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武术界的活档案
口述 吴维叔 整理 李少白 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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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的某一天，天空飘着小雨，我母亲抱着我从窗子往外看。在西大街，也就是现在的武林路，一大队国民党官兵缓缓撤退，坦克车压过马路，柏油路都被压碎，陷进泥里。几个国民党官兵抢了围观百姓的两把伞，打在头上。不久之后，一千多个解放军官兵进城……这是我五岁记忆里杭州发生的事情。
我祖籍东阳，生于临海，长于杭州。祖父吴世瑛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东阳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三人之一。辛亥革命以后，祖父担任过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解职后回到家乡，读书诵经，成为一名修习居士。祖父曾经出资为家乡人建造过一所小学，也就是后来的吴良小学。
到了我父亲吴益逊这一代，家里只有五亩地，父亲年轻时在山东大学求学。母亲叫石儒珍，是山东省省长的女儿，家里有三个三潭印月那么大，曾经在山东蚕桑学校学习，和江青是同班同学。我母亲是怎么喜欢上父亲的呢?据说是有人把父亲的毛笔字给她看，她觉得这个人有才学，就想嫁给他。
后来，父亲担任了国民党时期杭州市最后一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任财政局长，留用人员官居原职的情况在当年并不多见。父亲为官清廉，上下班不坐公车，每天骑个自行车，写信用的是我们用不完的作业簿撕下几张作信纸，信封也是自己糊的，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精通财会，被称作“杭州三把半铁算盘中的一把”。全国解放之前，国民党军队准备撤退。因为宋子文去了美国，党内财政人才稀缺，曾经给我父亲打过两次电报，劝他去台湾。第一封说，共军尚未渡江，可以准备离杭。第二封说，共军已经渡江，车在钱塘江边等。然而我父亲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不久以后，解放军开进杭州城。父亲完好地封存了国民党时期杭州的财政资料，继续担任财政局长、西湖区书记、工商报社总编、福利报社社长等职务。国家困难，他两年自动放弃工资收入。解放军有个叫宋得甫的军代表，他这样评价我父亲：“我从来没有见过当官有这样清廉的。”宋得甫后来去北京做了建设部部长，每年都要来杭看望我父亲。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父亲讲历史，母亲说故事，《聊斋》和《七侠五义》都讲。有一次我半夜里起来，看到妈妈在哭，就问为什么，她说，真可怜，锦毛鼠白玉堂在冲宵楼被乱箭射死了。虽然生活清苦，但父母的言传身教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立身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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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四四年，那一年抗战已经接近尾声，父亲和国民党去了丽水，所谓青田十条岭，条条通天顶，每个人一把加拿大手枪，可以有20发子弹，很重;母亲在台州临海避难，所以我生在临海。抗战结束以后，母亲带我回到杭州。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我五岁，不幸染上流行麻疹。由于没有好的医疗条件，病情恶化，最后得了肺门淋巴腺肿胀。当时母亲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为我求医问诊，可是仍不见好转。身体一天天变坏，后来到了短途行走就要发高烧的地步。父亲说，这孩子恐怕养不大了，甚至提前为我拍好了遗照。
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休学一年卧床在家。住在二楼，窗户临着另一间瓦房的屋顶，有时实在耐不住寂寞了，就爬到屋顶上去，一片片地数瓦片，观看街市上的人和风景。
