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杜甫，焕发跨文化的魅力

　　作者：胡笛

　　不久前，BBC（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引发了关注，也引起了热议。这是一个西方他者视角下的杜甫，无论是故事的讲述方式还是人物的塑造，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叙事色彩，呈现出戏剧化的效果。

　　这样一个他者视角下的杜甫，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是有些陌生的，却也促使人们去进一步了解杜甫和他的作品，去领略这位古代诗人在当下焕发的跨文化魅力。

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叙事的民间性

　　纪录片《杜甫》的导演迈克尔·伍德，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电视制作人，参与制作了大约120部纪录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多次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他热衷于讲述中国故事，也形成了独特的纪录片风格——他“通常会在纪录片中担当主持人，因为纪录片的本质在于讲故事，主持人有助于故事的讲述”。他还是一个历史的漫游者，实地探寻故事中的大城小巷。

　　迈克尔·伍德的历史纪录片最重要的一点，是记录“活”的文化，“历史不需要我们操心，但我们必须要确保中国群众充分融入纪录片中”，在与中国老百姓的采访互动中，经常能看到他脸上抑制不住的好奇和喜悦之情。明白了他历史纪录片叙事对民间性的倾向，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杜甫》的主题是杜甫，镜头里却有那么多或唱歌跳舞或舞文弄墨的普通百姓。因为，于他而言，历史照应着一幕幕鲜活的现实。

　　为了《杜甫》，迈克尔·伍德重走了杜甫的人生路，从西安、河南、成都到长沙等地，从开元盛世到战乱流离，遍寻诗人出生、游历、入仕到流亡的足迹，并选择相应的诗歌作品互为印证。开篇以大唐都城长安为背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杜甫壮丽的一生与这座城市和那个时代休戚与共，杜甫之谓“诗史”正是记录了玄宗统治下大唐由盛入衰的过程。镜头里则是当下的西安，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美食街上林立的店铺、跳着广场舞的人们、摊位上望着镜头的孩子，这一切与旁白中“在唐朝的市场中，外国时尚与美食的结合会令你迷醉，波斯的无花果，撒马尔罕的金桃”形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无声对应。

　　位于成都的杜甫草堂，是诗人晚年漂泊生涯中短暂的安身之所，在那里他留下了许多书写自然的名篇。纪录片中，在草堂外朗诵《春夜喜雨》的孩童，耄耋老人述说“杜甫诗词优美和爱国精神值得后人学习”“杜甫表达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穷人的情感”……迈克尔·伍德对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采访，实则体现了杜甫诗歌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承。

　　清明时节，湖南平江杜甫墓前，学生的祭扫活动和民间诗社的研讨活动，都是这部纪录片关于诗人杜甫的民间叙事。关于这位唐代诗人，除了研究者的论述，街头巷尾普通民众的认可，似乎更能证明其伟大。

　　纪录片取名于汉学家洪业的同名英文专著。在书中，洪业定位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的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

　　人物的戏剧性

　　纪录片用58分钟来论述杜甫的伟大是有难度的，正如迈克尔·伍德所说，“在东方，他是不朽的诗圣，但在西方则鲜有耳闻”，所以纪录片多次采用东西方人物之间的类比来直观定义杜甫，评价杜甫和但丁、莎士比亚——“这些诗人创造的价值成为后世诗歌的评判标准”。怀着东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目的来拍摄纪录片，即便《杜甫》中的杜甫或许与我们想象中的杜甫不一样，它仍旧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令杜甫在后人的品读中一次次鲜活起来。

　　选择杜甫出生的传奇性。无论是洪业的传记还是冯至的《杜甫传》等，都以杜甫家族诗书仕宦传统为主来介绍杜甫，如“文章四友”的祖父杜审言给予他“诗是吾家事”的自信。而《杜甫》却将杜甫给姑母的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里的内容作为有关人物身份的叙述主体。“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这种墓志之说本意在褒扬逝者德行，而在迈克尔·伍德看来，“天命”之说更具戏剧性，能吸引西方观众，将此解说为杜甫出生的“谜团”。

