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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农:从音乐人到文艺理论家到诗词家

发布时间:2013-03-02 14:54来源:责任编辑:本站讯浏览次数:1698

 

 

郑伯农是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他曾主编《文艺报》,出任过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当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当过理论批评奖的评委会主任,还担任过“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的评委,培养和发现了许多文坛才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文坛一位重要领军人物,郑伯农为人低调、谦和,令人感到亲切。带着对郑老本人、以及近些年来诗词的复兴与目前发展趋势等诸多问题,我经多方联系,终于采访到他。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个真实的郑伯农吧(郑伯农以下简称郑)。

 

一生只写过两首情诗

记者:您是全国知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可是从简历上看,您怎么学的却是音乐?

郑:我学习音乐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后来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属中学。1951年时,全国有很多人参加考试,一共只招了16个人。我在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了六年,在大学学习了五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又待了十几年,可以说我上半辈子都是在音乐圈子里度过的。

记者:为什么后来搞文艺理论?

郑:因为在音乐学院,我又学习了音乐学、音乐史、音乐理论。“文革”中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也点了我写的文章,所以我受到的批判是比较厉害的。也因为光明日报的一篇编辑部文章是我执笔的,他们说这是“二月提纲”式的文章,我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文化部调我去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开始是借调过去,后来就不让我回原单位,又让我投入到整个文艺思想理论研究方面去。这比搞音乐要开阔。后来成立了文联理论研究室,我是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到了1989年,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前几年我都在搞文艺理论批评。

记者:那您为什么后来转向了诗词创作呢?

郑:我退休以后,年纪大了,又得了一场病,头晕,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的原因。过去我对诗词本来就有点儿兴趣,写过一点诗词,有关方面就让我过去参加活动。这一参加活动,他们就千方百计把我套住了,这都是很自然的过程;也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拉住我不让我走,有被动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爱好。我过去习惯于长期伏案工作;看书、写文章。得了心脑血管病后,医生建议我不要长期伏案,不要开夜车。显然,生活节奏要有一个大变化。不能像过去那样长期伏案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写作,感觉写诗词还比较省劲儿。可以说一方面是身体原因,另一方面是文艺界风云变化,有些问题通过理论的方式讲了,讲得差不多了,我通过诗词的形式还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讲,还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一些意见,所以就写了一些诗词。

记者:在您的诗歌创作中,谁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郑: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应该是诗人臧克家。他可以说是我的恩师。1993年,我带了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越南访问,访问回来后有报刊要我写点稿子,我就写了几首诗。我觉得诗写得很一般,可是臧克家看到后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诗词可堪造就,要一边写文艺评论,一边写诗。他还给我改了一两个字,也夸奖了我几句。他是诗坛泰斗,我也不想让他老人家失望,我就陆续写了一点儿;写得也不多,写完了给他看。有的时候没写,他还催我,然后我就写了一些。但是我从没想到要去当什么诗人啊。后来就是因为退休了,诗词界的人找我,慢慢我就“混”进里面去了。

记者:您现在是用电脑写作还是用笔写作,又是怎样安排每天作息时间的?

郑:我还是用笔写作,用电脑不行。我年轻的时候,时间安排得比较紧。从中学的后期到大学期间,除了完成课堂作业之外,我还要自己看一些东西,背一些东西。民歌、戏曲、诗词、古文都要背一些。我的辅导老师黄翔鹏是著名音乐理论家,他建议我多背民歌,还要背诗词歌赋,这使我终生受益。“文革”中,我起初热忱“参加革命”,后来成了牛鬼蛇神。除了劳动,接受批斗外,有空余时间也偷着看一点书。打倒“四人帮”后,先后到文化部、中国文联工作。为握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不能不大量阅读。到中国作协党组担任《文艺报》主编后,自学的时间少了。因为当时的工作任务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要开会,要处理行政事务,要参与诸多的应酬活动,还要看稿子。一般情况下,我在文艺报的时候,白天在那里上班,都是处理零碎的事情,有些比较重头的稿子我都要晚上回家处理,要改要看。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学习计划了。

记者: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郑:创作过程中倒没有什么苦恼,如果有苦恼我就不写了。因为我都是在业余时间写。我在《文艺报》工作时,写诗等于调节生活。写文章很累,看稿子很累,处理一些问题又比较伤脑筋,写诗等于调节,换换脑筋,发挥自己的爱好。好多诗句都是有感而发,不像写文章那么辛苦。

记者:您的家人支持您进行诗歌创作吗?她们怎么评价您的作品?

郑:我爱人和小孩都支持我在中华诗词学会做事。但是她们都不管我做诗,也没有评价过我的诗。

记者:您怎么看待情诗,写过吗?

