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间，一部由中国文言翻译的法国小仲马长篇《茶花女遗事》面世。该书以新旧之间的古文笔意，传达出委婉曲致的异国风味，对于少见外国小说的读者，显得十分别致，因而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次翻译的成功，激发译者又先后翻译出多国作品180余部。这些作品，不仅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读者，更改变了当时人的传统观念，使小说这种体裁日渐受到人们重视。可有意思的是，这位开一代时风，后来被人称为“著名”翻译家的人物，却是一个全然不识外文的“外文盲”。

　　这位不识外文的著名翻译家，就是当时以古文驰名的作家林纾。林纾字琴南，当时人及后人多以“林琴南”称之。他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一个贫穷的农家，一家九口，靠母亲和姐姐做女红谋生。林琴南从小好学，曾一度在福州书院念书。1879年27岁时考中秀才，1882年高中举人，与后来成为溥仪伪满洲国内阁总理的书法家郑孝胥同榜。中举人之后，林琴南在科场上不再得志，1883年至1889年间曾七次进京会试均告落第，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

　　翻译为遣心中忧

　　1895年时，林琴南母亲患病去世；1897年妻子也因患肺病去世。此后的两年中，其长子、长女也患肺疾，令林琴南忧患交加。就在此时，一个使他从事翻译外国作品的契机出现了。

　　林琴南丧偶之时，朋友大都非常关心。妻子去世的第二年(1898年)，一位名为王晓斋的学人从法国巴黎归来。在与林琴南见面时，向林谈及法国作家大、小仲马父子的作品，尤对小仲马《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极力称赞。林琴南朋友魏瀚听说后，便请林琴南翻译这部著作。这其中一是对林文笔的信任，另外亦是希望借此排遣一下他数年的忧怀。对这种译述，林琴南没有把握，便极力推辞，魏瀚却再三请求，弄得林没有办法，他便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我来译述，须请我游石鼓山才行。魏瀚当时正在马江一带主持船政工程处，手中有钱有权，便慨然允诺。夏秋之间，魏瀚买了一条船，带上通晓法文的王晓斋，在逛石鼓山的同时，开始了由王晓斋口述文意，林琴南组织文句的极特别翻译工作。

　　《茶花女》一书，是法国名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它通过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今译名)由纯洁善良的农家姑娘，终于被生活所迫沦为娼妓的过程，对彼时的社会风貌进行了揭示。作者在刻画角色时，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浓烈的抒情色彩。林琴南在翻译此书时，最初的确有不负朋友好意，希望排遣心情的意思，但在翻译过程中，却随着女主人公的际遇而情不自禁起来。他的译笔虽是文言，但却极力追摹原作，将其中缠绵凄婉的情调表现得颇为充分。后来有学者指出，这其中大约与林琴南当时哀婉的心情有关，因而翻译起来，情意相同，文笔也深具追魂射魄之力。

　　该书翻译成之后，林琴南并不十分自信。在为该书写出版“小引”时，他只以百字左右简单叙述了一下翻译情景：

　　“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林纾号)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但是，该书出版后的反响却出乎译者及友人所料。《茶花女遗事》于译成的第二年(1899年)，由玉情瑶怨馆木刻印出。一时间，在读书界引起很大反响。在读书人的眼中，这文章是传统的古文，合乎自己的阅读习惯，而内容，又充满异国情调，充满了中国书籍中难见到的细腻婉曲的情节、情感描摹，这两者结合形成张力，极大地吸引、感染了读者。

　　出版成功后，林琴南才怀想起当时翻译的情景来。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言及此事：“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即晓斋)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释，矧长安逢秋，百状萧瑟。”表达出对那一段生活的难以忘怀。翻译家本人如此感受，可后来者在总体研究了其多数翻译作品后，对这部《茶花女遗事》的文字，表达了这样的认知：“在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改，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生手的林纾仿佛进行拉锯战或跷板游戏；这种忽进又退、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与林琴南后来畅达的译笔相较：“那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译笔比其它林译晦涩、生涩、‘举止羞怯’……古奥的字法、句法在这部译本里随处碰得着。”(按，此段文字引自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初期的“羞怯”探索到后来日渐自如成熟，顺理成章。

　　胸中自有小说笔

　　因翻译此书的成功而一发不可收，林琴南开始了近乎职业的翻译活动。以《茶花女遗事》打头，数十年间，林琴南先后与十数人合作展开，终于翻译各国作品180余部。这其中有许多是优秀作品。如西方著名的《伊索寓言》，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唐·吉诃德》)，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狄更斯的《孝女耐尔传》(《老古玩店》)，斯托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哈葛德的《迦茵小传》；他还翻译有数种莎士比亚的剧本，介绍了荷马的《伊利亚德》《奥德赛》，还翻译有巴尔扎克的几个短篇，托尔斯泰的几篇小说……总之，翻译国度之多，著作之广，在当时绝无仅有。

　　林琴南能翻译出大量作品，和他的文字功底扎实，又能极快落笔有关。他在文章中自述，说自己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就是当口述之人刚刚译出意思，他笔下的文字已经结束，真不可思议。他笔下太快的结果，从好处说，就是文章大都气韵贯通。他的翻译，能抓住并吸引人，情节生动，连贯一气很是重要；另一方面，他翻译的错落、误译及删节等问题，也极为显著。林琴南本人也是作家，在翻译中有时还忍不住“技痒”，“听”到作者文笔欠生动，自己便添油加醋一番，使故事情节更为细致精彩，这样的“参与”结果，甚至使后来一些能读原文者，仍愿意复习阅读林琴南的翻译，以为比读一些忠实的译本要有意思得多——虽然这谈不上翻译的正途。

　　林琴南的翻译，为中国读书人开辟了一大片新天地，因而引发很大反响。一些出版他译本的书局，也因此而大发其财。作为译者的林琴南，自然也获得了丰厚的报偿。当时的稿酬，一般较高的也就是千字两三元，但主要出版林琴南译本的商务印书馆，却开出了千字十元(当时十元，大约可买上等白粳米160斤)的高价。并且来者不拒，从不挑剔，这大约也是促使林琴南大量快译的重要因素。因为报酬收入丰厚，他的朋友陈衍甚至戏言他家为“造币厂”。

　　在当时，林琴南以他的翻译，造成极大影响。学者郑振铎曾对其翻译贡献，作了几点总结：由于林纾翻译大量小说进来，“第一……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第二，当时人认为我们不过武器等物质不及“西人”，“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由于林纾的翻译，“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

　　“第三，中国文人，对于小说向来是以‘小道’目之的，对于小说作者，也向来是看不起的……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可以说，是“林译”让后来一大批文化人或从事，或特别关注到小说这种体裁。

　　林琴南的翻译影响了一大批著名学人、作家，这贡献几乎无人可以替代。鲁迅与其二弟周作人后来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是受到林琴南翻译的影响。1932年，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这样的评价，从也是文学大家的鲁迅口中说出，分量可不一般。

　　另一文学巨匠郭沫若，第一次读林译的《迦茵小传》时感动得流泪。后来他在文章中说：“林琴南的小说，在当时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迦茵小传》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

　　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不仅早年读林琴南译的小说，后来还专门对林的翻译做了一段研究，写出了《林纾的翻译》这样的名文。他在文章中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锺书后来修习多种语文，其诱因，据文章中讲：“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这样吸引人的程度，大约是林琴南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