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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太极拳前辈们的恩恩怨怨

时间:2020-02-27 12:44:56 来源: 形意拳张金涛 作者:

  1964年6月1日,《体育报》刮起一场关于缠丝劲的大辩论,辩论来得突然,去也匆匆,中国武术界被这场辩论弄得莫名其妙。大辩论从1964年6月1日起,至12月12日,公开发表了八篇文章,而未及刊登的文章还有十六篇,除了徐致一、李经梧、赵任情的文章外,几乎全是驳斥徐文的。大辩论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留下了一大堆谜团。

  这场辩论由谁发起、推动的?兴师动众究竟为了何事?辩论想达到什么目的?大辩论对中国武术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又为何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这些疑问至今没有人去研究,也没人能说得清楚。

  1983年8月,香港《新武侠》杂志革新版121号编者按语说:“1964年夏天,在内地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太极拳理论问题的空前绝后的学术辩论。所谓‘空前’,纵观参加者之众,讨论高深,浪潮之热,涉及之广是绝无仅有的。而后又由于某些方面的关照,以‘团结为重’报上突然消失了相互辩论的学术报告,从此绝迹,类似的学术讨论再也没有露脸,暂称‘绝后’了。辩论是围绕太极拳的“缠丝劲”这一学术命题展开的,1964年6月1日,著名(吴式)太极拳家徐致一先生在《体育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太极拳的缠丝劲》,对于该文的观点,许多人认为是错误的,很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不少全国闻名的太极拳家,投入了这场学术大辩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罗基宏、洪均生、赵任情……等等。”“引发争鸣的作始诵者为原国家体委武术科攻形意拳的李天骥先生”。……

  一、大辩论是由李天骥策动的

  其实,这场大辩论幕后发动者是李天骥。文革初期,李天骥等人积极造反、批判顾留馨为“三家村分店”“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并打电话对上海市体委发出警告:“北京体育报将率先点名批判顾留馨,上海落后了”。上海体委杜前回忆说:“北京揪出张青季,广东揪出陈xx,上海体委系统还没揪出头头来,顾是当权派,又是学术权威,要揪。”还说:“北京说顾是上海的人,上海走慢了,你们上海报上不点名,‘体育报’先点了,你们就被动了。”

  1967年4月30日,阎海披露:“《体育报》曾开展缠丝劲的讨论,其第一篇文章(徐致一等的文章)即针对顾(留馨)的,是国家体委武术处转给《体育报》的,当时的责任编辑认为这是武术处送来的文章,不能不发。但现在去问武术处毛伯浩,他说不知道;问李天骥,说是他经手送去的”。

1964年,太极拳前辈们的恩恩怨怨

  李天骥为了批判顾留馨,他越过科长毛伯浩,盗用武术科的名义发动的辩论。而《体育报》编辑,误将李天骥的言行当“圣旨”,以为是体委武术科的意见而照办。后来事态扩大,将整个国家体委也卷了进去,波及全国、震惊海内外。因此,关于太极拳缠丝劲大辩论,如果在武术史上有什么“丰功伟绩”的话,这“功劳”应归于李天骥。

  李天骥先生

  二、李天骥发动大辩论是泄私愤

  可以说,李天骥(在武术科)的后半生,是同顾留馨作斗争的后半生,他一直盯着顾留馨,只要顾留馨编著出版一本书,他都有流言蜚语。李天骥与顾留馨结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结怨原因之一,早在李天骥编《简化太极拳》时,上海一些老武术家,指出李天骥的(照相)动作“牵扯、紧张、别扭”,有许多“不当之处”。人大常务赵寿山、中央书记处李雪峰,甘肃省副省长韩练成,上将李达等同志,来沪时也谈到24式简化太极拳套路有缺点、有副作用,他们宁可练习(传统)老套路,不愿学24式。提出:“太极拳改得不像样了!” “这样下去,杨澄甫的东西要没有了!”他们希望顾留馨能向武术科反映。顾留馨很认真,他把大家提出的意见一一归纳起来,反映给武术科,并提出修改的意见。1961年6月6日,毛科长反馈说,顾留馨提的六条意见很好,但李天骥急得哭了出来,并撂担子说:“我今后专搞形意拳,不搞太极拳了”。

