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红色经典】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当代文学史上诞生了一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它们以强烈的史诗追求和卓越的艺术概括力，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部分红色经典作品，与读者一起以文学方式，重新回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奋斗历程。

周立波1958年3月在湖南益阳留影 资料照片

《山乡巨变》在《人民文学》杂志1958年1至6月号上连载，并于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山乡巨变》在《人民文学》杂志1958年1至6月号上连载，并于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湖南益阳清溪村广场上的《山乡巨变》雕塑 资料图片

　　少年时期务农、求学，青年时期参与革命与左翼文艺运动，20世纪40年代奔赴延安，在现场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再次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开始新的创作……这是周立波的生活轨迹，也是一代写作者的生命道路——有信仰、有力量，内心笃定、笔底有光。周立波及其同代人是与时代社会高度贴合的，他们从生活中来，到人民中去，命运连在一起，心也连在一起。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文学理解、美学倾向、艺术风格不断求变，但他对重大历史变革时刻的关注与坚定不移的人民情怀始终如一。重温这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不难发现，《山乡巨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颇具现实品格和艺术张力的作品，周立波通过农村合作化这一视角，挖掘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产状况与精神状况，并对其中蕴含的国家观念、组织意识、互助理念等深入探讨，充沛地展现了特定社会时期的历史价值。

　　周立波说，“假花是不打动人的”，“文学的园土是在人民生活里”。而今，清溪村的山水比以往更显青翠，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延续着周立波的文学道路，以真诚热忱之笔记录广阔时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与乡村变迁经验，在文化与时代生活的深度融合中，在新山乡巨变的时代书写中，用文学为乡村振兴赋能。

　　“无论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广为传诵的名言，“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周立波的创作自始至终贯彻了对“扎根生活”的号召与要求。对于他来说，“扎根”不仅是满足于政治动员与组织形式的行动，更是自身创作实践的原动力，换言之，“扎根生活”一直是周立波文学创作发生的源头活水。周立波说，创作的好坏有很多因素，作家的政治品质、思想修养、艺术造诣、创作经验、劳动态度和个人才能都起着很大作用，但“源泉”是根本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东西”，“无论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人民的生活好比是百花的土壤”。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立波创作的成功与否都与“扎根”的有效性相关。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牛》，以及随三五九旅出征时写作的《南下记》和《万里征尘》，都因切实的生活实感而引人关注。在东北期间创作的《暴风骤雨》更是因“扎根”而成功的佳作，小说甫一出版便备受好评。在这部小说中，周立波对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加以概括演绎，以松花江畔元茂屯村为背景，反映出受尽苦难的人民群众如何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其势如暴风骤雨”。直到30余年后，曾在元宝镇与周立波一同参加过土地改革的干部和农民都对《暴风骤雨》中的场面与细节津津乐道，文学中典型人物与现实中的广大人民气息相通、血脉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新的历史氛围的感召，周立波转身工业题材小说创作，《铁水奔流》正是他根据石景山钢铁厂的生产情况创作的长篇小说。然而与广受称赞的《暴风骤雨》相比，《铁水奔流》的认识偏差与表现限制都让这部作品的深刻性与生动性打了折扣。当时就有论者认为，“（《铁水奔流》）对工厂生活写得比较浅，塑造人物不够丰满，艺术吸引力差，不一定能使读者感兴趣……”周立波自身也对这部作品不尽满意，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模糊，自己对人的观察还不够。有鉴于此，周立波决定从自己更熟悉的乡村生活中汲取力量。1955年夏，适逢中国作协等单位动员广大文艺家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周立波欣然响应。

