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长篇小说《河洛图》：家族传奇中的家国情怀

　　近读李佩甫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河洛图》，感觉内蕴上丰沛厚实，艺术上精雕细刻，称得上是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还向人们表明，以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原沃土，实为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富矿;而如李佩甫这样的“50后”一代作家，因生活积累十分厚实、艺术储备格外扎实，在小说创作上仍然宝刀未老，大有可为。

　　长篇小说《河洛图》是李佩甫在10年前撰写的《河洛康家》的电视剧本基础上，历经多年打磨而成的。剧本有巩义康家的原型，小说有《河洛康家》的依托，按说在此基础上完成小说创作并不困难，但作者却为此花费了很长时间，耗费了很多精力。有一篇见诸于报端的访谈，其中谈到李佩甫全力投入作品而不顾其他时说：“这证明他对于打造个人精神世界的专注与忘我。”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在如今这个喧嚣的时代，静下心来去埋头创作，构筑自己的一方世界，是需要特别的能耐、特殊的定力的。正是由于潜心创作、不问东西，李佩甫才能再度写出《河洛图》这样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具有精神丰厚度的小说力作来。

　　《河洛图》主要描写河洛康家依托儒家文脉发家致富的故事。中原河洛镇有周家和康家两个远近闻名的家族。周家靠着柿饼熬霜糖扬名河洛，而康家则由不断变卖家产供儿孙读书，终于供出了两个进士，这使康家虽然生计拮据，却自有一种基于“字墨”的傲气。但周家的女子周亭兰嫁给康家的小子康咏凡后，康咏凡替为国捐躯又蒙受冤屈的父亲康国栋拼死苦谏，最终撞死朝堂。连失子嗣的康家老太爷康秀才把管家大权交给孙媳周亭兰，自己离家别居。临危受命的周亭兰一方面苦心支撑着家业，一方面精心抚养着儿子康悔文。长大成人的康悔文秉持“愚直”的康家为人传统，坚持以“仁”“信”的理念经商理财，使康家的产业从中原向西伸展到陕西，向东伸延到山东，不断发展壮大，遂又成为官衙压榨、兵匪祸害的对象，遭遇了更大的风险，经历了更多的坎坷。

　　这样一个看似并不繁复的故事，实际上包孕了十分丰盈的内蕴。它看似是在为河洛康家的经商致富树碑立传，其实是以此为主干线索，囊括了不同层次的意涵：中原豫商的兴起与盛衰，中原文明在明清之际由重农向重商的转型，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家族中的代际转承，民间的经商文化与官僚的封建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等等。还有一些说法，虽然颇显高蹈，也还值得斟酌，如《河洛图》一书的腰封中说到的：“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运命倾轧下的商业韬略，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些说法可能都有理有据，但我以为，解读一部作品，要义不在于求高求全，而在于简约和准确。在我看来，《河洛图》有两个方面的要点特别突出，而有了这样两个要点，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就自不待言。

　　其一，在对家族后人的悉心教育中传承传统文化精义。

　　河洛康家有着深厚的“字墨”传统，尤其重视对于后人的启蒙与教育。周亭兰恳求康秀才好好教育康家子孙，康秀才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教育康悔文和康有恒如何修身做人，把“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优良传统表现得无以复加。康秀才给康悔文开馆授课，并不教他识文断字，而是以“上街去买字”的方式，让康悔文在实际生活中去碰撞、摸索和领悟，然后再结合这些实际体验讲述“仁义礼智信”的道理，使康悔文真真切切地懂得“人无信不立”的深刻道理。开蒙起始就以“仁”为基，以“信”为本，这使康悔文为人处事都格外仁义。于是，就有“三千两银子”救仓爷，冒死告发“盗卖仓粮”案的壮举，使康氏家族重开祠堂，康家从此走上河运经商的康庄大道。

　　对于重孙康有恒的教育，康秀才同样也颇费了一番特别的功夫。7岁的康有恒河边放铳伤了别人，康家绑了他去见官，并狠下心来让他“站枷三日”。进私塾读书，康秀才让康有恒不仅要读书上的字，更要读字“后面的人”。以此方式苦心教授了5年，使得12岁的康有恒经过这种熏陶渐渐变了一个人，深刻领悟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生哲理，使得康家在其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上后继有人。

　　作品在康悔文带领康家船队东去西往经商运货的故事里，先后有着“赌赢赌场”“以粮换地”等大大小小的业绩，但康家生长于经商的背后，是康家做人做事的披心相付，讲信修睦，与任何人的交道与往来，康悔文都始终持守着“仁义”二字。康悔文是在以船队运货，以河运经商，但与此同时也是在以他的方式传递“仁”的理念，输送“义”的精神。而这种商业经营背后的文化经纪，才是康家从无到有、由穷变富的制胜法宝。

　　其二，在与各种势力的不断较量中匡扶社会正义。

　　康家在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使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并不顺遂。但正是通过这种对抗与较量，康家显示出了中原豫商恪守的传统道德与儒家文化的正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声张人间正气，匡扶社会正义的积极作用。

　　对康家构成威胁与障碍的势力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有以断指乔为首的花家寨专劫官道商旅的杆子(土匪)，有以捉拿“前明余党”为名肆意抓捕嫌疑人士的官衙捕快，还有以“剿匪”为名驻扎下来“设卡抽厘”的官家军队，更有紧盯着康家寻隙嫁祸的河务侍郎宋海平等贪官污吏。这些不同方面的势力交织一起，不仅对康家正常经商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还以沆瀣一气的为非作歹和狼贪鼠窃，给河洛一代的社会氛围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沉重阴霾。以康悔文、周亭兰为核心的康氏家族，除以舍弃钱财平息灾祸，求访官员疏通关系来渡过难关外，还以救护人犯、帮衬义士、团结民众、揭露贪官等方式扶正祛邪，软硬并举地与邪恶势力展开有力抗争，并以暗中处死宋海平为标志，消除大患、为民除害，取得了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从向后人教授传统文化之精义到维护一方社会之正义，康氏家族的种种作为都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系连，那就是崇德向善、敬恭桑梓、守正不阿、恤民效国的家国情怀。康氏家族的“字墨”之风，康秀才的文化传授，康家后人的文化认同，其实都是根植于士大夫的文化信仰和中国先哲的人文精神，其核心要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康氏的经商理财与为人处事都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贯注了这样一种精神。或者说，豫商康家所以讲究“字墨”，崇尚儒家，正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体现着建立在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基础上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康氏家族走向致富的最大秘诀所在，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内核所在。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也解说着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