  结怨原因二,1959年全运会武术赛准备期间,李天骥闹宗派、背后搞挑拨离间,破坏了与来自各地裁判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引起了公愤。意见反映到国家体委,引起体委领导的重视。于是体委柏坪司长就委托顾留馨,主持召开生活会批评李天骥。参加会议有上海王菊蓉、蔡龙云,辽宁王子章,山西陈盛甫,北京体院学员等十余人。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对李天骥进行了帮助。会上李天骥对背后挑拨离间的事实,无法狡辩,几次痛哭。会议开了三个半天,澄清了事实真相,李天骥也作了检查。会议记录全部交给柏司长,上报给国家体委党组。但为这件事李天骥对顾留馨怀恨在心。

  原因三,1957年9月,国家体委曾委托上海体委组织力量编写《杨式太极拳》,作为10月间开办各省市体育教员武术训练班的教材。体委指定顾留馨主持这项工作,参加编写的老师有(王子平),褚桂亭、田兆麟、吴云倬、张玉、傅钟文、叶大密,抄写张海东,绘图周元龙。书稿将完时李天骥来到上海,他提出杨式太极拳的动作要跟24式简化太极拳衔接,要把杨式某些动作改成他的动作。这种随意篡改杨式太极拳的要求,引起上海的老师们不满。《杨式太极拳》原稿由李天骥带交北京后,李天骥竟然剽窃、篡改了上海武术家的成果,并以《太极拳运动之二》(又称88式)出版。因此引起上海褚桂亭、张玉等好几位武术家的气愤。1958年10月3日,顾留馨在北京向毛科长反映此事,并写向国家体委党组汇报。1959年2月26日,毛伯浩也批评了李天骥作法不光彩,说用李家拳修改杨家拳是倒退。后来,经领导批评,李天骥才不得不寄给上海市体委300元,作为赔偿上海编写者的稿酬。这事他记恨顾留馨。

  195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记者李厚成向顾留馨约稿。顾先生写出了十二篇介绍太极拳的文章,于1958年6月1日起,陆续在《文汇报》“体育场”栏目中发表。文章考证源流、介绍要领、总结经验、指导练法,深得读者欢迎,也得到国家体委武术科的肯定与好评。上海出版社请顾留馨整理出版。1961年11月,顾留馨整理撰写的《简化太极拳(附详图)》出版。12月12日,毛伯浩听到李天骥对此书名有意见,于是写信告诉顾,建议更改书名。于是顾留馨请上海出版社更改书名,改用《怎样练习太极拳》,但出版社朱学儒答复:“经研究,武术科仅有‘简太’挂图及‘太极拳运动’,并未有‘简太’单行本,书名不雷同,可以不改”。1962年9月,出版社应读者需要,加印3.2万册。1963年6月19日,毛伯浩来沪说:“李天骥反映仍强烈,以后还是把书名改一下,缓和矛盾”。毛又说:“李天骥要不虚心,不接受各方意见,拒绝修改简化太极拳中某些不正确的动作,企图推广李家拳,这是不对的。他要想成为李家拳。将简太动作来改杨式是倒退”。毛科长询及1959年全运会批判李天骥的记录在哪里?实际上挑明了李天骥反对顾留馨的矛盾起因。毛科长表态:书“只要原则性问题不出错就可以,这事就没有问题了,算解决了”。

  1963年10月,出版社第三版又印了2. 3万册,书名已改为《怎样练习太极拳》。毛科长又来上海,说李天骥仍不罢休,挑动一些人写人民来信,攻击书中谈到太极拳起源于陈氏是不适当,缠丝劲是陈式的,以及诬蔑“抄袭”等等,李天骥仍扬言要告到中宣部去,禁止此书发行。毛科长劝说:考虑李的情绪“以后是不是把简太停版算了”。1964年12月11日,顾留馨就复信出版社:“关于练习简化太极拳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对推广简化太极拳和提高学习者的兴趣,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问题在原编拳者对此书出版后,大有意见,1961年冬以来,为此影响了武术工作上的关系,甚至演变为无原则的纠纷,我考虑为了解决矛盾所在,建议您社停止再版此书”。