　　于是，那个曾经从这里走出去的少年，再次回到了亲爱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田垄上，资江水的河岸旁，竹丛、屋场、学校里，周立波忙碌的身影闪动在老乡们的眼里。回乡之后，他先是参加了湖南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然后在老家益阳县清溪村扎根生活，全面了解了当时湖南农村关于粮食、肥料、养殖、公债、生育等各类基层情况。周立波不仅亲自参与劳动，还就地开展组织工作，他担任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和写作《铁水奔流》时以观察和谈话为主的“扎根生活”方式不同，回到家乡的周立波切实展开了基层工作。从土地入股的不同农户差异，到农具的定价问题，他事无巨细。《山乡巨变》中陈大春的原型陈年春就回忆道，周立波负责创办了大海塘乡3个初级社之一的凤鹤社，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凤鹤双飞，吉祥如意，美好的名字包含着每个人对未来的心声，也孕育着新的作品的诞生。

　　“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以这样一个纷繁的场面，周立波开启了《山乡巨变》的故事。《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铁水奔流》之后创作的第3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分为正篇和续篇两部分，全书共计49章，总字数逾40万字，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连载，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山乡巨变》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周立波将视角从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转移到湖南益阳周边山乡的合作化运动。整部小说以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背景，聚焦了1955年冬到1956年春夏期间清溪乡日新月异的新发展。小说中，经验丰富、吃苦耐劳的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入驻清溪乡后，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任务，这个沿袭古老社会民俗的僻静山乡开始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清溪乡原本是典型的传统农业乡村，村民们世代以耕作为生，但生活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随着合作化政策的推行，深刻的农村变革拉开序幕。然而，由于部分村民传统观念深固，思想风习陈旧，加之反动势力的蓄意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并不顺利。邓秀梅与当地乡干部李月辉、陈大春、刘雨生等人齐心协力，广泛走访群众，耐心解决困难、疏导矛盾，并积极拓宽组织力量，最终打消了怀疑者的顾虑，在全乡顺利建成了3个初级合作社。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邓秀梅，一个外来者来到山乡，迅速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与邓秀梅和乡干部们并行的还有一条“抵抗者”路线，龚子元等人阴谋破坏合作化，利用部分农民尚无法与最新社会形势同频的观念缺口，阻碍巨变在山乡发生。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设法把握宏阔的现实图景，试图让小说在编织整个农业化过程的写作中完成史诗性的追求，也因此，如何让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展开不同侧面的矛盾关系与性格写照，成为作品尤为重视的层面。除了邓秀梅等无私苦干的基层干部，龚子元等暗中潜藏的阶级敌人外，周立波还成功塑造了若干之后被描述为“中间人物”的形象，其中“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传统农民就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分歧性态度，反映出时人对政治形势理解的多样性，也使得《山乡巨变》超越了观念图解式小说，体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正如有论者评价道，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总是力求透过一些看来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显示出它们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意义，透过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日常言行，来挖掘人物性格中的社会内容”。

　　以“亭面糊”为例，盛佑亭出场时是一个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农民。因土地改革的红利，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但思想上的守旧让他对新事物充满怀疑。怀疑入社是否会吃亏，个人的利益是否会遭到减损，像“亭面糊”一样的农民思想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亭面糊”完成了对合作化运动从消极保守到参与推动的态度转变，但小说的出彩不在于他的最终选择，而在于他坚定信念的过程。在“亭面糊”盛佑亭身上，周立波把传统农民普遍的世故与善良、勤劳与犹疑、狡黠与真诚的复合性写得十分生动。这些“中间人物”的入社故事，既是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思想改造的事件，更展示出源自乡土民间的人物特点。小说中人物的立体感还从他们的成长性中清晰可见，比如盛淑君，她从一名对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颇不耐烦的青年成长为合作社的宣传队长，她与陈大春之间的爱情也在合作化运动中逐渐成熟，一个充满热情的、聪慧的女性被塑造得惟妙惟肖。《山乡巨变》的成功源于周立波对最熟悉生活的细致把握，他以村中农民为人物原型，塑造了一系列真实可感的人物群像。这些充满文学光彩的人物分布于各个阶层，他们彼此的身份、性格、认知都不尽相同，不同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推进了小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山乡巨变》的现实主义成就与人民美学，得益于周立波精心又自然的人物创造。他曾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中集中回应了如何写好小说的人物：“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倾听一切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活泼的语言”；“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

