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灵魂—尚武精神

　　前言：

　　中国武术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伴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演绎，无数的仁人志士投身于武术运动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术也逐渐发展为一门综合文化，从技术层面上，它融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并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从文化层面上，它更汇集了儒、释、道等社会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气功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注重内外兼修，诸如整体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论、气论、动静说、刚柔说等等，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貌的武术文化体系。武以载道——武术所承载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武术精神，而武术精神无疑是中华武术的魂魄，她渗透于武术技术之中，贯穿于武术文化的始终。中国武术的修强调身心俱修，除了身体层面的强身健体、防身抗暴，更重要的是培养勇者无畏、仁者无敌的武术精神，使自我摆脱身心束缚，走上自由之路。

　　尚武精神之提出：

　　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尚武精神”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920年，孙中山先生应上海精武体育会之邀，为其出版的会刊《精武本纪》作序，欣然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并进一步把“尚武精神”归纳为“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保国强种有莫大之关系。”他把体育、技击、强国、富民结合在一起，提出“求自卫之道，重尚武精神。”

　　孙中山先生提出“尚武精神”，有着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近代史上多次的列强入侵，使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屈辱，使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黄皮肤的中国人被贬称为“东亚病夫”，蔡锷曾这样描述“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还有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又居十之一二。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分之一而已。” 另外，清朝末年“重文轻武”的思潮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的形象是“曲背弯腰，男子妇女样”，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身体素质达到无以复加的羸弱。

　　在内忧外患的紧急关头，很多仁人志士提出了用尚武来强国强种的主张。他们提出的“尚武精神”的主要是通过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练功习武，增强体质，来达到强国强种、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的“尚武精神”，是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背景下的呼喊，它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爱国、强身、保民、自强、抗争、向上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尚武精神之渊源：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上古时期的初民，因为部落的频繁战争而形成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习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至夏商周三代，虽已强调礼乐教化，却仍然重视武备。对青少年的教育讲求文武并重，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就是旨在培养保卫国土的武备之才。当时学校以军事训练和祭祖礼仪为主，谓之“国之大事，在祖与戎”。被称之为师氏的老师也由车官担任。上古初民尚武的风气和习武为主的内容，造就了中华民族剽悍的性格和尚武传统。与当时浓烈的尚武风气相适应，先秦时期的民间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武艺高强，击技出众的武士、剑客。

　　春秋时期，一部分士大夫努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入上层社会参政，此为“儒士”。而另一部分人则保持着尚武传统。他们来源于平民社会，不断汲取平民伦理观，即为“侠士”。“儒”与“侠”，“文”与“武”从此分流。自此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方始形成，武术文化中尚武崇德的内涵也初步成型。

　　汉时，尚武之风空前高涨，这一阶段的练武之人已成为影响政局的一种社会力量。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如重诺、轻财、品德高尚、不仗势欺人等，是尚武之风在民间迅速扩展的原因。但是，当时由于崇尚“重交结伦”、“任侠行权，以眶毗杀人”，在中国大民众心中，形成了班固所谓“死党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不分是非，只管私义，动辄杀人的“快意恩仇”传统意识的产生，这是其中的糟粕。对现今社会来讲是完全不可取的，应予以摒弃。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是隋唐之风;“嫉恶如仇，为国为民”则是两宋以后的尚武之风。至此尚武精神已趋成熟，包括了中华民族广大民众意识深处的最高伦理价值和行为标准。尚武精神所涵括的武术文化中的精华也显露出来，并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一部分，一直到现在，习武之人以“为民除害”、“为国争光”、“维护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使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