  不料顾留馨又出版了《太极拳研究》,这又气坏李天骥。李天骥攻击顾留馨在破坏武术革命化,宣扬封建落后的文化,繁化武术,于是,他挑出“缠丝劲”,请徐致一写批判文章;又叫李经梧攻击顾留馨在“繁化”太极拳。李说:“简化太极拳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普及和推广太极拳运动,……才产生了简化太极拳。……如果把此拳繁化,加上运动量大的缠丝劲,很可能失去作为医疗保健体育的作用”。

  李天骥随意禁止武术书出版的行为,对中国武术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徐致一为何听从李天骥?

  顾留馨年轻时曾跟徐致一学过吴式太极拳,因此,顾留馨一直尊称徐致一为老师。顾留馨曾经为编写“五式太极拳”,专程拜访徐老师听取意见,并尊称他“徐老”(日记上也写“徐老”)。顾留馨也曾邀请徐致一到上海体育宫作吴式太极拳的专场表演。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徐先生不可能在报上搞突然袭击,他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完全可以私下讨论。这次在《体育报》上突然袭击,是受外来因素挑拨,因为徐老对顾留馨有过两次误会,心存芥蒂,因而能被李天骥当枪使。

  徐对顾误会之一, 1950年6月,顾留馨被任命为黄浦区的第一任区长。然而艰辛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上级考虑到运动的需要和顾留馨健康状况,同意他靠边“养病休息”。为医治严重的神经衰弱,他重新练起了武术,与王子平、徐致一、徐哲东、吴云倬、傅钟文等武术家有较多的来往,也参加了上海市精武会的一些活动。

  上海市精武联谊会是一个群众团体。联谊会的负责人是徐致一、陈绪良、洪炳荣、朱廉湘等人。当年,因联谊会内人际关系紧张,长年积累的矛盾没人去疏导。导致1955年年末,联谊会内发生了一场风波,有些人提出要改组领导班子,并发起签名邀请顾留馨来协调矛盾。而徐致一、陈绪良则认为洪炳荣等人串通顾留馨来搞“逼宫”的,因而对顾留馨很大的不满。风波一起顾留馨立即向自己党组织汇报。又在12月30日写分别信给徐致一、陈绪良,以及洪炳荣等人说明原由。1958年4月28日,徐致一当面向顾留馨承认是误会了。

  徐对顾误会之二,1958年5月,顾留馨正式在体育宫上任后,体委让他筹备上海市武术协会。但通过反右运动,体委对武协组成人员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1958年5月9日,体委整风报告时说,“郭副主任希武协中注意骨干分子,左派掌握领导权,不能让步”。“郭希我抓武协,老师有历史问题的可放到区教授”。11月6日,顾留馨再次将包括徐致一在内的“武协委员名单、地址呈报张振亚副主任”,仍未获批准。12月23日,又“写武协名单补充意见,但据市体委组织部门审查,蔡、卢、禇、徐因系第三、第四类历史问题不能列为武协委员”。屡次上报都遭否决,筹备武协工作使顾留馨遇到了难题,像徐致一因过去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排除在武术协会之外,这对徐致一是巨大的打击。徐致一认为是顾在搞打击报复,是顾将他排除在武协之外。因而徐致一对顾留馨心生怨意。后来他在北京与李天骥等几位政历问题上同样有污点的“三朝元老”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甘愿充当大辩论的马前卒。

  四,缠丝劲引发了对技击的关注

  徐致一向顾留馨发难的是武术的技术问题,他否定缠丝劲、抽丝劲以及螺旋劲,他认为缠丝劲、抽丝劲或是陈式特有,杨式太极拳以及他习练的吴式都是没有的。因此,他批评顾留馨讲太极拳特点时,介绍缠丝劲是错误的。

  徐致一以为他才是太极拳的权威,他认为太极拳的主要特点只是“一柔到底”。当然他的经验宝贵,但并不能代表太极拳的全部。即使的他练的吴式太极拳,当初就有“筋、骨、皮”之说,所以,徐先生犹如“瞎子摸象”,他也只是摸到太极拳的皮毛,他以“皮毛”去否定其它部分的存在,难免会闹笑话。