郑:我专心投入诗词创作,是五十以后的事情,已经不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了。我只写过两首爱情诗,一首写给一个已经离开我的女朋友,也可以说,给我的初恋女友。那是个很悲惨的故事。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跟她谈过朋友,我们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江青说我父亲是美国特务、印度特务,我把我的手稿、文稿以及我父亲的一些稿子藏在她家里,结果这些文稿就被说成是特务的黑材料、联络密码。红卫兵到她家里抄家,又斗她父亲。这些文稿把她父亲连累苦了,她父亲就开煤气自杀了。后来我们临要分手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首诗。还有一首就是写给我爱人的,在我们结婚三十年的时候吧。我们经“月老”介绍认识。当初她是个知青,在内蒙古种地。我们通信来往。见面不久,就订下终身。那时,我已是中年人。中老年人也有爱情,和青年人不一样。青年人一见钟情,充满着青春火焰。中老年人的爱情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表面上不那么火热,像平静的水流。但水里有浓浓的酒。“同看阴晴圆缺,共尝苦辣酸甜。总把热肠酬冷眼,世风易改性难迁。匆匆白发添。”写的就是老年人的爱。

诗歌是“文艺乐队”的第一小提琴

记者:近年来,手机短信拜年已经成为春节期间国人拜年的一种普遍方式。大家都喜爱用诗歌来编写拜年短信,您怎样看待这种有趣现象?

郑:我觉得这个现象既是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使文艺与科技相结合,又是恢复了古老的传统。与科技结合不用多说,手机通讯本身就是很现代的一个手段。怎么叫与传统结合呢?就是传统的诗歌,传统的文艺不是那么太私人化、专业化的,传统的文艺互动性很强,不是单纯的我写你看、我唱你听,而是共同参与,互相启发,同娱同欢。譬如,用手机发一条短信,他不是为了得奖,也不是为了成名,虽然是创作,但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过年过节很高兴,就会把心情写成一首诗,传给朋友,朋友又和了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又一起和。现在诗词界用这种形式的也比较普遍。

记者:当前有这样一种现象,老年人喜欢诗词歌赋,小朋友也喜欢诗歌,但似乎中青年人较少涉足,您怎样看待这种两头繁荣中间缺失的现象?

郑:可以说是老年人偏多,青年人少一点儿,但不是说整个的缺失了。我们现在《中华诗词》杂志的执行主编,他才四十岁多一点儿,但他写诗起码有20多年的历史了。他现在不是一般的诗人了,他是全国最大的《中华诗词》杂志的执行主编。

记者:是否可以说中、青年人其实也是喜爱诗歌的,只是生活压力大、时间少而已?

郑:挺普遍的。前几年北京有个网站,就是青年人的网站。过年的时候,主持者写一首古体诗,在网上发出去,马上收到几百首和诗都是青年人写的。后来他们结集出版,找我作序,我就给他们写了序。从青年人那里我学到不少东西。

记者:您认为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能否像古人创作的一样恒久流传?

郑:我想,写得好的是可以流传久远的。但是不会像古代那样在文化生活中独占鳌头。因为古代的文化生活比较单纯,文艺品种相对少得多,更没有电影电视,古代最主要的文艺形式是诗歌,古代诗歌都是能唱的。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写了篇文章叫做《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提倡写小说,他认为小说对于一个国家非常之重要。后来鲁迅就写了《狂人日记》,那是近20年以后的事。然后在上个世纪初,小说终于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可以说在“文艺乐队”里,诗歌原本是第一小提琴,后来小说则是第一小提琴了。小说成了第一把手了。但是文艺形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可能某一种形式永远是地球上的恐龙。像现在,小说就不如电视剧。但电视剧也离不开小说、诗歌,起码片头会有诗歌内容。

记者:我们看到的现代诗词,与古代的诗歌有什么不同?

郑:主要是内容和语言的不同。现代诗词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就形式来讲,它都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譬如绝句、律诗、曲子词,产生于隋唐,今天还在沿用。传统的曲牌过去的字数、句数、平仄、韵脚是什么样的,今天还是什么样。艺术形式有很强的继承性。当然,今天也有人创造新诗体。如“新古体”、“民歌体”,等等。

记者:旧体诗与新诗在当代社会发挥着怎样的社会作用?

郑:社会作用没有太大差别。不同的样式,写得好的都会有比较大的社会作用,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二者也就是表达形式不同而已。我觉得诗歌就是要多样化吧。有新诗有旧体诗,新诗从旧体诗里吸收营养,旧体诗也吸收新诗里面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是旧体诗相对新诗的表达方式来说,它不仅比前者文言色彩浓,而且更凝练一些。比如,旧体诗可以没有主语,可以跳跃,可以省略,而新诗就是表达得比较清晰。新体诗和旧体诗的比较研究,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新时期的旧体诗正从复苏走向复兴

记者:您认为诗歌在中华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郑:诗歌不管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都很重要。因为文学可以说是各种艺术门类的基础,电视剧、话剧、戏曲都要有文学本子。诗歌恐怕是文学的基础。长篇小说写得好了可以说是史诗,有诗意,有诗的语言。如果文学家只会写大白话,不会那种诗歌的语言以及语言的提炼,是不行的。所以有些时候不能只从诗歌作品的流传来看诗歌,诗歌对其他的艺术门类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素养如何,也要看他懂不懂诗,对诗掌握得怎么样。比如说大画家齐白石,他的诗词是写得很好的。书法家沈鹏认为功夫在书外;他认为诗词很重要,并且诗词写得也很好;他也是个很杰出的诗词家。

记者:您认为旧体诗究竟有多大的生命力?

