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代京官的记账单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士大夫的动向和思潮，既反映了社会现状也反映了未来社会的走向。学者将针对士大夫的研究聚焦于某特定时期下，比如某一官员的一生，这样往往能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当时整个社会的侧面。
《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张德昌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清朝末期士大夫阶层中的京官群体，反映了时局下整个首都的人情风貌。京官，一般指为官于京城中人，既包括科举出身的翰詹科道以及各部院司堂官，也包括靠捐纳留在京城中分发各部院的小京官。他们中既有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也有混进士大夫阶层的投机者。他们组成了在京城百姓之上、皇族之下的一个个特殊圈层。
清末著名清流官僚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以及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这几部记载详细的日记，为后人研究晚清官员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比如后人编辑的《越缦堂诗话》《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等大部分材料都取材于《越缦堂日记》。而由学者张德昌整理编写的这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则是将日记中，李慈铭三十余年的实际收入与支出详细整理，并辅以其他参考资料，通过李慈铭的一生了解清末时期京官的财政收入、社会生活、工作详情等，了解大变局下的官员生活。
李慈铭的仕途经历与当时大多数京官的仕途几乎无二，他原本由捐途出身，家中变卖田产为他捐得户部郎中一职，但经波折又让李慈铭横出一笔钱财才得补京官之缺。能够靠捐途入京官，一般认为捐者家境肯定殷实富足，但李慈铭则有些赌博性质，为了重新光耀李家几乎倾家荡产来京做官，这也让他对于京城的官场生活增添了现实的动机。
京官的贫穷在清朝是个不争的事实，相比较外省官员，京官限制很多，开销还大。京官的生活靠合法的与非法的陋规，靠捐纳人员的印结银，靠外省官员剥削人民的残脂残膏来补足京官的收入。在士大夫的阶层中贫穷并不耻辱，甚至认为穷乃君子本质，因此这些京官在精神上自有满足之法。但现实仍旧难以抵御贫穷，由此产生了士大夫阶层对金钱与自我价值上的割裂，一方面鄙视金钱，愿被他人尤其是百姓视为贫穷清廉，另一方面对金钱又有着无尽的渴望，越是经历窘境越是对金钱有着奢望，造就出了一副副虚伪的面孔。
京官经济的窘迫在李慈铭所记中让人诧异。以李慈铭本人为例，他作为京官中的小官，经常穷得难以开火做饭，也经常把身边衣物典当而久久不能赎回。有些官员虽身为有头有脸的京官，向钱铺借钱却经常不能按时还钱。作者以李慈铭的收入及开销做了对比，在书中一项项表格中我们能看到，京官的官职收入远远在一般生活费用水平之上。如果仅以此来看，京官相比较京城百姓收入可以说是不菲，维持基本生活绰绰有余。但京官为什么如此贫穷?这主要归咎于京官的官场陋习以及京官的生活方式。
张德昌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致使京官贫穷的诸多因素。北京各部院衙门有种不成文的传统习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要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都要送红包、门茶，而对于本衙门中的各种茶房、皂吏等小角色都要按节犒赏，对于传达消息的仆役更要有奖赏，这些日常工作开支都要京官自己承担。在李慈铭的生活中，就曾有过在北京严冬时节不得不把自己的皮袄送到当铺换些银两，用于给衙门的仆役以皮袄赏的事。官员当掉自己的皮袄为了给干活的人买皮袄，这种奇怪的事，在清朝，在京城并不奇怪，而且仆役也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官员为此还满腹牢骚和怨气。这种犒赏只是京官保持身份的必需形式。
京官最怕遇到嫁娶、生子、寿宴、丧吊等事，这笔开支往往突然且庞大，有时京官不得不借贷来交际应酬，为此一众京官标榜自己“清流”，减少社交，实际有些人是为经济所苦恼。北京城地域广阔，在京为官又得守风气，京官出入一定要乘车。上班下班、朋友往来等都得要乘车出行，这是京官为了维持自己身份的亏本支出。在书里张德昌还写到，京官的基本衣着，朝冠朝服、靴袜朝珠等都要自己置办，这是笔大花费。有些京官，为官多年竟然自己都凑不齐衣冠，常常向人借用，这种荒唐情景在那时尤为常见。
书中张德昌将李慈铭的生活刚需一一列出，住宅、姬妾、仆役、歌郎、戏曲、冶游、宴饮等花费极大。这种生活需要十分充裕的收入才能支撑，各种敛财通路大开，京官的收入往往也入不敷出，京官经常用赊账、典当等空隙拉开自己的资金空间，常常处于西墙东补的状态。外官和京官也互相勾结，从日记中我们看到这种勾结有时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勾连，外官虽然在外地搜刮抢掠，但他们仍需要京城的人脉帮他们上下走动。而京官这边，我们在书中能看到一种朴实的想法，就是想要借京官之便得到外官的馈赠。因此，京官还专门有个消息网，得知外官到京，京官立马相互通知，联合邀请，形成了京官迎外官的风气。另外，京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晋升调任的活动空间，众多京官维持着这种交际和体面，就是为了在官场上可以左右逢迎。
京官的这种腐化奢靡的生活，仰赖于外官的补充，而外官在各地大肆地敛财致使人民受难，可以说京官的生活是建立在剥削人民的基础上。李慈铭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京官的生活与普通百姓简直是天地之别，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京官期望更多的收入，互相内卷打开了欲望的枷锁。当然也有真正清流的官员，杜绝这些败俗的官场习气，但是在众多京官眼中，他们的道德感刺伤了自己，因此不同流合污的京官，在京城中被孤立、被耻笑、被整、被设计，成为清朝官场的牺牲品。(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