　　回到清溪的生活更像是周立波对自身记忆的重返。这片青山绿水教养他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著名作家，并在此给予他常识式的文学教诲：“要紧的是采取一个普通农人的姿态，扎扎实实和群众一道劳动，同吃、同住，当小学生，毫无架子，虚心、诚恳地向群众学习。这样，人们就会无拘无束地和你交谈，把你当作知心人，你就会变成群众中的一个，生活在他们当中。”在周立波看来，有了人物，才有故事，只有熟悉人物内在的思想，从具体的生活中获得与之相同的情感结构，才能真正地让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统一起来。

　　小说发表后，评论界对《山乡巨变》的关注亦有很大部分集中在人物分析上。王西彦在《读〈山乡巨变〉》里表示，小说中人物鲜明的形象成功吸引了他，他关心邓秀梅、李月辉等人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成功和失败。小说不仅通过人物的行动展现合作化本身的发展，也通过人物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写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黄秋耘在《〈山乡巨变〉琐谈》中说，“（小说中）最令人击节赞赏的艺术特色，就是作者能够用寥寥几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幅幅人物个性的速写画。”黄秋耘以“亭面糊”为例，他那些喋喋不休、幽默传神的谈吐和行为，既传神地让乡村声态并作地跃然纸上，同时体现出作者对具有缺点的人物的爱。“作者对他的缺点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无爱抚之情，满腔热情地来鼓励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保护他每一点微小的积极性，只有对农民充满着真挚和亲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这样着笔。”

　　除了人物形象的优长外，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还有突出的风景描写，清溪村的风貌一览无余。“多好啊，四周是无边的寂静，茶子花香，混合着野草的青气，和落叶的沤味，随着小风，从四面八方，阵阵地扑来。他们的观众唯有天边的斜月。”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些山乡风物的铺展，让政治叙事多了一重温婉的人情，从而超越了特定主题的表达限制。有论者概括道，“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是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又一贡献。

　　此外，方言、俚语、口语的运用也是《山乡巨变》的一大特点。以乡民农人口吻说话，令小说情感和乡村伦理都更显真实。周立波善于在口语中夹杂湖湘方言，“越口”“挑精”“溜沟子”“劈直话”等表述都源于益阳的田间地头，带着独特腔调的文化韵律为作品的艺术表现增色不少。尤其是随处可见的人称代词，“老倌”“老驾”“胡子”“堂客”等串联大篇幅的人物对白并包孕在对白当中，有效地表现出地域文化视域下人的潜在性格与思想表情。《山乡巨变》通篇充溢着明白晓畅的语言，周立波将日常语言加工并结合古汉语的简洁隽永，通往别有意味的民族形式。他的文学语言具有一种中介性，一方面将平易典雅的古汉语锤炼到现代，一方面将高度特殊的方言词提炼到现代，形成朴实而不鄙俗的语言艺术特质。

　　周立波对小说艺术的辩证看法统一于他的世界观——“今天落后的，明天就可以进步。”“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山乡巨变》的典型人物身上生长着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周立波在对现实的高度关怀中透露出的诗性思索，正像他借小说人物陈大春之口所说的那样：“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

　　“在不远的将来迎接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1955年，周立波返回清溪乡，见到了堂弟周萼梅，以及堂弟身边一系列人物原型，他们是山乡中的干部、农民，也变成了小说家笔下的典型形象。《山乡巨变》中邓秀梅的原型彭玉霞至今还在世，每当有人前往清溪村拜访，她都会讲起当年的故事，并向往来的游客表达由衷的喜悦：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真是巨变！

　　半个多世纪过去，周立波想要“打扮”的家园，而今已经真正变成了人人喜爱的美丽的花园，周立波、《山乡巨变》和清溪村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山乡巨变》的每次重印、再版都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经典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2019年，《山乡巨变》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书目。

　　近年来，《山乡巨变》还逐渐走向舞台和银幕，花鼓戏版改编不断在今日清溪村上演，电影《周立波回清溪》与纪录片《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综艺节目《我和春天约在清溪》和微短剧《有种味道叫清溪》也分别从曾经的故事与当下的时代价值出发，探索新时代《山乡巨变》在融媒体传播领域的最好通道。