  徐致一认为杨式太极拳没有缠丝劲和抽丝劲,事实上杨式太极拳也有缠、绕、抽、搓、捲等动作。如《太极拳刀剑杆散手合编》《太极拳使用法》《太极拳体用全书》太极拳的经典,提到太极拳的劲有许多种劲,多处讲到“缠绕”“拿、搓、捲、钻、折叠、擦皮、缠、绕”等,都是带有螺旋运动的。缠丝、抽丝、缠绕、螺旋只是名称描述上有些差异,而方法大致相似。顾留馨在与沈家桢等人的通信中,很自信的说:“缠丝劲是批不倒的”。因此,即使顾留馨介绍太极拳时提到缠丝劲,只是各有看法而已,不该如此兴师动众去讨伐。

  徐致一抛出缠丝劲来讨论太极拳,争来争去,反而引发人们对太极拳核心技击的兴趣,所以争论的结果已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太极拳要不要技击,如何掌握技击的技术性问题。辩论的结果反而使“技击论”复活,这样的辩论显然无法继续。《体育报》刊登八篇文章之后,出现一面倒的态势,还有十八篇批驳徐致一的文章在等候刊登,于是辩论只得急煞车。

  事实上,在“反技击论”的大背景下,任何有关太极拳技击的讨论,都是不合时宜,注定没有结果的。

  五、体委推行武术体操化、反技击

  大辩论夭折了,但李天骥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把技术之争转向路线斗争,他着重攻击顾留馨缺乏阶级观念,宣扬封建旧文化,顶抗国家体委的武术方针,阻碍武术革命化,是新的阶级斗争。因此,李天骥很快占领舆论上风,他的煽风点火也得到高层的认同和支持。

  回顾武术的历史,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国家体委工作报告说,“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原有武术小组,要加以整顿;没有的,暂不建立。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原有的武术活动,可由乡政府、青年团加以领导,不要被坏分子利用做坏事。”从那时起武术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旧文化,有可能成为“坏分子利用做坏事”的工具,需要严加防范。1955年9月6日,唐豪写信给顾留馨:“现在的武术工作只能限于研究整理”,并隐晦地告诉他“武术工作是艰苦的,可能会有种种困难”。

  国家体委对武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就是要武术简单化、体操化,去掉技击,以保障社会与人身的安全,满足广大群众健身和娱乐的需要。李天骥领会武术革命化精神,大搞武术简单化,所以,不管李天骥的人品如何,他能执行体委的武术政策,他就赢得了武术的话语权。他对顾留馨的任何攻击,都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他有恃无恐。

  1964年7月1日,李天骥在合肥体委反击顾留馨说:“武术要简化,简化就是‘革命化’,坚持传统就是‘繁化’,繁化就是破坏武术现代化(像破坏京剧现代化一样),顾留馨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四清运动”中,李天骥代表武术科多次向上海体委施压,于是上海体委工作组组长柳青,多次明确转告顾留馨“体育宫只能搞武术的普及,不是提高,重点应为国家比赛的项目”“传统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武术从封建社会来,不需要提倡。武术是复杂的,须贯串阶级路线的红线。体育宫的方向、阶级观点有问题”“太极拳班办得多了,应从方向、阶级观点作检查”“各班学员有老头,有历史不清的问题”“体育宫继承传统有问题,依靠有问题的老人”等等,并责令顾留馨须对这些问题作深刻的检讨。1965年5月17日,国家体委武术科毛科长告诉顾留馨:“《新体育》有文批评太极拳的问题,很有分量!太极拳不能用!”所以,缠丝劲大辩论已变成武术工作的路线之争。

  六、顾留馨的文化理念受围攻

  顾留馨的武术理念是努力挖掘、整理传统武术,保护传统文化,他主张武术“推陈出新”,太极拳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在继承的基础上抓提高与创新。

