天要分裂好几回,像个变色龙一样。

    这就是杜雪颜在曹家当卧底的日子。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在以往的电视剧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她深刻,不肤浅,她有思想,不专横跋扈。这是她的人格基础。我们通过她感动观众的,不仅仅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变色龙”一样的工作、生活,还有她心中的“爱”。

    这是个30岁左右的,优雅、高贵、智慧的女人。她有时候看上去像个贵妇人,有时候又像个冷面杀手。她很多的时候洋气,体面,不动声色。她长着一双漂亮、深邃的丹凤眼。面部表情复杂而细腻,冷淡而高傲,有种说不出的、迷人的味道。

    在曹子轩的眼里,她是个任性而又认真的女人。一开始他担心她是日本人的间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她不但不是日本人的特务,而且也不是国民党的人。他深爱着这个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的妻子。他对妻子的忠诚,使他严词拒绝了副省长的千金女。他和她在上大学期间,曾经讨论过斯大林的一句话,“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和她唇枪舌剑,谁都没有说服对方。通过参加审讯赵一曼后,他相信了:共产党人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面对日本人的惨无人道,他渐渐地在心中喜欢上了共产党。虽然杜雪颜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他宁可相信杜雪颜是一个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她是一个别的党的人。后来,他就暗暗地帮助杜雪颜,使杜雪颜一次次化险为夷。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雪颜还是不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人。

    在以往的抗战戏里,除了日本人不经打以外,还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特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万一到了日本人那里,共产党人就会冒着生命危险把英雄救出来。而实际情况却是,你根本就不可能从日本人的魔窟里救出我们的英雄。因为,日本人的魔窟里,尤其是宪兵队里,除了高墙和电网外,日军明着和暗中的机枪火力点一般都在12处以上,你即便是拿下了明着的火力点,那暗中的火力点也会把魔窟封锁的严丝合缝。也就是说,如果不出现奇迹,你根本就不可能从里边救出人来的。我在《女人的抗战》里,塑造的杜雪颜这个人物,是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她在上海当记者的时候,就利用身份结交了日本各界高层的不少人物。到她在佳木斯卧底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了,而她结交的部分日军高官也充实到了关东军的一些要害部门。杜雪颜每次出门时,总要给佣人紫柔留下一两个电话号码。在日本统治期间,日本人要抓的人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因为,他们怀疑谁,谁就是共产党人,谁就是抗日分子。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可是,在杜雪颜这里,佳木斯的宪兵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是不敢抓她的。因为,你前脚抓了,后脚就有关东军里的上级给佳木斯军警宪特打电话,除了你有充分的证据,否则的话,你得马上把杜雪颜放掉的。所以,佳木斯宪兵队队长佐藤无可奈何的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共产党的卧底就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就是抓不住她!这就是《女人的抗战》里的女主人公杜雪颜。这些细节,还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而在当年的佳木斯,就有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地下共产党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人的事迹安到了杜雪颜的头上而已。一句话,有时候,真实是一部电视剧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永远都在风暴的中心,她虽然不动声色,但所有的故事,情绪,都围绕着她来展开。对此,美国人罗伯特.麦金告诉我们,很轻的节拍,要用力,很重的情节,却要充分的拉开。你明明知道杜雪颜有问题,可是你在没有证据之前,你就拿她没有办法。你在这里认认真真的着急,我还在别处优哉游哉的喝茶抽烟,我急死你!这样一来,张力就出来了。

    另外,我在这部剧中要展现一种全新的日本人和满洲国警察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绝不是我们以往在电视中看到的,日本人随便抽他们耳光,动不动就“八嘎亚路”式的卡通形象。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把满洲国统治14年,他们依靠的还是中国人。如果他们开口骂人、动手打人,他们能够让部分中国人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吗?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在满洲国的日本人,不管你骨子里对中国人怎么样,可是在表面上他还是要创造一种貌似平等的氛围。所以,日本人对待满洲国的官员,是非常客气的,甚至是非常尊重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统治这个国家。当然了,在关键时刻,他们对中国人是绝不会手软的。就像屠村事件,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他们的凶相就毕露了。

    以上这些随意的、貌似不经意的细枝末节,如果我们把它处理好了,用好了,这也许就是一部戏最出彩的地方。拿导演彭老师的话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整个电视剧的质感。而这种质感,在这部戏里,比比皆是。我相信,生活中的真实加上创作上的技巧,这里说的技巧,就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只要把这种独特的东西创作出来了,我们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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