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说到底是中国人的故事”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资料图片）

　　北辛安曾是北京长安街西延线上最大的城乡结合部，也是石景山区最复杂的棚户改造区。图为2021年3月，已经住进宽敞明亮新居的棚改居民来到北辛安记忆陈列馆参观，感受生活的变迁与发展，幸福感油然而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月1日，年度大剧《人世间》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收官。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由李路执导并担任总制片人，王海鸰、王大鸥编剧，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领衔主演。开播以来，该剧创下央视一套近5年收视新高。很多观众表示，“这是近些年来不忍心、也没办法倍速看的电视剧”“我真想待在这部剧里不出来了”。

　　《人世间》以东北平民社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近半个世纪的命运际遇为主线，展现了196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在传播日益分众化、个性化的新媒体时代，一部主旋律题材作品缘何能撬动各个年龄层观众的追剧热情？为何说剧中呈现的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记者专访了梁晓声、李路。

　　剧里除了男女主角，还有一个无声无形的“人物”，那就是时代

　　问：什么因素促使您创作《人世间》这样一部作品？

　　梁晓声：《人世间》最初的构思，是基于个人情愫。我的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每隔几年回家一次。我年少时和父亲见面很少，写这本书是想弥补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总觉得要用文字致敬他们那一代工人。还有一种情愫是，后来我和大弟弟下乡了，家里由于哥哥患病，小弟弟承担的家庭负担更重。这些留在城市普通家庭的青年，在文学艺术的画廊里几乎是缺失的。另外，剧中的“光字片”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虽然那里的居住环境是逼仄而狭小的，但是那些父母依旧培养出来品性良好的一代青年。

　　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创作《人世间》，我希望把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好多年轻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单元楼里，其实在室内用卫生间也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我很长时间就是住在筒子楼里使用公共卫生间。电视剧里，除了男女主角，还有一个无声无形的“人物”，那就是时代本身。时代本身的变化，构成了周家三兄妹命运沉浮的背景。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李路：拍一部以工人群体为主体，继而辐射社会各个阶层、近50年中国社会众生相的电视剧，是我的夙愿。2018年，我偶然读到梁晓声老师的新作《人世间》。这是一部厚重的当代中国百姓生活的奋斗史，融入了作者多年沉淀的故事和思考。这部长卷勾起了我的创作热情。

　　透过岁月的回望最有力量。电视剧从1969年上山下乡开始拍起，近50年的时间跨度，正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这是让世界为之惊叹的5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50年。如果没有有分量的电视剧或文学作品来总结和记录，会是多么大的文化缺失？《人世间》展示了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有责任展现这个时代，讴歌这个时代。

　　讲好中国故事，说到底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

　　问：《人世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该剧何以能撬动各个年龄层观众的热情？

　　李路：早在前期策划阶段，我就相信《人世间》一定会引发关注。原因很简单，这部剧写的是人生百味，是真正的直抵人心。当前10集剧本出来后，我告诉自己“成了”。这种量级的作品，以平凡人几十年的生活跨度，展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变化，一代代人成长、成熟、老去，一定会唤起大家的时代记忆。

　　拍摄《人世间》，我们试图通过一批终其一生都很普通的人的命运去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们应该坚守什么。当然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去教化。当你试图去教化谁时，往往事与愿违。我常和团队说，不要把一部电视剧仅仅当作一部剧来拍，我们要润物无声地传递思想，让作品直抵人心、引发观众热议和思考，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要说突破，我个人认为，这部剧通过近50年的历史纵深，整合了现实主义题材的优势，把工农兵学商各类人群集中展现在一部剧里，通过平凡人的故事辐射了社会的各个层级和角落。这既是这部剧的特点，也是它在收视上突破圈层的重要原因。全剧以周秉昆及周家这个“光字片”的百姓阶层为切入口，延伸到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各个层面。观众很容易找到对应的影子，很多90后、00后被拉回到电视机前跟父母一起追剧。 

　　梁晓声：我没有料到这部剧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在写书时还是很累的，但更多是体力上的累，里头的人物情节于我并不困难。我的家人、同学和战友大多都是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儿女，平常我极为关注亲友们生活状态的改变。当我动笔写作时，活生生的情节扑面而来，我只不过是加以选择而已。小说的两位责编李师东和李钊平，在书稿创作出版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大的智慧和心血。

　　讲好中国故事，说到底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我们从不缺乏优秀中华儿女的好故事。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我们成功塑造了历史先贤的形象，塑造了近代以来为国家找出路的仁人志士的形象，塑造了战斗英雄的形象。不过，最普通最平凡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缺点的群众人物，如《人世间》中的周秉昆，把他们作为主角塑造在荧屏上则相对少些。《人世间》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人民性，说到底，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日常、人民的感观

　　问：有评价称《人世间》这部剧最大的特点是拍出了人民性，您对此怎么看？

　　李路：无论是“人世间”，还是“人民性”，乍一听，都是无比宏大的词。越是如此，越要从小切口去阐释。人民性，说到底，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日常、人民的感观。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人民性的体现。