　　张扬杜甫仕途的高光时刻。科举失意后，天宝十年，杜甫凭借三篇《大礼赋》得到玄宗关注，纪录片将《壮游》中“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赏”配以朝堂的画面，让观众领略杜甫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事实上，杜甫待制集贤院却没有了下文，期间不少写给友人的诗词中透露着饥寒贫病的现状。杜甫与长安友人登塔所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已显露乱世的端倪。天宝十四年，他终于获得一小官职，从长安回奉先探视家人，因这段路程写就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五百字》，人们耳熟能详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有他作为人父的愧疚“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都来源于此。杜甫的仕途是短暂的，但他用自己的诗歌记录并见证了一个时代。

　　对比李白和杜甫。杜甫客居洛阳艰难谋生，却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偶像李白。纪录片这样形容李白——“在中国人眼中，他魅力十足，经常醉酒，斗性十足，是青楼常客，在斗殴中杀过人”，这显然是出自洪业笔下的“手刃仇人，挥霍万金，娶妻纳妾，纵情声色”的描述。且不说这些史料确凿与否，这样的描述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李白形象显然有着不小的差别。但这种极具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正是西方视角下的典型表现。接着，纪录片分别将李白与杜甫比作酒神与日神，对此牛津大学的学者进一步解释说，“李白很热衷于物我两忘的能力，杜甫更能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按照儒家伦理来生活”。对于西方观众而言，一部纪录片是不足以完全理解中国的“诗仙”和“诗圣”的区别，但通过这般类比倒也能获得一个粗浅朦胧的感受。

　　阐释的个性化

　　《杜甫》将杜甫晚年的自传式叙事诗《壮游》作为整部纪录片最主要的文本依据，在阐释杜甫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和思想时，都会引用其中的片段作为注释。杜甫一生作诗一千余首，经典不少，纪录片对这些诗歌的选择与阐释，正显示了创作者对于这位中国诗人的了解与理解。

　　其文本选择的精彩之处，比如纪录片首尾分别节选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内容。开元盛世之初，幼年杜甫所见公孙氏舞剑器之势，感受艺术之间的相互启发，选用诗歌前半部分“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晚年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偶然再见其弟子舞剑器，选用诗歌后半部分“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动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玳筵急管曲复终”。50年后，杜甫见到公孙大娘弟子临颍李十二娘，一曲剑器舞几十年沧桑巨变，让他瞬间陷入人生巨大的迷惘，“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将同一首诗拆开在纪录片的首尾来说明诗人境遇之变化，可谓用心。

　　纪录片文本选择不足之处，除了过度重复引用《壮游》，就是对不少经典之作的遗漏。青年时代，杜甫壮马轻裘游历时，有不少诗篇展现了大唐的富庶，也洋溢着诗人的壮志豪情。第一次科举失意，年轻的杜甫并没有受太大的打击，几年之后所作的《望岳》一诗中仍可见诗人的气势与格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纪录片并没有选择这首代表作。安史之乱时，杜甫一路颠沛流离，成为苦难和苦难中的老百姓的发声者，纪录片选择了《彭衙行》《月夜》《春望》予以表现，若能再有“三吏”“三别”这些血泪之诗，则更能彰显杜甫“上悯国难，下痛民穷”的诗圣品格。冯至在《杜甫传》中分析杜甫在诗中的矛盾性时说，“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下到了难以担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说”。

　　一叶孤舟漂浮于湘江之上，诗人留下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杜甫》在伊恩·麦克尤恩沧桑诵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英文版杜诗）中，结束了诗人一生。纪录片认为，杜甫被定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称呼他反而是低估了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因为这将他的地位仅仅限制于一个诗人……事实证明，某些人在某种机缘下，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感情，还能象征整个文明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这段话可见其理解了杜甫之谓“诗圣”。

　　杜甫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而后世注释杜诗者却无数。正如《杜诗镜铨》所言，“其诗不可注，其诗不必注”，每一次注释，都是对诗人和其作品的重新阐释，BBC的纪录片《杜甫》也是如此。然而，正是在一次次的重读甚至误读中，悠然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胡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