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性别与种族“政治正确”真的正确吗？

　　作者：陈亦水

　　近期上映的悬疑喜剧片《利刃出鞘》像是对于21世纪前20年性别与种族美式“政治正确”的综述。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拆弹部队》到《水形物语》《绿皮书》，美式性别与种族“政治正确”正凭借强大的文化输出力贩卖向全世界。我们应摆脱各种美式“政治正确”的道德绑架，创造出 “中国故事”，因为“中国故事”本身就体现着人类对于个体命运与精神价值的永恒追求。

　　21世纪即将进入20年代，跨年之际，美国票房统计网统计出来2019年北美地区和全球最受欢迎的前十部影片里，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重合的，例如《复仇者联盟：终章》《狮子王》《玩具总动员4》《冰雪奇缘2》……在这些无限的续集和翻拍之作的频频涌现下，或许意味着一个沉闷的文化现实：即便在21世纪10年代的最后一年，美国文化仍然代表着全球观众的流行文化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

　　回看21世纪前20年，奥巴马以其明显的非裔面孔当选美国首任“黑人总统”以来，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拆弹部队》到《水形物语》《绿皮书》，奥斯卡最佳影片所表露出来的美国主流文化审美趣味，越来越朝向一个鲜明的、保守且缺乏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意识形态选择，即性别和种族的美式“政治正确”。

　　而2019年末北美最大的电影娱乐公司狮门影业出品的悬疑喜剧片《利刃出鞘》，以其精良的制作品质、反转剧情，以及冷峻的“007”、帅气的“美国队长”等美国明星角色阵容加盟，既保证了影片的基础票房，也赢得了悬疑片爱好者的喜爱，同时也成为了美式“政治正确”的又一例证。

　　21世纪前20年的美式“政治正确”

　　作为一部推理悬疑故事，《利刃出鞘》剧作核心就是犯罪的逻辑，而优秀的推理嫌疑故事所设置的犯罪逻辑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充满现实感的文化与历史逻辑。

　　正如19世纪爱伦·坡笔下的侦探杜宾所直面的是资本主义都市崛起初期所包庇的肮脏与丑恶，21世纪走红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犯罪逻辑更多地共振于高度压抑甚至扭曲的日本社会对于人性的异化一样，那么《利刃出鞘》这部影片所讲述的悬疑凶杀、富豪遗产之争，则更像是对于21世纪前20年性别与种族美式“政治正确”的综述。

　　故事里的角色玛塔，既是少数族裔，又是名女性，还是整个斯伦比白人家族的护士，并且来自“非法移民”家庭，更是整个遗产风波的无辜者、家族财产的最大受益者，但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案件的讲述者。作为一部悬疑片，创作者精心设置的犯罪逻辑，更像是来自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内部的关于少数种族与性别和新移民问题的反思。因为无论是积累财富、赠与财产者老富豪哈兰，还是为玛塔洗刷罪名、调查案件真相的侦探，都是清一色的美国白人男性。

　　换言之，帮助“善良努力工作”的女性新移民实现“美国梦”的，是美国白人男性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实现“美国梦”的基本前提，在于“你”必须是个天然的、生理上的不会撒谎的“善良努力工作”的新移民，哪怕像是玛塔那样来自古巴的“非法移民”，同时也会在关键时刻听从内心的善良指引，而会帮助犯了错的美国白人渡过难关。

　　在此意义上，哈兰自杀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玛塔获得遗产，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戏剧高潮段落里白人侦探斥责富二代所说的那样，大意为“这本来也不是你们的祖宅，是哈兰在80年代从巴基斯坦人手中买下来的！”鲜明地表现出美国人实际也并非北美大陆的，所拥有的土地也是从其他原住民（印第安人）手中得来的。因此老富翁哈兰的自我了断，则更像是某种“充满仪式感”的赎罪，就像库布里克著名的恐怖悬疑片《闪灵》里的最后一个历史照片镜头所暗示的那样，故事里所有管理这栋酒店的人最后都精神失常，因为这片土地下埋葬着被屠杀的印第安人怨灵。

　　至于影片《利刃出鞘》的大结局，当玛塔带着复杂的表情来到二楼阳台上，手握写着“我的房子，我的规则，我的杯子”的时候，更像是对特朗普时代筑起边境墙的种族态度的一种鞭策和警醒：种族隔离并不能避免新移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威胁。因而这最后一个镜头为美国观众所带来的并不单纯是犯罪真相大白那一刻后的舒缓，其实也夹杂了些许暧昧态度的危机感带来的紧张。

　　如何摆脱美式“政治正确”的文化输出

　　《利刃出鞘》关于种族与性别政治正确的手法，要比之前的奥斯卡影片《水形物语》《绿皮书》高明许多，虽然后者恪守成规得匠气十足，但都是异曲同工。例如，影片《水形物语》所设置的有色人种、底层阶级、女性和同性恋的少数性别，这些非主流社会形象全部都凝聚在一个被极度异化的他者——人鱼怪兽。在文化逻辑上，这种充满奇观的非人形象无疑表露出美国主流文化的排他性操作。

　　至于讽刺种族隔离政策的恐怖悬疑片《我们》、犯罪惊悚片《小丑》，对于主流社会边缘群体，则是一种更加极端的处理方式，极力展现主流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的强大破坏力和报复力，既为观众带来某种人道主义关注，同时也是包含排他性的微妙的提醒。

　　值得注意的是，美式性别与种族“政治正确”，理论上仅仅独属于美国，但现在却凭借强大的文化输出力贩卖向全世界。现实中，无论美式“政治正确”如何超越文化艺术的范畴上升至世界政治的舆论武器，从美国流行文化的价值逻辑表达不无明显的是，美国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文化逻辑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少数性别与种族流行文化的故事讲述视角，一直属于美国白人男性身份，性别与种族在此意义上才因此成为某种奇观性表演。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进入最受欢迎的全球票房第十名，同时也被定为代表中国内地参选2020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项，这既是当代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纯熟的视听特效技术基础。

　　但是，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定位不能止步于《哪吒》，借用好莱坞电影语法规则的商业胜利，并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成功。我们还应当着眼于文化逻辑价值表达的层面，摆脱各种美式“政治正确”的道德绑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并不需要依靠任何国家的“政治正确”来建构起文化合理性，优秀的“中国故事”本身就体现着人类对于个体命运与精神价值的永恒追求，这同时也是关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进而真正开启21世纪20年代全新的文化想象路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