父亲看我还是不见好转，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传授我太极拳。父亲当年在山东读大学时，杨氏太极拳传人杨澄甫先生在校教了半年太极拳、剑，父亲跟着杨老师学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天都要练拳，有时在家中的院子，有时在办公室里，从不间断。父亲和我先是在家，后来去六公园练拳。从我家到六公园虽然只有三分钟的路程，可这段路让我不敢走，因为一旦吹风我就要发烧。后来身体慢慢好转，每天走几个来回也不在话下了。记得有一次，一辆解放军的大卡车在我身边驶过，解放军看到我这个小伢儿神龙活现地练武，都为我鼓起掌来，我为此大受振奋，更加努力地练武。
父亲传授的杨氏太极拳、剑使我的身体渐渐好转，我开始对习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书店翻阅武术书籍，后来发现仅仅自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求知欲，就在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58年，进了杭州市东风少体武术学习班，就是在今天的青年会这个地方，拜奚诚甫为师。
奚老师是一位奇人，生于浙江天台临溪村，最早和村里人学过南拳，年轻时在浙江宁波天童寺跟玉高法师学杨家选，后来又拜入天台国清寺方丈门下学习罗汉拳，1928年在南京国考中打过擂台，还做过杨澄甫先生的入室弟子，精通太极、少林、形意拳，八卦掌。1929年，奚老师参与筹建浙江国术馆，抗战时，写了一本讲解穴道的《脉蚕》一书，轰动中外医学界。与我相遇时，奚老师年过七十，但精神很好，目光有神。他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双臂过膝，手上有千斤之力，舞起120斤的青龙偃月刀来，能成一个圆球，练起八卦掌非常好看，像一只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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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白天在杭州市十二中修习文化课，早上五点到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去东风体校练武，非常辛苦。刚开班时，来学武的同学多达五百多人，一年过去以后，只剩下二十多个人能够坚持。我在东风体校一共学习了三年时间，学会了十路弹腿、杨氏太极拳剑、罗汉拳、杨家拳、双刀、盘龙棍、八卦掌等诸般武艺。
每逢双休日，我都利用空闲时间到奚老师家继续学习。奚老师家住上仓桥，离我家有十余里路，要换两班公交车。我往往选择步行前往。一是为了强身健体，二是为了看看火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火车。
奚老师常常带我穿过家对面的一条巷子，在一处空地上，为我点拨动作。除了教授武艺之外，奚老师还经常和我讲解各种武术的历史、故事、传说。比如盘龙棍，据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当年征战沙场时所使的武艺。赵用的是铜棍，把一大蛇的皮里面灌了油漆，盘在棍子上，故称盘龙棍。赵匡胤平时将棍子横放在庙中的香案上，受香客的香火朝拜，战时就拿到沙场上使用，由于凝聚了众人的精神和念力，杀敌时神勇无比。再比如杨家选，本来是北宋抗辽那会儿，杨继业杨老令公六十寿宴时，叫他的七个儿子把打擂台的动作拼起来，就有了这套拳。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提出搞武术发掘，李铁映给浙江省下达任务，说要发掘两套拳，一套是杨家选，一套是孙膑拳。杨家选的拳法口诀都是七言，一共五十四句，一句一个用法。我就把奚老师教我的拳法口诀贡献出来，收入了《中国武术大全》。
每次练完功夫，奚老师会给我一点小奖励，在路边花一毛钱买六颗枇杷奖励我。
1961年，奚老师回了天台老家。1962年后，我开始师从何长海老师学习大洪拳以及十二路弹腿。
当时杭州西湖六公园一带还是泥地，武林高手不少，除了何长海老师以外，还有海灯法师，巩成祥，盖叫天等人，他们经常一起在六公园切磋功夫。有一次，海灯法师刚刚参加完一个大型表演，拿着一张《杭州日报》，看见报纸上写着：海灯法师也参加了表演。法师用浓厚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讲：为什么不说全国著名武术家海灯法师也参加了表演?