  顾留馨对中国武术是热爱的,对传统文化是执着的。1963年12月22日,他上书给国家体委说:“当前对武术的继承、批判、发展问题,是发掘、发扬传统不够的问题,还应该首先着重发掘传统、保护传统,……对各流派如果不懂装懂地篡改、创选,决不是正确的对待遗产的态度。武术套路遗产和戏曲剧目的遗产不同,武术本身没有阶级性,剧目内容本身有阶级性。因此,要扬弃较多的是剧目遗产而不是武术套路遗产。武术各流派的“百花齐放”有利于吸收创造,有利于武术的繁荣。”1965年12月6日,顾留馨在给国家体委《武术运动项目方向性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中,批评了体委:“多年来的武术,在武术科个别同志的指导下,仅向表演艺术性,医疗保健性方面发展,在单纯的体育观点下,武术失去了技击性的特点,甚至以反对“唯技击论”来扼杀武术的特点”。并提出要“积极地发掘、提炼武术中各流派的技击性动作和训练方法”。他明确指出:“在普及的群众性的武术锻炼中,除了增强体质的作用,也应强调技击作用,武术的技击性与体育性,表演艺术性,医疗保健性是统一的,没有技击性的核心作用,后三者的效果将大为减弱,并且不成其为武术”。

  尽管顾留馨是党内高级干部,对事业忠心耿耿,但他一次次向体委上书,批评体委的武术路线方针,这在高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斗争的目标终于指向了顾留馨。“贺总打电话指示体育报说,武术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海体育宫烂了”。“但是荣高棠、李凯亭认为不能提到阶级斗争上去,认为是学术讨论,于是想煞车”。“体育报副刊编辑组长周祖西说,他总在怀疑,此文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如此上纲,搞得这么大,他也怀疑内中有文章”。但上级领导的意图必须贯彻执行的,秦笃训“认为《太极拳研究》问题严重,是一棵大毒草”。黄中曾说,“武术书问题很大,要作批判”,内有“河南地主阶级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情况”。荣高棠执行高层意图,也提出了批评说“把缠丝劲吹的神乎其神,吓唬人。认为说得太玄虚,什么阴不离阳,阳不离阴,……插图也好像用铁丝将人捆起来似的,很不好”“报社出的武术书宣传封建迷信,为封建地主宣传,问题很大,应组织批判,报社要抓紧”,荣又当众批评“武术书的问题严重,为反动的地主阶级树碑立传,必须进行批判”“作者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毒害人民等”。体育报编辑李凯亭回顾说:“我也有私心怕牵连到报社,怕搞错了不好办。所以一拖再拖,延压了一年多的时间,未抓紧发出”。

  上海市体委主要研究《体育报》寄来的点名批判顾的稿样。杜前说:“北京决定点顾的名,上海体委不能落后,要求科研所起草批判顾,登《文汇报》。但体育宫对顾的问题揭发不力,顾放了多少毒,要在会上揭发。”上海“体育宫群众认为顾不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件,开了两次座谈会,找不出顾有大的问题。顾是不够反党条件的”。邱学友说:“体育宫群众对于顾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没有印象的”。

  高压之下,1964年12月15日,顾留馨信中“检查”:“当时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阶级观点薄弱,是以封建宗法宗族谱来反封建、反迷信,特别是陈仲甡这一代与太平军作战过,为满清皇朝效忠对抗农民军”“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认为是反封建、反迷信,宣传太极拳的真实历史呢!吸取教训,历史分析,不能丢掉阶级分析的武器,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七、大辩论使武术跌入寒冬

  搞政治斗争李天骥赢了,中国武术体操化进入了繁荣辉煌时代,他的养生操引得无数老头老太尽折腰,全世界也被优美抒情太极舞所醉倒,这是他的成就;而顾留馨遭受打击,中国传统武术跟着灰头土脸,跌入了衰退时期。

  全国太极拳大辩论造了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就是给武术界带来萧条肃杀的寒冬。当年,传统武术成了封建旧文化的代名词,十年动乱开始,传统武术遭受冷落,只得残存在民间。体育宫的武术队宣布解散,专业运动员分配下工厂当工人。传统武术不能宣传,传统武术无人再敢挖掘、整理,武术著作不能讲技击,条条框框使作者和编辑都谨小慎微、诚恐诚惶,生怕不经意触犯阶级斗争的高压线,顾留馨倒霉的遭遇就是榜样。

  顾留馨是党员高干,身上曾经有过许多光环。他曾经受命去越南教胡志明太极拳;后来又进中南海教中央首长习练太极拳;他为提倡太极拳事业,请来主席最高指示,保护了太极拳的延续,他功德无量;他勤奋著作,著作等身,弘扬了太极文化。但是,他不合时宜,跟不上阶级斗争的形势,竟被一场缠丝劲的大辩论,搞得人仰马翻,甚至他死后还在受到不公正的诽谤,遭受一些文化流氓的诋毁。这样下去,中国还有谁再敢搞太极拳的研究?