　　2021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作协提出“新时代文学”的主张并进行系统阐释，号召广大作家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书写具有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中国故事，“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应运而生。2022年3月，中国作协正式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征稿启事中写道，“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晶莹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以文学力量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

　　与建设“新时代文学”相应，2021年以来中国作协一直在助力湖南益阳清溪村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拔地而起，一座座清溪书屋围绕着“立波书屋”渐次排列。当地的村民称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为“文学的桃花源”，这座造型如同折本书籍的建筑仿佛一张画卷，为青山绿水点睛，汇聚文气。珍藏馆落成之际，人民艺术家王蒙留下赠言：“做人民的学生，在生活中深造”。中国作协新会员入会时，每人都收到向珍藏馆捐赠个人著作的邀请，中国作协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版著作不断汇聚，再集中转送至清溪村。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员们，也选择清溪村作为学习的实践地，并向珍藏馆赠送书籍。来到这里，他们惊喜地发现，有许多小读者也在家长的带领下到清溪村研学，大读者与小读者一同站在馆内，向文学前辈周立波遥遥致意。这座兼具珍藏馆、博物馆、图书馆功能的大型综合馆群，预计未来将容纳50万册有着不同作家手泽的著作，一份份文学心意从五湖四海飞向清溪村，共同参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就像纪录片《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所观察的那样，清溪村的新的山乡巨变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书、屋、溪、灯、竹、路，纪录片的每一条主题线索都观照着不同的景观——“文学村庄、乡村风貌、生态改善、基层治理、产业振兴、道路自信”。

　　走进今日清溪村，大路宽阔，小路静美，荷叶莲花自在，竹林间清风阵阵。大型智慧乡村剧院清溪剧院端坐村中央，一位位知名作家来到清溪村，一场场文学活动展开，“十步之内必有美景，百步之内满是书香”。2023年5月，中国作协“益阳文学周”举办，数十位作家从这里聆听“清溪一课”，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作家们分赴益阳各地授课，讲解、传承周立波的文学作品与人格风尚。在行走中，大家由衷感慨：“最值得学习的是人民对生活的无限热情。”

　　还有一些作家一直“驻留”在周立波先生的身边——围绕清溪村广场的，是21座知名出版社与知名作家的“书屋”，以立波书屋为首，联合成独具特色的书屋群落，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读者参观打卡。无论是“未来感”十足的刘慈欣书屋，还是充溢北国风光的迟子建书屋，每一位作家书屋都有着精心的设计，让每一位前来阅读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本书。近年来，清溪村探索“公司+集体+农户”的管理模式，带动村民就业500余人，仅去年一年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大幅提升了村集体收入。在清溪村，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已经显露初步成效，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大家的精神充实了起来。村内依托文学资源，定期举办文学读书会、朗诵会、戏剧节等，“立波书屋”的主理人卜雪斌在接受采访时深情地说，他们的家乡已经成为别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2022年7月30日至8月1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在“山乡巨变第一村”湖南益阳清溪村举行，这处曾经被周立波的文学滋润过的一方山水，迎来了一脉相承的新变。两年过去，“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经结出累累硕果，《雪山大地》《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热雪》《芬芳》《草木志》《花灯调》等一系列作品开拓文艺新境界，讴歌新时代农村的伟大变革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以文学力量“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雪山大地》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称其“沧桑正大、灵动精微，史诗般的美学风范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历程”。

　　在长诗《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中，周立波写道：“他所歌唱的美丽和真诚，会永远生存。”在向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寄语里，周立波曾说，他相信社会主义的文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繁花似锦的灿烂的春天。而今，焕然一新的清溪村已经用行动把周立波的心愿书写在大地上。山河锦绣，人民豪迈，我们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劳作，周立波所歌唱的美丽和真诚，就会存续到永远。

　　《山乡巨变》内容选摘见今日14版。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0日 13版）