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备武艺名师马明达先生谈对武术文化的一点理解

　　(一)

　　“直拳”是拳击术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进攻拳法，直拳不仅属于拳击，而且也是空手道、跆拳道、自由搏击等国际竞技项目所共有的拳法。正在努力发展着的中国散手技术中，直拳同样是最基本的拳法。然而，作为一个名词，“直拳”则似乎被拳击先入为主地取得了“专利权”，以至其它同类项目不得不另改叫法，以避袭用之嫌。例如，空手道叫“冲拳”，跆拳道叫“正拳”等。当然，这可能存在翻译上的问题，我不大清楚，故所言也许有误。

　　如同散手自身的名称长期不能统一一样，散手对直拳的称谓也比较混乱。以官方教材为例，1997年版的体育院校通用教材《武术》里，先是开宗明义地说：“散手的拳法较多，常见的基本拳法有直拳、贯拳、抄拳……等”，只隔了几行，在分讲每一种具体拳法时，又悄然舍弃了“直拳”一词，改称为“冲拳”，解释说：“向前方直接击打的拳称冲拳。”编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我想，无非也是怕“直拳” 二字有拳击之嫌，改成“冲拳”便觉得有了“武术味”。

　　常常听到一种带有讥讽的议论，说散手是“拳击加腿”。议论者所谓“拳击”，主要是指散手中经常出现直拳勾拳，“这看上去像拳击”。似乎腿不管怎么个踢法，都是武术;手上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要有勾手、挑掌、虚步亮掌、二指禅一类动作和“功夫”。

　　讲这话的自然以一般观众居多，他们中的多数人无非是受了武侠小说和武打片的影响，同时也有来自于当代新编“长拳”的影响。的确，在普通观众眼里，散手跟影视片里的侠客们比武相差太远，跟“长拳”们相比也大为逊色。首先一条，散手运动员“飞”不起来，使不出“翻腾跳跃”一类的“高难度”招法，这就同侠客们有了 “天地之别”。武侠小说、武打片和新编“长拳”看多了的观众，虽然知道那些玩意都是些“银样腊枪头”，然而口味一时难改，加上散手又的确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于是，便觉散手索然无味，不免冷眼相待，多有訾议。其实这类议论不难理解，亦无可厚责，需要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然而，此话也常常出自某些“业内人士 ”之口，这就不免令人困惑。记得8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颇以“气功”呜世的“武术家”，对遭遇了二十多年的“封冻”後刚刚破土而出的散手横加指责，他的观点之一，就是说散手没有“武术风格”：“上面是拳击，下面加上腿，这是武术吗?直拳是西洋拳击里的玩意，不是中华武术，一点武术味道都没有!”当时我坐在温敬铭先生旁边，温先生轻声对我说：“此人恐怕一辈子也没交过手，欠打!”我听了会心一笑，觉得还是温先生高明，可谓一语破的。然而，白云苍狗，物换斗移，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温先生已经溘然作古，而“拳击加腿”之论依然不绝于耳。

　　(二)

　　“直拳”果真是“舶来品”吗?散手使用直拳和“直拳”这个名词，就失掉了“武术风格”吗?对此，我想谈谈一得之见。

　　实事上，在中国传统武术理论体系中——请注意，不包括当代“长拳”的《理论教程》之类——“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直”既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术语，又是某些兵械和武艺的代称，也是一个战术原则。同时，更重要的，它象征性地成为古典武艺家所追求的品节楷式，是武艺家们高自标立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要研究武术文化，我以为“直”的内涵是值得注意的。

　　直者直线也，是两个格斗者之间最短的距离。追求“直”，就是追求在最短距离以最快速度打击对家。“去如箭，来如线;指人头，扎人面，高低远近都看见。”对一切剌兵是如此，对“控拳而斗”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拳击训练中，直拳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这是被拳击实战证明了的最有效的拳法。难道我们武术先祖们连这样一个浅近明白的道理都不懂，还需要从洋人那里“学而知之”?以“直拳”为洋货，其实是庸浅的枉自菲薄之论。

　　早在商周鼎革之际，古人就将兵器的实用技术概括为“击”与“剌”两大部类，这既是兵器分类，也是基本技法分类，并作为规定实施于战阵。属于以“剌”为主的兵器，如“矛”和晚出的“剑”，又被称之为“直兵”，其技术也被称之为“直”。《晏子·内篇杂上》说：“曲兵钩之，直兵推之。”同篇又有“戟拘其颈，剑承其心”的句子，可以印证“曲兵”指戟，“直兵”指剑。“直”又可当动词来用，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庄子·说剑》的“直之亦无前”，“直”就是剌。这个“直”的技术理念，被我国历代兵技巧家和杰出的民间武艺家们所遵循，并不断加以阐释衍义。