郑:旧体诗一直没有中断,从诗经一直到后来。但是到了五四前后,文学革命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古老的东西都受到批判,当时有人提出废唱而归于说白,周作人就认为西方的戏剧是符合人性的,中国的戏剧是反人性的。当年民国政府曾经下令,废除春节,但过一两年后又改回来了;还曾废止中医,也曾考虑语言要拉丁化,要全部拼音,要取消汉字,包括鲁迅也受到一点儿影响。好多人都是这个主张,鲁迅受到影响也不奇怪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传统文化,好多人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那段时间的余毒是很深的,五四以后旧体诗就没有合法的地位,不被承认。旧体诗是可以写得很好的,可以是新文化的一部分。你说毛泽东诗词算不算是新文化?当然是新文化。鲁迅的旧体诗应该算新文化吧,但文学史著作从来不讲鲁迅的诗歌,它只讲鲁迅的散文、杂文、小说,和文论。五四以后旧体诗进不了正式的文艺殿堂,文学史不讲它,不承认它是新文学的一部分。为什么柳亚子给毛主席写信发牢骚呢?当时文艺界根本没怎么搭理柳亚子。后来第四次文代会的时候,茅盾的一次发言就提到柳亚子,说他是中国很优秀的诗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毛泽东诗词发表,人们都提出怀疑,是不是旧体诗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它已经不能反映当代生活了。毛泽东诗词很有力地解答了这个疑问,毛泽东诗词完全能表现当代生活嘛!后来到了1976年,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运动,叫“天安门诗歌”。那个时候,反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主要的手段就是诗歌。而诗歌中主要是旧体诗,有个别的新诗,但主要是旧体诗。也不能说那时的旧体诗就已经写得很成熟了,但是它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老百姓要表达他们的感情,用什么来表达,用诗歌,用旧体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种形式还是人民所需要的。而且诗歌最适合去表现人民的感情。有很多诗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东西,很多专业诗人是写不出来的。我看那些诗,起码在历史上是长存的,那段历史的诗是代表人民情绪的东西。

记者:您如何看待新时期旧体诗的发展?

郑:新时期的旧体诗在复苏,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对诗歌的复苏是一个推动,怀念周总理的诗歌对诗歌的复苏又是一个推动。打到“四人帮”以后,茅盾、郭沫若他们都写了大量的旧体诗,旧体诗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且老百姓都纷纷成立诗社。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就成立了很多诗社,到1987年正式成立中华诗词学会。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几十年来,旧体诗是从复苏到复兴,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记者:您认为要繁荣与壮大诗词事业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郑:现在队伍已经比较庞大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有一万九千多,等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一倍吧。再加上各省市、县的诗词学会的会员,全国恐怕有百万人左右。《中华诗词》杂志的发行量有两万五千多份,是全国最大的诗歌刊物。新诗旧诗都算起来,它是全国最大的诗歌刊物。也就是说,旧体诗的读者量以及在网上的传播量都不小于新诗。全国各省都有诗词学会,除了西藏以外。青海省是在前两年成立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市、县都有诗词学会,规模庞大。一般没有国家编制,没有国家拨款,但是省、市、县的诗词学会很红火,有些老干部与教师在退休以后,都愿意参加进来。

 

记者:曾有幸拜读过您的作品,既有热情讴歌,也有针砭时弊。您创作的灵感来自哪里?

郑:我从来没想过要做一个诗人。一般是有了生活感受,产生了写作冲动,就把它写出来。放一放,多看几遍后,就得拿得出手了,就送给朋友看看。看完了朋友很高兴,人家笑一笑,产生了共鸣,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记者:除了写诗外,您怎样看待您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郑:我觉得,在家里我应该做一个有责任有义务感的家庭成员。在学会里面我是驻会名誉会长,说名誉会长超脱一点儿,又是驻会,所以我现在还在做一点儿实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去做。在我的前任、前辈和我们这些人的手里,让一度被压制了近百年的中华诗词复兴起来,弘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文化,做这件事情,十分有意义。

 

人物小传

郑伯农,福建长乐人。196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联研究室干部,《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曾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主编。

代表作:评论集《在文艺论争中》、《艺海听潮》、《青史凭谁论是非》,诗词集《赠友人》、《诗词与诗论》、《古韵新风——郑伯农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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