曾经当过张学良骑兵教官的白振东也南下来到杭州，他会三合剑、炮拳、八极拳、螳螂拳、青萍剑等绝技，大枪舞得也好，据说那是明朝军队打蒙古骑兵时用的招数。白振东平时是一个很儒雅的人，拿着一把扇子，但是对徒弟非常严格，学生们在扎马步，他边摇扇子边用东北话训他们：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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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武师在公园集聚练武，但是大家都默默地遵守过去江湖上的规矩，好像有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把各自的地盘划分开来，即使有时人不来，旁边的人也不会轻易越界。比如牛春明的杨式太极拳在茶室这边;何长海的大洪拳长拳石头狮子这边;高小毛教摔跤在志愿军铜像这边。而且拳师们教拳也大都不收钱，当时没什么娱乐，又不能跳广场舞，早晨和傍晚，在六公园练拳的人基本都超过了二百人。
我在何长海老师处学拳非常痴迷，课业任务虽然很紧张，但是我抓住一切课余时间练习。练拳可活络筋骨，调节血脉，促进思维，对学习很有帮助。我初高中的成绩一直很好，也是得益于此。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套路不能用于实战，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套路就像一篇文章，你把它背下来以后，也就记住了其中的字句，这些字句就是每一个招式。认为套路没用的人，一是不会拆招，二是看了太多体操化的套路，当然是不能用于实战的。传统武术要进入奥运，一定要接受体操化的改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武术的一种损失。
我少年时在体校练武的时候，经常和二楼拳击班的人抢沙袋，抢着抢着就会动起手来，我就用传统套路中的招式和他们对打，这些招式完全是管用的。哪怕是前几年，我还曾和一个打拳击的老外对打过。那个人是英印混血，杭州电子学院的外教，膀大腰圆，我和他比试，用传统武术躲闪他的拳击，在一个空当用横拳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心服口服，虚心向我学习中国传统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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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去临安於潜上沃生产大队半山区插队，因为四面环山，夏天的时候，热气散不出去，所以非常闷热。生产大队决定在两山之间的狭窄处造一个水库，知青们和农民们用二角钢刺把泥土掘开，再把掘开的泥挑走。我经常爬山挑担，腿部用力，韧带收缩得很快，虽然经常抽时间压腿，但很快就会发现韧带又收缩了。农闲时间，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压腿之类的基本功，然后把整套拳拆成一节一节练习，回忆并默背一套套拳法的内容。我在农村一共呆了七年，武功基本没有退步，套路也烂熟于心。
有一次我去执行生产小队分配的割茅草的任务，那一天烈日炎炎，我忘戴了斗笠，太阳晒得我头晕目眩，以至于山都倒过来了——是山真的倒过来了，我晕乎乎地一头从七十度的斜坡上栽下山去。说时迟，那时快，我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妙，赶紧用各种保护动作护住头部，如果头部和山体的岩石撞击，怎样的绝世武功也救不了我。下坠的过程中，我感到头顶和身体各处不断地被石壁的尖棱磕碰。石壁非常陡峭，我半摔半滚地坠落到五十余米的山脚下，终于一个马步站稳。摸了摸身上，从头到脚全是血。
东家给我准备了十几个糖吞蛋，说是喝了以后可以预防破伤风。如果不是有功夫在身，第二天我一定起不来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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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回到杭州，到建筑单位工作，当过汽车装卸工，之后晋升为管理人员，直至退休。
回城的这一年，我认识了另一位重要的老师——孙中宣。孙老师是奚老师的朋友，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常常见到孙中宣老师。有一次，奚老师对孙老师说：“中宣，我兵器练过很多，就是双钩没有练过，希望你的双钩能够后继有人。”孙中宣解放前当过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后来做过剃头匠，他师承刘百川、白振东，曾任杭州第一届武术协会技术指导，省体委武术总教练，摔跤摔得很好。1957年，孙老师一人代表浙江省到北京参加全国大中专院校武术教材组编工作，足见他在武术界的地位。
