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重情韵，西方音乐重理性；中国音乐极富变化、气象万千，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繁复；中国音乐有线性的写意之美，西方音乐有立体的结构之美……

　　长期以来，关于中西方音乐异同的探讨不绝于耳，“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亦受关注。20世纪，中国音乐家王光祈曾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民族之声”——国乐。

　　为何要创立国乐？中国国乐为什么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国乐在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新的涵义？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院长赵崇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何时？经过了怎样的发展？

　　赵崇华：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音乐与音乐文化的区别，音乐通常指声乐、器乐等视听音乐，重点在个人鉴赏层面的音乐；而音乐文化则涵盖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体制、乐技等全方位的文化元素。

　　从中外音乐交流史来看，通常意义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可追溯至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乐舞是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重点，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外来乐曲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就是典型例子。

　　经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乐工把龟兹、鲜卑、疏勒、高昌等西域各民族音乐引入中原，并加以改造后在宫廷演出，胡板、胡笛、胡舞在长安风行一时，佛教音乐也传入中国。尤其是唐朝时期，西音大量涌入，仅佛教乐舞就达70多种，还有许多外来乐器在中国“落户”。

　　2011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南山禅寺，僧人演奏汉传佛乐。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但西方音乐文化真正全面、系统进入中国，则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下完成的。音乐理论、乐技、演奏、演唱、音乐教育等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国，并通过早期新式军歌、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进入普通老百姓的音乐生活中。与此同时，李叔同、萧友梅、王光祈等中国音乐家以西方音乐审美为参照，探索属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贡献智慧。

　　在20世纪初“西乐东渐”的过程中，存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影响的探索。保留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文化血脉以及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是中国音乐家百年来的追求。

　　中体西用的代表是刘天华。他将民族乐器的演奏性能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能够与现代西方乐器演奏技术相“抗衡”。现在看来，这方面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比如，在小提琴上演奏的乐曲，改编为二胡曲后，演奏技术也完全可以胜任。此外他还将近代西方音乐的体裁引入中国民乐。现在中国有大量使用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写作的民族音乐经典作品，如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二胡《音乐会练习曲》等。这条道路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发展的主要方向。

　　2009年2月，“琵琶皇后”美誉的章红艳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奏《琵琶协奏曲》后谢幕。中新社记者 邱江波 摄

　　西体中用的代表人物是萧友梅、黄自、冼星海等音乐家。这是一条试图将中国人文精神注入西方交响乐队、钢琴、歌剧、芭蕾舞剧等经典西方音乐体裁的道路。前辈们试图建立类似于以柴可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一个中国乐派，以此直接将中国音乐纳入以西方音乐体裁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这条路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主流，《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都是成功的案例。

　　如果站在中国文明史的大视野下考察，“多元一体”一直是中国音乐的主要特点。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个性和中华文明融入世界的坚定决心，决定了传统与现代长期包容、碰撞将走向常态化。中国音乐还会沿着上述两条道路继续前进，当新的经典作品达到量的极致，自然会出现质的变化，中国音乐新的发展范式会再次确立。

　　2015年8月，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合唱团在硅谷弗林特表演艺术中心演唱《黄河大合唱》。中新社记者 刘丹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西方音乐有何异同？原因是什么？

　　赵崇华：王光祈曾创造性地将世界音乐划分为三大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和中国乐系。不同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必然造就不同音乐审美，审美反映在音乐形态上，就可以形成不同乐制。

　　中西方音乐的异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种答案，但形成这些异同的原因，如王光祈所言是源于音阶差异。即中西音乐风格迥异的根源，在于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体系与西方音乐的大小调音阶体系。

　　中西方音乐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与西方音乐的立体化思维有着本质不同。就像苏州园林和凡尔赛宫的区别一样。移步换景、崇尚自然是东方艺术一以贯之的追求，而西方艺术所呈现的逻辑性与思辨性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强化，成为其显著特征。

　　西方音乐学学科是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确立的。而中国人对音乐的研究，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与现代接轨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中国固有的音乐学术传统是中国音乐学必须面对的问题。简单举例，中国音乐文献学既要引入西方实证主义方法与图书馆学分类系统，又绝离不开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学术研究方法。

　　同时，西方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1979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主持编辑过“五大集成”工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中国学者的民间音乐考察活动，不仅为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而且为人类保存了很多即将消失的珍贵记忆。

　　从人类音乐整体的视角看，不同民族音乐各有特色而无优劣之分。尊重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不应以某一民族特性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已成为学界共识。在当今世界和社会，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应有这样的气度与眼光。

　　2014年9月，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全国巡演在杭州演出。中新社记者 李晨韵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王光祈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理想的中国国乐应具备什么特征？

　　赵崇华：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一定有些因素是必要的。研究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就是要将这些因素找出来。王光祈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国乐思想，是创立有中华民族之“民族性”、体现国民精神的音乐。除了来自于儒家传统与其音乐核心理念，还来自于他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萌生的音乐理想。

　　当今中国早已走出了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中国音乐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的国乐应当适应和表现这种变化，创作出充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趣味的作品。

　　没有必要教条地规定什么样的音乐属于中国国乐，钢琴演奏的《平湖秋月》是中国国乐，笛子协奏曲《愁空山》也是国乐。21世纪的今天，有56个民族的中国，正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及文化传统的基础，建构起民族音乐的体系。只要是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符合传统审美特性，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音乐，都属于中国国乐。(完)

　　受访者简介：

　　赵崇华，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