  自太极拳大辩论之后,传统武术一时失声,安全出版武术书籍已经成了武术研究者与编辑们的奢望。中国武术何来繁荣兴旺?中国武术真正的出路在哪里?眼前一片迷茫。

  八、中国武术艰难蹒跚前行

  “九一三”事件后,武术有了喘息的生机。国家体委人员逐渐离开山西干校,回到原有岗位。正当我们内部陷入动乱,中国武术被迫冬眠的时候,海外却兴起太极拳的热潮,不仅东南亚如此,连欧美也随中美建交,跟着刮起学习太极拳热潮,原有的武术书籍在海外成为热门货。顾留馨编写的《怎样练习太极拳》《杨式太极拳》《陈式太极拳》十分抢手。顾留馨那本在大陆被禁停的《怎样练习太极拳》,居然在香港一书难求,原价0.21元,黑市价竟然卖到100元,而且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陈式太极拳》也出现大量的盗版。海外对太极拳喜好和对太极拳书的迫切需求的消息,唤醒了一些作者和编辑的希望。他们跃跃欲试,有的打报告给体委,要求重新恢复太极拳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有的直接约顾留馨修改再版武术书籍。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经历太极拳缠丝劲的大辩论后,仍然心有余悸。

  1972年下半年,上海出版社决定约顾留馨修订再版。1973年1月27日,阎海却提醒顾留馨,“关于你在上海出书事,很可能那些人还会吹毛求疵。这是我的顾虑。能出也好,文化大革命后出书本身就能说明好多问题。您那本书,过去遭毛、李二位严厉指责。据我所知指责的重点是你对简太的拳理要领说明,不符合国家体委‘精神’”。阎海能冷眼客观地道出大辩论背后的实质。

  顾留馨《怎样练习太极拳》终于重新再版了,顾留馨在动乱的磨难中,又看到一丝希望,他坚信中国武术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1973年10月28日,阎海在信中说:“我从上海回来后,写了个专门的报告(反映国际上如日、美、法、越南等国太极拳开展情况等),王猛在三天内就批回来,要求考虑。终因武术科拿不出个继承武术的方针,至今按兵不动,上下都怕犯错误,只等武术科拿出主意。毫无办法!现在只出些什么初级刀、初级棍(竞赛套路)之类书,继承传统套路的事不敢碰。这也是怕字当头的表现。只好耐心等等”。1974年5月12日,阎海向体委“汇报反映了关于太极拳的所有情况,特别是太极拳在国外盛行及出版等问题。领导听了后令我总结成书面材料.最近王猛主任批下来了。内容大致是这样:应该在国内大力宣传太极拳,并多出刊些书籍。不知在宣传和出书方面有什么困难……。看来,王猛主任是重视了”。

  1975年2月18日,在北京的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向顾留馨发出公函: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对太极拳的需要,聘请顾留馨对《陈、杨、吴、武、孙》五式太极拳和《太极拳研究》六本书,加以删节、修订、改写、改图,然后合为一本出版……”。

  树欲静而风不止,重新出版武术书籍,有些人仍然不高兴。1975年10月23日,阎海函告顾留馨,“五式太极拳引起了武术科的注意,有人出面提出问题,经过我们耐心解释和交换意见,已无意见了。那人是受了某人所使。某人者尽人所知,但只能吹风而已,已成不了气候,现在已风平浪静。……这次吹风,坏事变成了好事,免得出书后他兴风作浪”

  1975年12月23日,“《保健按摩》十五年来印了二百万册,但也有个别人来函说是大毒草,信分发给《人民日报》、《红旗》、《体育报》。可怕!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怕风浪,请群众评议吧!不过,闻者足戒,敲我一下,也好!请你们也注意”。

