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为时代放歌

　　杜学文文学评论集《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从审美的角度探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文学创作问题，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切入，看现实创作是如何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该评论集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其一，强调了“文学对于时代的责任”;其二，突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这一“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通观全书，中国，时代，两大主题词一以贯之。

　　“文学良好生态的标志在基层”，这既是附录的标题，也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对于“那些生活在基层，但是仍然痴心不改，坚持创作的人们”，作者充满敬意。《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做主场的时候了!》一文，深情讲述了作者“无意中”的一大“发现”：“一个非常偏僻的县城”，“出版了一套由该县十位作家创作的文学丛书”。这十位作家的创作，“没有名，没有利，甚至也没有可以满足虚荣心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创作，是一种对文学的真正的爱”。其中一位，“身体患有严重疾病”，“不能行走，不能自理，甚至不方便出门”，于是，“文学，成为他在病痛中战胜痛苦、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他以自己的作品透露出“对生活的乐观”。书中反复提及这一发现，为自身的理论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研究，有静态，也有动态。静态研究，往往忽略研究对象与相关事物的联系，在特定时空中将它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说白了，就是“就事论事”。动态研究，则充分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事物建立在“运动中”的普遍联系，在开放的时空中，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因其系统精辟而具有穿透力。该评论集正是以动态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比如，《伟大时代的大国文学》一文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然后转入对文学价值的探讨，最后联系当前实际作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的论断。《重建我们时代的美学品格》一文从创作的角度指出：“我们的艺术要更多地表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如此方能“提升作品的美学品格，增强打动人心的力量”。《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学体系》一篇从重建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文学创作与审美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实绩支撑创作，理论就是一张白纸;没有理论指点迷津，创作也将失去方向。二者如何良性互动?《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融入火热生活，表现伟大时代》等篇，从审美理论的重建到创作实践的深入，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而要解决现实问题，既要回顾历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也要放眼未来，从发展趋势中明确方向。这样贯穿“历史—现实—未来”的研究，必须具有前瞻性。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品格就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开篇，从远古论及近代，强调“转型不等于替代，重建不等于新建”;接着直面现实，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也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先发国家在话语权、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强势，导致许多人盲目模仿别人的做法，简单抛弃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审美传统”，因此，“在文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弘扬中国精神，重建中国审美范式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以下更进一步，论述如何弘扬、如何重建的问题，最后指出：“民族复兴，不仅是指经济的规模，其深层的问题是精神与文化的问题。审美，正是文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研究，唯有准确把握时代特点，才能找准突破口和着眼点。坚持人民性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点，面向人民群众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必然是大众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陷落与新生》一文从社会文化学角度解读王保忠长篇小说《甘家洼风景》，以全球化视角探讨现代化背景下“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探索开辟一条更加尊重人、关心人的成长与进步的发展道路”，以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从而揭示王著的意义，在于“以生动的心理揭示警醒我们，农村、农民的物质世界与精神欲求”。《文学应该怎样给人以温暖——兼谈小岸的小说》一文，由小岸作品说开去，揭示其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它表达的情感体验和蕴含的价值选择，由此判断它的社会意义。读着这些基于强烈共鸣产生的文字，怎么能不产生更为强烈的共鸣?感人的作品是面向大众的，感人的评论同样是面向大众的。

　　响应时代呼唤、回应社会急需的理论表达的穿透力，立足现实回望历史并眺望未来的理论启迪的前瞻性，紧扣时代特点、贴近民情民心的研究方向的大众化……文学评论集《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奏响新时代文学评论的强音——从中国出发，为时代放歌!(华彤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