　　我觉得写人一定是所有影视作品永远经久不衰的主题，必须刻画人，而且一定是深刻地而不是流于表面地去刻画，去展现人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故事下的状态。从创作角度讲，平实叙事是我们追求的。男一号周秉昆就是平民英雄，有成功、有喜悦、有困惑、有苦难，最后得到善终。我是希望拿热腾腾的故事、热血的男女老少来把平实的故事娓娓道来地讲给观众听。现在缺少这些平视的电视剧，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就是平视，这一点非常重要。

　　梁晓声：文艺作品不可能真正把“人民”二字在数量上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有14亿多人口。比如拍渡江战役，只能通过一定数量的人来代表人民。这部剧也只能通过“光字片”的一些人，再具体一点，通过六小君子和身后的六个家庭，以及周边辐射联系起来的一些人物来体现人民性。当“光字片”的这群人都住进了楼房，全中国许多城市基本都消除了棚户区。这里涉及艺术规律上的“典型和普遍”的关系问题，一个人物形象能够代表较大多数就具有了典型性。在剧中，从周秉昆所代表的民间大众身上，能够看到中华儿女的坚韧不拔。他们像水成岩一样，一层层结构成中华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坚固的地壳，我们一切的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比如剧中的下岗时期，我们看到工人兄弟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俯下身去，让中国工业转型的车轮从他们的脊背上缓缓驶过。

　　回望历史，我们通过文学影视作品把人民中一部分人所经历的困难呈现出来，展现他们的坚韧性，实际上是在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国家观照的目光，就是国家没有忘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努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系列目标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

　　问：《人世间》里也出现了不少干部角色，尤其是周秉义的“不近人情”，让人觉得似乎过于理想。这些干部形象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有何启示？

　　李路：我制作的电视剧里不乏干部角色，并且这些干部都会对当下的现实有所观照、有所呼应。有人说，不相信有周秉义这样大公无私的干部。其实，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大量存在，可能他们没有直接接触到。剧中，春燕出了事，曹德宝想找周秉义帮忙，郑娟并不赞成。连她都深知周秉义的为人，就算是亲弟弟的事，也不会突破底线。还有一次，孙赶超被鞋厂骗了钱，周秉昆想求大哥帮忙，又兜圈子开不了口，周秉义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让他别说过程、“说事”。虽然钱不多，他还是托老姚帮忙讨回了钱。其实，周秉义帮的不是弟弟，而是群众。他绝不是铁石心肠、没有人情味的机器人。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他愿意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也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这两处情节看似相似，结果却大相径庭，对我们的干部、干部家属或能有所启示。我理解，让领导干部一点人情味儿没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但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何界定其中的“度”，要求领导干部心里必须有杆公平正义的秤。

　　正因为有了以周秉义为代表的人民公仆的担当与进取，有了以周秉昆为代表的普通百姓的隐忍与坚强，才有今天中国的兴盛

　　问：《人世间》所呈现的，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中华文化是家国文化，家国思想根深蒂固，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可否结合剧作谈谈您的理解？

　　李路：周秉义的“义”，是一心为大家、为国家；周秉昆的“昆”，有“多”的意思，也有“兄弟”的意思，他就是一心为小家的普通人中的一分子。这种家国情怀，早在小说中就通过人物的姓名、身份布局好了。拍摄时，我们把这种家国情怀提炼得更具体、更温暖、更真情。正因为有了以周秉义为代表的人民公仆的担当与进取，有了以周秉昆为代表的普通百姓的隐忍与坚强，才有今天中国的兴盛。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部剧讲的是家事，但也折射出大国变迁。当我们把近50年的重大事件变成时代背景融入到一个个“小故事”里，不难发现，国家的发展强大正是无数个小家、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没有国家，哪有小家？没有这些小家的组合，哪有伟大的国家？没有和平的年代，何来幸福的生活？

　　梁晓声：关于做人做事，古人留下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本是古代圣贤对读书人的总结，实际上在民间也存在，民间有相当稳定的固守的判断人格的标准。那么在秉昆身上他更多体现了民间的特点，比如抱团取暖、珍视友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品质要求。对于秉义来说，他是国家干部，他所承担的不是秉昆所能承担的，他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一个层级。通过这兄弟俩，我们把为家为国贡献个人能力结合起来，什么人干什么事。秉昆就做好“秉昆们”的事，秉义就做好“秉义们”的事，并且要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可否谈谈您的理解。

　　李路：不仅仅是新年贺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都是从百姓民生的细微角度切入思考，既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心百姓小事。只有群众关心的无数小事做好了，民生才会有所改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才会衷心拥护党热爱党，国家才能在一个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大氛围下继续抓好经济建设。比如脱贫攻坚、共同富裕，这些都是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成果，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梁晓声：所谓人民，就是具体的千家万户，归根结底是具体的一家一户。习近平总书记到各地调研考察，总是会走家访户。他还曾看望出租车司机和快递小哥。这些人像极了周秉昆这些人物，他们平凡而普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各级党员干部来说，千家万户是具体的，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领导干部要接触他们、关注他们，代表党组织关注千家万户。

　　这句话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另外一句话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一个政党，特殊就特殊在其对于人民大众的责任是一种无限责任，而人民大众也习惯了对党在方方面面都有要求有期待。包括住房问题、养老问题、入托问题、上学问题。关于民生的一切方面，都由执政党考虑到了，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非比寻常。这也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经历了那些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始终衷心拥护共产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