  1976年10月4日,阎海信说“北京城区太极拳辅导站可能在李天骥授意下写了一篇文章(张x华执笔),内不指名地批武术科出的88式那本书后附了古拳谱,批64年出的《太极拳研究》和74年上海出的《怎样练习太极拳》书中的问题。……我逐条反驳了。最后我建议:印三百份,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辩论后再发表,现在发表,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像缠丝劲之争一样,结果缠丝劲还是存在”。

  从上面的信件中接以看出,那场大辩论产生的阴影依然存在,一方面仍有人企图从武术书中挑骨头,兴风作浪,充当武术“革命派”;另一方面,作者、编辑、社方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出版武术书籍,生怕被人上纲上线,遭受无妄之灾。

  出版社编辑为了保护自己,强调作者的书稿一定要“时时想着工农兵的需要和可能写稿”,而且规定写好的书稿,一定要请几个代表工农兵的业余爱好者,开个座谈会,读给他们听,让工农兵能听得懂,然后,记录稿让工农兵代表签名。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出版的安全,少些政治风险,多些政治保障。出版社还提醒作者要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出现一些容易受人挑剔的文字,如:“‘古人说’‘拳论说’等词儿,不要用。这会授人以话柄,说:这是越古越好,今不如昔……”等等,“多绕过些弯道,少碰些暗礁为好”。大辩论吓怕了许多人,上海体委回复人民体育出版社:“关于召开座谈会听取工农兵意见事,市体委政宣组负责人说:如要开,由您社来人召开,或来公函委托这里召开”,互相推诿,以明责任。

  从上引用的零星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自太极拳缠丝劲大辩论之后,尤其在十年动乱中,国内出版一本研究传统武术的书,是何等的困难艰辛。而且即使能出版的书,也不能谈技击。当海外吹起太极拳的热风,这里却乍暖还寒,阴霾重重,在这种气氛下,武术还能提高吗?武术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九、武术又迎来萌动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及中日建交等利好的形势,中国武术也逐渐从寒冬中苏醒过来。1977年11月5-11日,顾留馨随同上海市篮球队去日本讲学,宣传中国太极拳,受到日本民众热捧。1980年9月18-28日,顾留馨又一次接受邀请去日本,向日本太极拳界介绍了太极拳的历史,介绍中国太极拳的流派,引得日本访问团蜂拥而来,日本太极拳友好访中团,一个接着一个前来朝圣。八十年代初,顾留馨不断接到日本、瑞士等友人来信,要求顾留馨教授或推荐老师,学习太极拳,尤其很想学当时少见的陈式太极拳。1981年,藤松英一等人发起成立以顾留馨为师的“桃果会”,专门研习太极拳。1981年3月,全日本太极拳协会,专门发函说:“日本群众想出版容易懂的陈式书,要请顾老师指导”。园田直,三浦英夫,中野春美等提出要与顾留馨合作翻译他的武术著作,以便让日本群太极拳爱好者学习。顾留馨也被全日本太极拳联盟、日本《武术》杂志等团体,聘请为顾问。海外的武术热,倒逼了国内对自己武术的重视,真正把太极拳当国宝。

  1981年3月初,国家体委荣高棠副主任专程来到上海,他约见顾留馨,听取顾留馨谈武术问题的意见,足足听了二天,并嘱咐顾留馨“写出书面的种种看法”。荣高棠的诚心感动了顾留馨,顾在信中写道:“荣副主任要扭转武术发展方向的决心很大,对武术要求百花齐放,要求挖掘各拳种的特长,要求练出真功夫,不能让遗产湮没。将来要让外国学习中国武术(真的,不是花的、假的)的决心又是大的。问题在要全面考虑,妥善安排(化解)已形成一股力量的阻力”。之后,荣高棠聘请顾留馨参加《中国体育大百科全书-武术卷》的编写工作。经过对文革的考验,顾留馨的武学思想,以及他的武术史观被国家体委所接受,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官方主流观点。

