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里村:修身养德武术村
记者张苑文、田双双摄
千年以前,郑氏聚居之地故名“郑里”,后有十八姓氏迁入,于经堂两侧起十八店,十八般武艺十八种营生,彼此睦邻友好,相辅相成,“郑里”更名“直里”。在蒋堂镇直里村,三里清流穿村而过,流过荷花桃院,那是耕读传家的清雅憩所;淌过渔池和拱桥,那是勤勉致富改造环境的深刻印记;叮叮咚咚造访民居,明堂和小院子里,沉默的一招一式描画着中国人对天地的亘古敬畏……自南宋以来,直里村人以武术为媒,乱世修身,盛世养德。祖祖辈辈杂居相处的经历凝结成这方水土上的智慧,让直里人深谙和合与竞技的博弈。
博采众长“赵家拳”
赵卸林年过六旬,19岁从父习武。赵卸林表演的即是直里功夫中“赵家拳”一系的拳法,其父亲赵渭渔是村里的老拳师,也就是“赵家拳”的开山之人。
赵卸林介绍,赵氏祖籍兰溪,祖父家中兄弟七人。祖父排行老二,因家贫,被过继给直里村的姑姑。到了父亲赵渭渔这一代,家境日渐殷实。就着“贫寒子弟习文考状元,光耀门楣;富家子弟习武保家财,赶走盗匪”的老风俗,父亲七岁时,家中为他请了当时汤溪县的知名拳师根长师(音),教其拳法;之后又请了一位天才师(音),教授棍、棒、剑等器械,直至父亲成家。最终,赵渭渔取两位师父武艺之所长,融会贯通,改编形成“赵家拳”。
如今,在直里村民口中,依然流传着不少关于已故老拳师赵渭渔的旧事。尚在水运时代,兰江一隅通江达海,商贸繁荣,也日日上演着码头风云。赵渭渔时常乘船押镖到兰溪做米面生意。一日,偶遇他人挑衅,对方抡起锄头、镰刀就要砍上来,赵渭渔随手扯下腰间的“金华汤布”,打个结,挥将几下,便将对方的兵刃收入囊中。见状,挑衅者连退三尺,再不敢上前。亦有说,某日赵渭渔独耕于田畈,几个外乡人上来围攻,他顺势举起手中锄头,出乎对方意料没锄下去,却把锄头倒了个个儿,徒手抽出铁锄与木柄间的木片。对方料定此人力大无比,仓皇逃窜。
此后遇事,直里人承赵之衣钵,“能不打就不打,吓跑他们就算了”。而赵卸林也说,防御以自保,不伤人,点到为止,正是“赵家拳”的传世武德。
郑志明是赵渭渔的首徒。郑志明介绍,师父收徒有个脾性,即坚决不收爱出风头、爱打架者。另外,师父所收之徒必然成双成对。因为习武要“对练”,每套拳法,有攻即有守,有出招即有拆招。赵渭渔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怕千招会,只怕一招精。”那时候,郑志明等人往往一套拳法就要练三年,一直要经过数万次的出招练习,练到“无招胜有招”的境地。等他们的拳法比较纯熟之后,师父还会安排他们关灯对练,训练武术中的“第六感”。说起来,一系拳法,套路习练肯定有先后。而“赵家拳”一系,“七步”启蒙拳、“连环”活络手脚、“双龙戏珠”主擒拿、“短套”练步法、“72式”对四面夹击,步步为营。
据说,赵渭渔练武刻苦勤勉,通常晨起练站桩,夜里将毛竹捆成粗棍,拍打身体,锻炼抗击打能力(即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半夜兴起,他亦会在院子里伸展拳脚,精进拳法。遗憾的是,赵渭渔初逾花甲骤然而逝。他一生收徒50余人。如今,因其门下数位得意弟子于近年离世,“赵家拳”一系的“七星拳”、“八仙拳”、“板凳花”等多套拳法和械术失传。
八乡闻名“武术村”