　　众所周知，俞大猷的《剑经》是我国古代武艺典籍中的精粹之作，它包含的内容并不限于明代，其中有些东西是闽粤地区传存已久的明以前武艺。在《剑经》里，“直”的概念，被俞大猷加以充分而灵活的运用，达到十分生动的境地。俞大猷是真正精通武艺的名将，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戚继光还要更胜一筹。他以棍法为武艺的《四书》，认为“《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他为棍法制定的三首《总诀歌》中，第一句便是：“中直八刚十二柔”;“中直”是一切棍法的核心，犹枪法之“中平枪，枪中王”。“八刚十二柔”则是劲力运用的总原则。他为钯法制定的《总诀歌》中也有“步步俱要进，时时俱取直”的句子，此处“取直”二字极为传神，简言之，就是时时保持中平突剌的态势，也就是“十枪九扎”的法则在钯法上的体现。因为两人白刃相向，没有比这更直接了当的招数。俞大猷将一个“直”字贯穿于《剑经》所容纳的一切武艺之中，表明他真正掌握了古代南派棍、钯武艺的精髓。

　　戚继光对明代枪、拳武艺做了一次系统整理，留给後世许多经典性的理论和技术。出于当时练兵实战的需要，他对世传六合枪法格外留心，所论在明清各家六*合枪中最为精辟。他的《纪效新书》第十卷专讲枪法，定名为《长兵短用说篇》，许多人不解其义。其实这个被戚氏强调为“用长之妙诀，万古之秘论”的“长兵短用”之法，就是一个字：“直”。对之，戚继光曾反复加以阐释，他所传习的“六个合战之法”的第六*合，对扎双方，经过五个简明快捷的交接之後，最後都归到一个“直”字上，亦称“六直”，实际就是都归到破身而进的“闯鸿门”一着上，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看谁家更快更狠。这是六*合大枪中从来都被视为不传之秘的东西，真正掌握确非易事，然而却绝没有半点神秘虚玄的成份。我们曾不断地读之练之，读而後练，练而後又读，周而复始，反复体味，古典武艺所包涵的特殊魅力，常常令人神驰意远，感奋不已!于是也才懂得了为什么俞大猷的笔下总是出现那样强烈的兴奋感，懂得了为什么他曾挥笔写下：“凡此意味体认得真，亦有七日不食，弹琴咏歌之趣也!”

　　有人说，读俞大猷《剑经》如坠五里云雾之中，责怨他竟没有留给後代一个明白浅近如看图识字的解说。这个要求是不实际的。原因很简单，武艺的真谛及其变化运用之妙并非高深莫测，但凡靠玄虚神秘加以包装的东西，往往是些浅薄妄诞的货色，“戳破西洋镜，不值一文钱”。然而它又的确不是笔墨所能够描写得清楚的，所以戚继光强调“既得艺，必试敌”。“自古非师不通圣，得艺回来再看书。”这些古训讲得就是此理，不然，旧时武术界的尊师之道为什么会那样严峻，那样之神圣!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直”字，在唐顺之的书里写作“彻”。据《辞源》，“彻”有通、穿、透等义，《左传·成十六年》有神射手养由基“彻”七层甲的记述，这大概就是“贯彻” 一词的源头。所以，彻与直同义。但戚继光还是用“直”而不用“彻”。一字之选，亦可见戚氏更注重实际，更贴近披坚执锐的战士和学有本源的民间武艺家们。

　　“ 直拳”一词，在元杂剧里多有所见。《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一折：“一个胸膛里着翻臂，一个咀缝上中直拳。”《独角牛》第三折：“咀缝上直拳并塌那厮脸。” 杂剧演出的社会性，使我们相信这个词至少在宋元时代已相当流行，而且它的攻击部位——“咀缝”——也是对“直拳”本义的一个幽默的注解。戚继光的《拳经》里，虽然没直接使用这个词，但有近似的用法。三十二势之一的《当头炮》云：“当头炮势冲人怕，进步虎直撺两拳。”《擒拿势》云：“直来拳逢我投活，恁快腿不得通融。”“当头炮”一势，最与现代的直拳相近，至今犹准确地保存在通备劈挂拳中。南棍的“中直”，六*合枪的“六直”，拳法的“直拳”，既然都是最切实用的技术，如何防范便必然地成为与之相应技术。这在古典武艺著作中也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记述，在某些本源清楚的传统拳派中也有保存，限于篇幅，允我另文再谈。

　　行文至此，我要提请散手教材和规则的编写者们，今後应当理直气壮地将“直拳”一词收纳进来，把这个原本就属于我们自已的技术和名词上的 “洋标签”撕掉。我倒是主张在散手术语中最好避免使用“冲拳”一词，因为它的来路不大清楚，在当代，它属于新编“长拳”的术语体系，与“弓、马、歇、仆、虚”之类，以及一系列“腾空”、“纵跳”等“高难动作”相配为伍。“冲拳”的动作要领明明白白写在历年颁行的通用教材和《武术竞赛规则》中，用它来训练散手运动员，恐怕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用了，名实不符，也不利于散手术语的规范化。

　　(三)

　　古人不但从技术的层面上认知“直”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从“直”的法则和运用之妙上引伸出许多深层的文化蕴涵。把技术与理论融会贯通起来，使之升华成为一种精神领域里的东西，这正是武术成为一门学问的重要原因，也是武术文化的特点之一。

