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烈士传》：飒爽英姿的抗日“三姑娘”

　　《新华社烈士传》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编 新华出版社

　　叶邦瑾在1940年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入党年龄可以提前)，成为一名出色的抗日女战士。她的事迹与广为流传的刘胡兰相似，她是一位江苏的“胡兰子”。

　　她太年轻了，又牺牲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之中，留下的文字和其他遗物极少。后来发现她的一份初二语文试卷，纸虽发黄，墨迹依旧，从中可以看出14岁时叶邦瑾的思想倾向、品格和学识，多少了解她为什么15岁时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这份油印的“初二第一次国文临时测验”试卷，时间当是1939年秋或冬，初二上半学期进行的。右上角端端正正地写着“叶邦瑾”三个繁体字姓名，学号是162，教师的评分为98分。卷面上有解释、默写、问答三类题共18个。叶邦瑾全用毛笔小楷写，间有行书，已相当流畅秀美。

　　在“解释”类题中，叶邦瑾对“韦编”的书答是：“古时无纸，以竹简为编，用韦(皮)缀之，故曰‘韦编’。”对“林薄”的解释是：“林即树林，薄即草丛生之处，林薄即草木之间的意思。”对“德隆望尊”答曰：“即德行很高，名望很大。”在“烨然若神人”后她答道：“即形容衣服很有光彩，如神人一样。”

　　十道解释题全部答得正确无误，整个卷子也都如此，没有一个错别字。可见叶邦瑾的知识基础、文字功底已相当地好。

　　在问答题中，可以看出叶邦瑾的思想认识非同一般，抄录几条如下：

　　问：“什么是人生派?何人可为代表?”

　　答：“人生派又称人生艺术派，认艺术之目的在于人生，主张文艺须有利于社会，有益于道德。托尔斯泰可以为代表。”

　　问：“文艺的真功用是什么?”

　　答：“文艺的功用是无用之用，它关涉于全人生，是全的功用，综合的功用，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了来说。它的真功用在给人以新意义，新趣味，教人以自然人生的观察法，从自然人生中去领略新意义和新趣味，能把人从厌倦的生活中救出于清新的风光之中。再进一层来说，它是人类生活的滋养料，是教示人生活的良师，有了文艺我们可以扩张乐悦和同情理解的范围，可以使自我觉醒。使人知道人生的秘奥，再以此为活力，从种种方面表出人的价值。”(对这一回答，老师给了最高评价：双圈)

　　问：“文艺作家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答：“文艺作家有着常人没有的敏感，对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一切进步的第一声往往由文艺作家喊出，然后由哲学家加以研究，政治家加以改革，终于造成实际的真相。”

　　这个回答涉及了政治改革，讲得相当深了，简直不能相信是一个14岁的小镇姑娘所写，但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没有“开卷”考试。叶邦瑾还列举了郑板桥的诗、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看来，这些书她都是读过的。

　　这就是1939年一位14岁的女学生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一份难得的历史答卷。

　　叶邦瑾1925年7月8日出生于如皋县掘港镇(现属如东县)。那是临近黄海的一个小镇，南边接近南通，再过长江离上海也不算太远。叶邦瑾的祖父叶永勤，当过清朝末年的秀才，精通古文，擅长书法，在小镇上颇有名气。父亲叶仲白，在县城中学当教师，母亲胡志成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也当过教员。叶邦瑾在兄弟姐妹6人中，排行第四。因孩子多，母亲后来不再教书，专事家务，使叶邦瑾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在五六岁时就有师范毕业的母亲教她学习，7岁进县立掘港小学，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1938年考入掘港中学，她就立志要投身革命。而要在革命中发挥作用，就要奋发学习。她在一盏煤油灯下学习，常学得很晚很晚，有时学着学着就睡着了。十一二月天气冷了，母亲坐在旁边陪着她，喊醒她上床睡，她是不愿意的，醒了仍继续做作业。母亲希望她多睡一会儿，又怕她冷，就用棉衣给她盖着，陪着她。叶邦瑾顽强学习，中学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是当地的一名小才女。

　　在高小、初中时，叶邦瑾超常地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她二哥叶邦泉从外地带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书大都是国民党查禁的。叶邦泉就把书藏在当地有些名气的老夫子祖父留下的一间书房里，用古旧书籍封面包装着。保长来查看，叶仲白说：“这都是古书，秀才看的。”保长就走了。每到放学后，叶邦瑾就钻进祖父的书房，偷看这些进步书籍。在寒暑假里更是一本本地读，忘了外出玩耍。这些书籍使叶邦瑾大大开阔了视野。在《西行漫记》中，她惊异地得知，有一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着传奇式的战斗。而《大众哲学》为她启开了探索革命真理的大门。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的烽火在全国进一步燃起，在偏僻的掘港小镇，叶邦瑾也满怀爱国热情，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和抗日文艺节目的演出，成为一名活跃的抗日小姑娘。演出后的整理道具、服装等琐事，叶邦瑾都勤快地抢着做。她常说：“麻烦的事我来干。”表现出一种热心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同学们夸她是“小管家”。

　　1940年10月，新四军到达掘港。叶邦瑾和亲人、同学一起欢迎人民的军队。在《西行漫记》等书刊中，她已经知道延安和红军，她向往延安，一心想当一名红军。现在新四军真的到了眼前，她自然高兴非凡。叶邦瑾特别羡慕新四军里的女同志，有机会就去找她们，和她们手拉手说话，心心相印。驻掘港的新四军民运工作队也很快发现，并逐步了解了这位特别的小姑娘。两个月后，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叶邦瑾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她同时入党的还有一位初三的女同学。她们在入党后兴奋不已，踏着小镇的月光散步，互相勉励，表述投身革命的信念。此后叶邦瑾参加了新四军的民运宣传工作，从此投身革命的解放事业。她姐姐叶邦瑜、二哥叶邦泉也先后加入了新四军。

　　1941年春天，日本侵略军占领掘港，这个偏僻小镇成为沦陷区。新四军和如皋县党政机关决定转移到农村去。作为新党员的叶邦瑾也报告要求转移到农村去做民运工作。父母看她还不到16岁，劝她不要去，或半年后初中毕业了再去。但叶邦瑾说服了父母，打起背包，离开双亲，踏上了转移的征途。

　　在如皋县一个叫丰利的农村地区，叶邦瑾成为民运工作的骨干，干得很出色。后来又以“三姑娘”的代号，活跃在艰险的抗日第一线。(本文节选自《新华社烈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