“直里村以武术闻名,外乡人听说是直里村人,就料定他会拳法。”赵卸林说。其实,早年间,这样的推测还真不假。因为那时候,但凡农忙结束,天入黄昏,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聚到一块儿,习练武术。如今,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无论男女,都会赵氏“七步”启蒙拳。甚至当年,还有不少兰溪、汤溪人每夜赶三十多里路,坚持到直里村习武。仅最近百年,直里村就有赵渭渔、郑恭元、郑玉麟、郑玉铨、郑有贵、郑开化、郑友学、郑顺朝、郑志明、张建华、郑有本、郑伟成、赵卸林等知名拳师。而新中国成立前,该村还有不少拳师以在附近村镇教习武术为生。
据相关宗谱记载,“直里功夫”发迹于南宋时期,民国时武风鼎盛。长达千年的宗族自治年代里,“直里武术村”名震八方,强硬的民间自卫力量令匪盗避而远之,直里村得以长治久安。
说起来,直里当年的武术繁荣,并非仅靠赵氏一家。除“赵家拳”,村里另有“郑氏”及“周氏”拳法,还有数套器械武术。只是目前,不论是“赵家拳”还是“郑氏”、“周氏”拳法,都已有不少套路失传了。
直里村村委会主任郑孝毅也是一位热衷练武的拳师。他起初修习自家的“郑氏”拳法,后拜在同村赵氏、周氏门下,如今可谓功力深厚。他还组织编撰了村中武集《直里功夫》一书,将赵、郑、周三门拳法的传世套路汇编其中,收录各套路完整图集,并批文注明招式要领,以图文形式对“直里功夫”作了保护性传承。此外,2009年,“直里功夫”被列入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赵卸林被确定为“直里功夫”项目市级非遗传承人。
如今天下太平,“直里功夫”不再如早年那般作“以暴制暴”之用,而以“健身武术”的面貌走进村民生活。目前,该村组织了“直里功夫”队,传承先祖留下的武术文化。
“直里精神”知多少
受自古尚武民风影响,直里村民间故事中,有不少武士传说。其中,“郑千斤”和“懒友贵”两则故事流传最广,或褒或贬,承载了习武修身的直里人心中“智”与“勇”、“德”与“技”两相博弈的处世哲学。
明代的直里村,有位大力士叫郑千斤。当年,直里村厅堂中有一根二人合抱方能围拢的石柱。一日,石柱突然断成两截。村中管事人见状,忙不迭出门召集壮汉前来抬石柱。郑千斤听罢,哈哈大笑:“不用找人,我一人足够了。”说罢,他将两截石柱夹在胳肢窝下,轻轻松松搬了出去。当时时兴比武角力。一日,郑千斤代表直里村与邻村的“滕八百”比赛挑担。郑千斤挑千斤担,滕八百挑八百斤担,同时踏入烂泥塘。比赛中,郑千斤被深陷泥塘的草鞋绊住了双脚,肩负千斤担步步艰难,依然爬出了泥塘。赛后,郑千斤一病不起,最终因脱力而死。数年前土地规划改造迁坟,人们在郑千斤的坟冢里发现了一把锄头,有足足十二斤重。
到了清朝,直里村又出了个胆大力大的郑友贵,懒于田间耕作,以打猎为生,村人便唤他“懒友贵”。某年农历九月十三,恰是镇上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郑友贵赶完交流会,挑着满满两担子物什回家,路遇一位白发老叟立在路中央,毫无避让之意。郑友贵一恼,便有意拿竹筐蹭那老叟。不料,那老叟伸出一指,虚空一点,便让他踉踉跄跄转了好几个圈。郑友贵知道遇上了高人,当即跪拜。老叟见他是个可造之材,便收为徒弟。短短数年,郑友贵的功夫突飞猛进,“碗口粗的松树都能一脚踢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