  但由于惯性作用,武术发展的阻力依然存在。八十年代初,高层对武术的去留仍然有着种种争议。1982年,打算撤销体委武术部门的编制,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作为告别武术的“最后晚餐”。像丁金友等各省市的高级武术队教练,都已接到通知:年满45岁的教练员将全部退休,45岁以下的转业。中国武术到了“关门大吉”的关头。但金庸的武侠风与日本等海外的武术热潮不断冲击国内,香港拍摄了电影《少林寺》,更是刮起一阵阵狂热的武术风。也幸亏当时主要领导人开明,最后拍板决定保留武术部门,中国武术也总算得以苟且残喘。可惜的是,当年一些真正有功夫的老武术家相继在文革中去世,武术出现断层,总体实力远远不如从前。

  1982年春,顾留馨主持召开中日太极拳交流活动,他急于要把太极拳五大门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日本太极拳界,他推出了洪均生、张玉、冯志强、姚继祖、吴英华、马岳梁等武术家。但由于武术人才的断层,他只得把一些名家后人拔苗助长,出现以陈小旺等为代表一批的新生代。于是80年代,中国武术不再拼实力,进入了“拼爹拼祖宗”的时代,这使许多有野心的人有机可乘,也是造成今天武术界乱像丛生的一个原因。

  总之,当下中国武术存在的种种问题,根子可以追溯到1955年、追溯到1964年的那场大辩论,以及那场十年动乱,经过几番折腾,武术被彻底阉割、异化、衰退。可叹可悲,中国武术虽然表面繁华热闹,实质则大不如从前,中国武术风光不再,永远也不可能回复过去时代!

  十、研究“太极拳大辩论”的感言

  1964年的那场太极拳缠丝劲的大辩论,确实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但是,我研究它,不是为了嘲笑,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思考中国武术的现在与未来。

  大辩论在表象看是李天骥与顾留馨的意气之争,实质是有关中国武术发展方向,以及武术工作的方向路线问题的争论。李天骥认为武术有阶级性,武术要革命化,而革命化就是简化、体操化,以为武术体操化才能普及,他强调了武术操的医疗保健作用。顾留馨认为武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要“推陈出新”,必须在继承好传统的基础上提高、创新;武术必须恢复、保持技击功能,技击是武术文化的核心。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要挖掘、保护、继承、创新。而当时的背景,是国家体委提倡武术体操化和武术反技击论。

  太极拳大辩论引发了人们对太极拳理论研究的兴趣,人们不管谁对谁错,关心的是,太极拳如何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来掌握技击技术。如果这场大辩论能按照学术精神健康的进行,那必定会对武术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但在那是个大反武术“技击论”年代,学术研究被上纲为路线斗争,使武术本质性的、核心,得不到深入的讨论、研究。又在大破“四旧”的狂潮中,武术被当作旧文化而受到摧残。

  六十多年来,国家体委推广全民健身的太极操本意是好的,但采取行政手段打压传统武术、阉割武术,推行武术体操化,并且把学术争论当作政治斗争,使传统武术和文化都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武术的衰退。这是惨痛的教训,应该深刻反思与纠正。

  文化则是民族的“基因”,武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此,武术必须保持它特有的文化,不能全盘体操化,以至丧失自身文化。武术作为传统文化,应该好好地继承发展,不能随意体操化、舞蹈化。而传统武术也必须不断革新,“推陈出新”适应当今时代,才会有强健的生命力。因此,为了普及武术可以简化动作,但不能简化文化,不能丢弃技击。

  太极操是全民健身的体育运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武术体操与传统武术,两者可以共同发展,不是互相排斥、打压。但是“拳”与“操”都需要清晰的正名,操归操、拳归拳,不能将“操”叫作“拳”,混乱了概念,影响对文化的认同,以至让假武术驱逐了真武术。那些单纯为养生娱乐,没有技击防卫功能的肢体运动,应该都称作“操”,如“24式、88式等太极操”“梁祝太极舞”等等;只有具有技击防卫功能,又能强身健身的传统训练方式,才可称作为“拳”。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我们对武术的认知也应该如此,要认真研究武术的历史,认识过去,汲取教训,才能切实把握好当下的武术,正确规划好武术的未来,使中华武术健康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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