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诗丛》的社会学意义

　　以“坚定”命名的诗歌丛书公开出版发行后社会影响力不凡。面对这样一套具有诗学和社会学双重意蕴的丛书，诗人和评论家们自有其独到的评价；这套丛书对于山西诗歌创作的推动和促发，也必将随着时间的延续显示其深远的意义。

　　“坚定”一词，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山西诗坛的部分青年诗人的命名。首先是那个时期的一些诗人一直在急剧转型的经济社会中左冲右突，顽强坚守诗歌创作的高地，在汇集了不同经历、不同趋向、不同派别的一大批青年诗人之后，终于自觉地组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并坚持到1994年形成一本自办刊物《坚定》。它汇集了此前山西诗界的一些可能带有“自身”标记的流派，比如“北国”“东方诗人”“旭河”“超超”等。在《坚定》成型之初，是当时蛰居于古交的两位诗人宋耀珍、宋连斌首倡联合，并以“坚定”命名之，随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并延续到现在。在“坚定”旗帜的辉映下，山西的一批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诗人成为主角和中坚，并相继以作品与对诗学的研究引起全国的关注，金汝平、雷霆、赵泽亭、宋耀珍、唐晋、宁志荣、徐建宏、杨新中、宋连斌、赵孟天、吴笑冬、卢丽琳、金所军、王宏伟、吕国俊、郑凤岐等，这些名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成为“坚定”诗派较为稳定的作者。当“坚定”由一个指向单一的词语变成一个具有特殊蕴含的诗派名称时，山西诗歌的创作重心也由此发生了潜在的转移。现在我们看到的《坚定诗丛》，尽管只是其中部分人的作品，但也可以由此触摸到“坚定”诗派的某些内质，而它们大部分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并将进一步代表“坚定”诗派的创作与发展趋向。

　　《坚定诗丛》的诞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的烘托之下，经过长期的酝酿、奔突与最终组合，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全部的14位作者中，有6位属于“坚定”诗派，他们是金汝平、徐建宏、雷霆、郑凤岐、吕国俊、金所军；其余8位则分别来源于各种媒介的推荐和自愿组合。《坚定诗丛》的编辑初衷，其实源于一种众所周知的创作现实：在年龄介于30岁至40岁之间的一批青年诗人中，长期以来，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为更多的主流媒体关注，其作品也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读者更大范围的阅读，种种局限因素导致他们不得不以各自的努力向外界推介自己的作品。形成于1994年的古交诗会，1997年星期五酒吧的诗歌朗诵会以及《2001年诗选》的自费印刷发行，都是他们多方努力的一些踪迹。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周折中，从2002年初开始，当我们试图组织一批稿件形成丛书时，应者如云，征询不断。最后，由于经济的、现实的种种原因，原先有意加入该诗丛的部分诗人未能如愿，否则这套诗丛将会有25位左右的诗人参与。

　　现在成形的这个阵容，除了上述提到的6位具有“坚定诗派”的主体创作特色外，其余8位诗人也通过他们的作品向诗坛展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其中师涛是一位来自陕西的诗人，他的诗简约、凝练，语言从容，收放自如，表现出第三代诗人固有的忧郁倾向，与“坚定”的作者群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明祥的诗尽管在风格上无法归入哪一派，但积年累月的创作实践已使他的诗由传统新诗的表现手法向着语言的自如和内涵的深刻过渡，并表现出纯诗人式的执着；杨丕梁是一位学院派诗人，从过去的那个时代到现在，他的诗经过现实的不断淬火，已彻底摆脱了对事物表象的描摹，而进入到本质和深层，成为一位具有当代意识的现实主义诗人；胡文亮的抒情诗，也仍然以其固有的同时也是很传统的手法表现了一以贯之的丰富内涵，给我们带来了欣赏的愉悦；杨锐的诗，在山西诗界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作，但一直未能加入到诗歌的主流群体，而一直在边缘潜心创作，他那富含哲理与萦思的诗句，很恰当地把生活的精彩之处记录下来，给读者尤其是经历相似者以瞬间或持久的启发，也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另外3位女诗人李霖、杨春娥、杨爱梅，都是忻州女子文学社的成员，她们的写诗历程可能比“坚定”诗派中的一些诗人还要长久，但也同样未能同这一批人形成合唱，只是单打独斗，自我完善。通过这一次的融合，她们的创作风貌已全面地展示在大家的注目之下，其中李霖诗歌中的忧郁与激情，杨春娥诗歌中浓烈的抒情与率直的表达，杨爱梅诗歌中对自我的极度张扬，都给这套丛书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个性风采，并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碰撞，获得更多诗学意义上的灵感。

　　《坚定诗丛》的编辑出版，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未能囊括“坚定”诗派的全体，未免有遗珠之憾，但它所表现的精神实质却无疑已经代表了山西第三代诗人的总体创作特色。它的社会学意义就在于，通过不断融合与汇流，最终使诗人的创作回归到诗学本身并相互激发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这一出版事件也有利于扭转存在于山西文学界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即门派林立，相互排斥，以功利的手段取代作品的较量，以空洞的说教否定扎实的写作，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其它形式的文学领域，这种现象已极大地迟滞了我们的创作，并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新生力量的崛起。我相信，随着山西诗歌创作的进一步活跃，会有越来越多的同仁赞同我们的努力；这种尽可能排除了物质因素的纯粹自我化的方式，也必将为山西的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清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