我家和孙老师家离得很近，我常常登门拜访孙老师，孙老师在饭后就趁热打铁地教我一些动作，我回家以后赶紧用文字和图画记录下来，才肯安心睡觉。
之后的几十年，我一直跟着孙老师学习。我在孙老师这里学了单刀、双钩、八仙剑、青萍剑、三合剑、双剑、蛇拳、八极拳、螳螂拳、查拳、炮拳、杨氏太极拳、42式太极拳、太极刀、春秋大刀、棍等二十多项武术。
同一年，我还遇到了毛延林老师。那时我每天早晨在公园，经常能看到一位赤膊练功的晨练者，身上的气块会移来移去，这就是毛延林老师。那时我干汽车装卸工的工作，经常闪腰，毛老师知情后常常帮我推拿点穴。他甚至不需要把衣服撩起来，就能点中穴位，可见手法神奇。我就是在毛老师这里学习了吴氏方架太极拳。
这套太极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杨氏太极拳的祖师杨露禅在北京旗营任教，军官全佑把杨露禅的杨氏大架和杨的次子杨班侯的杨氏小架融为一体，自创太极功架，全佑的儿子吴鉴泉把父亲所创之功架加以改进修润和充实后自成一个流派，即吴氏太极拳圆架，吴鉴泉长子吴公仪把吴氏太极拳圆架润饰为吴氏太极拳方架。杨式太极主张“虚领顶劲，尾闾内收”。
孙中宣老师后来和我讲：“毛延林的这套吴氏方架是好东西，你要原汁原味地攻下来，不要有改动。”
毛老师说，练拳养生，教拳伤身，人参都补不进去。我与毛老师意气相投，他的这套功夫只教了我一个人。因为毛老师在上海上班，为了学习武艺，我经常杭州、上海两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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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武不但强健了我的体魄，也为我带来了一段美满姻缘。我四十三岁才结婚，结婚以前，许多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我都不中意。家里人也非常着急。从农村回城的第二年，即1972年，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陈菊仙到我这儿学武术，不但认真刻苦，对我也很好，就这样相处了十二年。28岁的她嫁给了43岁的我，成了我的妻子。我的结婚聘礼是一对雌雄双剑，那是特地为她量身打造的。我夫人从小有哮喘，医院看不好，打了两年少林拳就断根了;后来得了鼻膜炎，每天揩鼻涕要用湿两三块毛巾，我教她热天打吴式方架，三个月就好了。
1986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青萍”，源自我喜欢的那套青萍剑法。女儿继承了我们家的武术基因，从小热爱武术，跟我学了一套练步拳和吴式方架，进入大学以后组建了一个武术协会，教了几十号人参加表演、比赛。
退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和教授武术，曾在杭州武术协会任职，并开始有意识地做传统武术的保护和推广工作。
想到要著书立说，实际上也是受了弟子的启发。我曾收一对兄妹为徒，父母是北大的教授。他们看了我登在《武术论文》杂志上的文章《论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和《剑术口诀》等论文，觉得很好，建议我将自己所学的更多东西录述下来，留给后人。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决定开始写书，不管有没有人看，都要将这些东西留给历史。
《零基础学习吴氏方架太极拳》，一共准备了七年，前四年，每年的夏天，都会有法国来的摄像师为我摄像，虽然只有一百套路动作，但是为了更好地再现这套功夫，我一定要拍到满意为止。第五年以后，我索性把夫人培养成摄影师。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选择风景优美、行人稀少的地方进行实地拍摄，所以经常要早起。有时候遇上晨雾，所拍的影像不够清晰，只能重新来过。这样忙碌地拍摄到了第七年，视频资料终于拍摄完，书也终于得以出版，总共32万字，540张彩照。
现在我还在写书，写的是《奚氏武术大全》，奚诚甫老师当年练猴拳的时候从墙上跟斗翻下来摔伤过，在1965年就过世了，这本书记录了他的各种武艺，希望能够让他的功夫绝学流传下去。
我一生练武六十年，共学得六十套不同风格的套路，深切地体会到，丰富多彩是中华武术文化的特征，万法归宗是中华武术的技击本源，静以养性，练武要讲科学。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了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我开班授徒，著书立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武术文化。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代学武人的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