　　先君子曾有“武学心境”之论，多年来从容含玩，觉得意趣宏深，耐人寻味。这种境界有它曲折幽深的一面，但绝非神秘莫测;恰恰相反，它可求可及，引人入胜。我想，正是这种境界，千百年来吸引了大批文化精英，顶着世俗偏见而涉足武艺，弹铗长吟，徜徉忘返!诗人兼为史学家的明末遗民吴殳(修龄)，“革代之後，心如死灰。”本人长期遭受东南士人的误解和冷遇，身处不得不以残杯冷炙聊为生计的困境之中，晚年寄情于武艺，全身心投入武学的探研和撰述上，以八十高龄犹与人汲汲探讨枪法中的“园机”，这就是很好的例证。“直”其实就是“武学心境”的一个部分。古人不仅仅从技术上追求“直”的真义，也用“正直光明”的象征意义来滋养性灵，砥励品节，端正心术，规范人生。古典武艺的巨匠们，如俞大猷称自已的武术著作为《剑经》，明清以来的一大批武艺名家无不潜心于大枪的研习和礼尊，古典文学中大量的吟咏枪剑之作，分明都包含着“直”的理念和对它的深层义旨的求索与阐扬。同时，许多流传有绪、积贮丰厚的传统拳派，也都在对“直”的充分认知的前提下，创设出许许多多的变化，从而使得“直”的文化含载量不断增大，意义不断延伸。

　　古代武术是实用之学，尽管它还有许多别的功能和价值，但实用是第一义的，其它都是从实用价值中分派衍生出来的。于是，实用就必然成为武术文化的本位。历史的进程使武术的军阵实用之效不断衰微，直至黯然退出军旅。但一般的社会冲突还存在，早就出现了的竞技活动越来越体育化和社会化，这些外部条件使它能够保存一部分实用价值，保持它在固有的文化本位上不移不坠，尽管也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异。最重要的是，它的健身娱情功能，它源自于实用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不但没有衰颓，反而会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需要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全社会对体育文化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其继续得到弘扬和发展。这就如同毛笔早就不是主要的书写工具了，但书法不仅没有因此而消褪，反而更加兴盛，更加绚烂多彩。

　　不能不令人慨叹的是，多年来，官办武术严重出现游离武术文化本位的非武术化倾向，造成传统武术岌岌乎危哉的传承危机，这使得许多民间武术家忧虑不安。现在终于出现了某种转机。体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武术运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市场化，“竞技武术”自身的没落，以及广大武术爱好者及社会舆论所表现出的冷默和鄙夷，使几十年来单一风格独领武坛的坚冰局面终于出现了裂缝。唯所憾者，理论上的浅薄和悖谬，滋蔓已久，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廓清的。武术学科的基础建设还有大量事情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不仅量大，而且相当繁难。这需要时间。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武术家群体的崛起，我们也已经看到新一代武术家群体的茁壮成长。

　　“日多体健，心每不厌”——一千多年前，魏文帝曹丕曾经将自已的习武心得概括为这八个字。不亏是一代文武通才的大手笔!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前者言“身”，後者言“心”，只八个字便道出了武术物质的和精神的综合价值。尤其是後四个字，我的体味，所指的就是武术文化的内在魅力，就是先君子所谓“武学心境”。八个字，强如我们作多少之辩呢?所以，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武术，就不能不认认真真研读古典武术典籍，提高综合文化素养，首先从继承上好好下功夫。只有立足于武术固有的文化本位，才能谈得到弘扬，谈得到发展。不然，你跟头、旋子翻得越多越高，跳跃平衡的“难度”越大，距离武术就越远。正古人所谓：“求之弥切，而去之弥远也”。

　　【作者简介】马明达，回族，1943年生于兰州。现为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南师大体育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元史、明史研究会会员、广东省武术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小龙研究会会长。

　　出身武术世家，父亲马凤图、叔父马英图都是民国时期全国闻名的武术家。自幼习武，曾参加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等重大赛事。1967年毕业于甘肃师大历史系，后在甘师大体育系任教。

　　1978年考为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后留校工作，任敦煌研究室副主任、校古职研究室主任等职。1993年调暨南大学至今。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数学，断代史研究侧重于元、明、清三朝。博览群籍，锐意进取，长于考证。对书画史、中医史、民族体育史均有一定涉及，在长期不懈的努力中，逐步建构起「文武融通」的学术特点和个人学术体系，在国内外引人瞩目，声誉日显。

　　主要著作有《广河县诗》、《中国回回历法辑丛》、《湖汕金石文征》、《说剑丛稿》等;担任主编和副主编的书有《中国武术大辞典》、《中国回族辞典》等。历年来发表中国古代史、民族史和武术史论文一千余篇。

　　《武学探真》是马明达教授的武术学术论文集，所收文章大都是1998年底以来发表的。其中一部分曾收在2000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说剑丛稿》中。本书内容考证详实，说理有据，对于武术学的建立与提倡，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鼓吹作用。

　　马凤图先生拳照两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